专访｜“那不勒斯四部曲”译者：真正的友谊不是只有甜的

意大利当代作家埃莱娜·费兰特（Elena Ferrante）是一个谜。

她写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她入选《时代周刊》所评“当今世界100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但人们依然无法确定她的真名甚至性别，只能通过作品，想象费兰特是一位女性，并于20世纪60年代末上过比萨高等师范。

1991年，费兰特在给出版人Sandra Ozzola的信中写道：书——一旦被写出来就不再需要他们的作者，如果它们真的足够好，它们迟早会找到自己的读者。

对于一部外文作品而言，找到中国读者，翻译至关重要。4月13日，“那不勒斯四部曲”中文译者、四川外国语大学意语文学教授陈英做客上海图书馆，从四部曲开始讲述历史的暴力与意大利女性主义写作，并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女性必须经过各种体验， 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在意大利，其实自从费兰特于1992年发表第一部作品 《烦人的爱》之后，她就红了。读者从1990年代开始就对她充满好奇。”陈英提到，尽管费兰特不喜欢接触媒体，但费兰特将她和读者、编辑及当代作家的通信编成访谈集《碎片》（Frantumaglia），“书里的交流都非常有深度。”

陈英和四部曲的第一次接触要追溯到2013年，出版人彭伦找她翻译。“我原本计划是先把书看掉五十页，结果一下子看了一晚上，抬头天亮了。我就觉得这是一部吸引人的、有分量的书。说的是女孩的故事，底下还有很多社会问题。”

陈英笑言，译者对于书的传播非常重要，四部曲在美国火起来也有美国译者Ann Golstein的缘故。“我一开始推荐北外的一位老师来翻，他水平很高，但后来说最好还是女老师来翻，我就硬着头皮上了。一百多万字，翻译了三年。”

回忆翻译四部曲的过程，陈英感慨：“我能对那些女性私密的体验有切肤的感觉。尤其读到对生活的满意感、中年危机这些，就觉得自己陷进去了。感觉我好几年都在那不勒斯生活，有不适，有痛苦。”

“费兰特的作品风格是现实主义，节制，老实，回避后现代华丽的手法，基于史料、日记，但她也会区别小说中的现实和真正的现实。”陈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四部曲中最难的翻译在于第一本，“那时候我还在找语感，就像演戏找感觉一样。一开始觉得怎么都变扭，过了一段时间，到了第三、第四本就好了，就像在演自己一样。”

“或许是和我自己的年龄相关，我最有感触的是四部曲中的第四本。在故事里埃莱娜觉得以前特别重要的事后来就没那么重要了，她反思自己是一个幸存者，清算自己的一辈子。”陈英说，“我挺受启发的，觉得女性必须经过各种体验， 才能走到成熟的一步，才能实现自我救赎。”

友谊如果不存在阴暗面，就不是真的友谊

“在意大利文学界，四部曲的特殊在于从没有人将女性友谊写得如此深刻。”陈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埃莱娜和莉拉的关系比爱情更长久，比亲情更深刻，她们是一种非常规友情，甚至于用“友谊”来界定都显得狭隘，“它让我觉得，友谊如果不存在阴暗面，就不是真的友谊。真正的友谊不是只有甜的，还有背叛、妒忌和仇恨。”

“费兰特把女性友谊的复杂性写得非常透彻，从六岁写到六十岁。国内也有‘七月与安生’这样女性友谊的作品，但是没有这样跨越童年、青春期、成人期直至老年。”

“费兰特的这种写法也和女性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四部曲的第二主题就是母女关系。埃莱娜和母亲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她们从矛盾到讲和，真实复杂，细致感人。”陈英说，“同时你会发现，书里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平面的，比如莉拉美丽但是暴戾，埃莱娜努力但是功利，每个人物塑造都富有张力。”

四部曲也试图通过对女性友谊复杂性的探索来揭示当时意大利南方社会的各种问题。小说里交错出现意大利语（编者注：标准意大利语并不以首都罗马方言为基准，而是以佛罗伦萨所在的托斯卡纳地区方言为基准）和那不勒斯方言，两种语言似乎也被赋予了社会属性，将当时社会的阶级差距表现出来。

陈英说：“从生活语言学的角度，四部曲里有不同的语体，有标准的 ‘普通话’，也有稍显粗鲁的方言。这在翻译过程中很难处理。对于最激烈的感受，费兰特会用方言体现。她就在方言中汲取营养，做自己的文学语言，就像莫言那样。当然她很克制。”

意大利女性写作传统的继承和延伸

在陈英看来，费兰特的写作其实继承了意大利著名女作家莫兰黛的新现实主义，张扬了女性书写历史的诉求。“莫兰黛觉得历史都是男人写的历史，所以她写了长达661页的小说《历史》。”

陈英说，《历史》讲述了1941年到1947年期间发生的事情，每年一章，以短小精悍的篇幅概述那年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展示该章小说情节的时代背景。这样的布局与结构使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当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觉得费兰特的四部曲其实也是意大利的历史小说。”陈英说，“从意大利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那不勒斯的贫穷、学生运动、妇女解放、工会运动、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分化、那不勒斯克莫拉组织、净手运动、宗教问题、婚姻法变革等等，各种历史事件穿插其中。”

尤其，上个世纪70年代的女权运动、性解放、避孕药的合法化、离婚权等也在埃莱娜和朋友的交谈中得到深入讨论。四部曲甚至直接引用了70年代意大利女权主义者卡拉·隆齐的文章来展现当时运动的热潮。

陈英认为，四部曲不仅是意大利女性写作传统的继承和延伸，也是对60年代至今女性主义运动的回顾。在小说里，埃莱娜接触到了女权主义思想，不仅写出了一本七十多页的女权主义著作，甚至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为那不勒斯郊区工厂的工人争取权益。

“女性问题其实也是普世性问题，费兰特在世界上的译介也掀起了学者对于女性处境的讨论。”陈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四部曲引进中国后，很多出版社开始注意到意大利文学，开始注意到女性体验。”

那不勒斯有费兰特比萨

在四部曲之前，费兰特已写过《烦人的爱》《被抛弃的日子》《迷失的女儿》三部作品，无一不和那不勒斯有关。那时她说过：“假如还可以继续写这个地方，我想写一部小说，能讲述一个充满着悲惨和暴力的故事，各种声音和事件交织在一起，各种行为：可怕的和微不足道的事情。”

“尽管我生活在很远的地方，我和那不勒斯之间的关系没办法清算，这个城市对于我来说，不像其他地方，这个城市是我身体的延伸，生活感受的原型和参照。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都是以那不勒斯为背景，都有方言的回应。”

再后来，真有了“那不勒斯四部曲”。

“在意大利历史中，如果说佛罗伦萨代表着艺术和诗的话，那么那不勒斯则代表思想和哲学，这里产生了托马斯· 阿奎那、布鲁诺、康帕内拉和维科。”陈英说，意大利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都描写过那不勒斯，深入揭示意大利“南方问题”，“那不勒斯四部曲”则把这一传统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使“费兰特”这个名字和那不勒斯这座城市密不可分。

“密不可分到什么程度？我们去那不勒斯的比萨店，还有披萨叫费兰特比萨。”

陈英感慨，费兰特笔下的那不勒斯真实鲜活，具有独特的气味、颜色和声音，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让人仿佛身临其境，这也是费兰特能进入世界文学大舞台，在全球拥有广泛读者的主要原因。

陈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她的想象中，费兰特是一位非常睿智的金发女郎。“曾有记者在采访费兰特时表示书挺有意思的，但自己对费兰特的名字没什么印象。费兰特反问道，假如您听过我的大名但对我的书没啥意思，您还会不会很快想到采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