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反对专门给社会企业出台税收优惠政策

4月12日，由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的《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发布，报告从社会企业、社会投资、支持机构和政策环境4个角度收集和分析数据，首次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行业发展现状。

此次调研样本包括371个社会企业、44家投资机构、21家支持机构，以及146个政策文件。项目组还访谈了13名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及行业专家。

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彭艳妮第一时间对报告进行了解读。

社会企业到底是什么？

这次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采用了高低两个方案，低方案估算有自觉意识的的社会企业数量为1684家，高方案是无意识的社会企业数量，有1750420家。这是否说明无论公众还是学术研究界，对社会企业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共识？报告中提到，日本的社企数量估算也存在这样的差异，定义的模糊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吗？

这并不完全是定义的问题，最大的难点是它难以统计，因为社会企业不是通过一个法人形式来定义，有注册为公司的，也有非营利组织，更多要去看它的行为，看它的治理。所以社会企业是一种思维模式，也是一种运营的模式，这是非常难统计的。

定义的问题也存在，确实全世界没有统一的共识，大概会有几个派别，比如尤努斯这一派，强调绝对不能分红，也有很多认为企业可以分红。社企论坛的报告采用了一个最具有包容性的定义，即用市场的办法、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的问题。在国际上谈到社会企业，人家首先会自我介绍，说我是一个营利性的社会企业，或者说我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企业，所以这两种是都是存在的。在中国，大量社会企业是无意识的，大家的认知还是很低。

从前摩拜单车曾经入围过社企论坛的奖项，引发了争议。这次报告中有个数据，367家社会企业服务对象总量接近12亿人次，其中服务人数最多的三家社会企业总和达到11.5亿人，均为互联网类机构。这三家机构是什么？类似摩拜这样的企业如果是社会企业，如何看待商业公司和社会企业的边界？

这三家公司都是可以清晰地界定为社会企业的。如何看待边界的问题，今天下午我们论坛的讨论主题叫做“混沌之地、创新之源”，很多创新都发生在打破边界的地方。在现有的边界下，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第三部门都有失灵的地方，打破边界是希望看到更有效的方式。我认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精神、影响力投资这些概念，最大的价值在于调动更多第二部门的资源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它倡导第二部门用自己擅长的方式，从业务出发，参与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企业正在从非营利领域跨界到主流商业流域

报告有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社会企业处于起步阶段，44%的企业成立不到三年；但同时数量增速已经放缓，进入了瓶颈期，也提到国际上的社会企业热潮有所消退。对这种趋势怎么看？

增速放缓，这说明到了一个转场，社会企业正在从非营利领域跨界到主流的商业领域。社会企业在中国开始于2007年，前十年主要是NGO圈子在做，现在很多数据是当时积累而来，有大量草根NGO注册为民非，用社企的方式来做事。这些数据更多来自慈展会的认证、社企奖的评选、恩派等枢纽组织支持的机构等等，有局限性。

有一些机构可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比如今天下午参加论坛的禹闳资本、庆渔堂。所以看上去是增速放缓，其实反映了现在的趋势，下一场的生力军肯定更多来自商业领域，而不是传统的非营利领域。

社企论坛去年的第四届年会，首次实现了商业领域参会人士多于公益界，也反映了这个趋势。今后社企论坛的定位和主要工作对象，也更多面向主流的商业和投资界。

国外的情况也类似，我们2007年去英国看社会企业，大量是合作社，还有一些慈善组织为了自我造血成立的社会企业。再过几年去看，更多来自商业领域。现在去看，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更多来自商业领域，全世界有2000多家B-Corp企业，全球趋势是一致的。

希望政府正面认可，但反对税收优惠政策

对报告提到的社会企业发展制约因素，如政策、资本和社会环境怎么看？企业自身应该提升哪些能力？

政策方面，目前国家对各行业有一些引导政策，北京、成都、深圳、顺德几个地方出台了支持政策。目前大家可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行业政策的重要性。报告的分析很好，这里引用一段：

“总体而言，我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宏观政策环境向好，但国家出台“社会企业”专项法规政策条件还不成熟。行业政策对广义社会企业类创新实践有不同程度的支持，但政策普遍落实尚需时日。地方政府创制社会企业政策的主要动因是高层领导支持，顺应地区发展战略，同时能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认知共识。目前各地处于政策落实之初，执行效果有待关注。其影响因素包括：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主管部门体制及一线公务员业务能力。”

我一直反对专门给社会企业出台税收优惠政策，一旦明确税收优惠，会有更多人和机构打着社会企业的幌子去钻政策漏洞。比如上世纪90年代，扶持残障人士就业的福利企业有税收优惠，很多企业号称雇佣了残障人士，其实只是让他们在家领低工资，并没有真正促进残障人群就业、融入社会。我希望政府能够正面认可社会企业的价值，比如这几个地方政策就很好。

资本方面，现在中国跟国际的差距非常大，只有少数先行者在做，大家的意识还不足。

企业自身也需要提升经营和运营能力，这次调研的社企商业运营能力普遍在3分多（满分5分），相当于不到70分，刚刚及格。

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都有价值

在社会投资领域，商业投资机构的财务回报高于基金会。这是由于基金会的投资能力确实有欠缺，还是因为基金会可能更重视社会价值，而对财务回报的重视程度可能不如商业机构？

投资主体不一样，所以偏好不同，商业投资机构肯定特别重视财务回报。一个企业如果社会价值很大，财务回报一般，商业机构可能没有强烈的投资欲望，但基金会可能看重它的社会价值。

社会企业是一个光谱，很多样。不同类型和阶段的社会企业需要不同的投资主体，尤其是前期风险大、可预期财务回报不高的时候，很多商业机构不愿意介入。南都基金会支持过的一家机构“亲近母语”，原来是我们的景行伙伴，后来发展很好，得到了禹闳资本的投资。不同特性的资金会带来不同的帮助，都是需要的。

量化评估也需要定性内容

社会投资需要社会影响力评估，目前国际上有一些SROI这样的评估工具，将社会价值定量化，以便衡量项目或机构价值。不过大家也一直在讨论，社会影响是否都可以合理量化。如何看待量与质，短期效果和长期影响，行动和改变之间的平衡？

影响力评估特别重要，可能是社企论坛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投资方和社会企业都希望评估社会影响力，但这是全世界的难题，现在国际上有几方共同来做的Impact Management Project项目。

难点在于如何量化，横向比较也很难。让农民增收的社会价值大，还是保护了生态环境的价值大？现在有一个趋势，大家更多对标联合国的SDG指标去衡量。有些机构有自己的一套指标，多是基于项目变革理论逻辑推理，不像商业投资看数字那么简单，需要有定性的内容。大家现在开始认可这样的方向，但还要很多探索。

重新定义商业上的成功

回到定义，社会真的需要社会企业吗？

社会企业兴起基于两个方面的反思，一是欧洲对非营利组织资金和效率提升的需求，一是经济危机之后对资本的反思，这种改进非常必要，所以全世界掀起了一场运动。报告里提到了社企热潮在国际上消退，我认为只是在非营利圈里不那么热了，可能没有捕捉到商业领域的趋势。

现在很多年轻人希望工作和生活更有意义，有很多新的社群，年轻人创业也追求社会价值。我们希望公司重新定义商业的成功，比如B-Corp认证的公司，可以理解为在传统的企业社会责任方向上走得更远，深入到“共享价值”的层面。

所以今年的社企奖设了一个新的奖项，叫“商业向善奖”，希望更多商业机构从自身产业链出发，追求社会价值。

在社企浪潮从公益到商业的大趋势下，中国这两三年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间窗口，社会企业需要把握好这个趋势转换的节点，否则很难推动下一个阶段的大发展。

（本文原题为《彭艳妮解读首份社会企业研究报告：社企浪潮正在从NGO转向商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