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总理领导下做礼宾工作

文 | 吴德广(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司领导成员之一，外交部老干部笔会顾问，中国首任驻古晋总领事)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创始人、奠基者，也是礼宾工作的奠基者和光辉楷模。我曾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20多年，有幸多次聆听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学习周总理对外交礼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决策，至今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删繁就简的“礼宾革命”

1965年7月，我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外交部礼宾司工作。到礼宾司后不久，有一次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要求礼宾司同志们记住四个字“礼宾革命”。之后，礼宾司就用红纸剪出这四个大字，贴在礼宾司办公室的墙壁上。周总理让我们每天都看到这四个字，并永远牢记它。

“礼宾革命”实际上是周总理倡导的我国礼宾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意思是礼宾工作不能墨守成规，应根据不同情况、对象及要求，不断进行革新、完善和提高。

周总理指出，历史上的礼宾制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封建帝国的，一类是资本主义的。过去有很多礼宾规格是资本主义国家定下来的，我们学了一些这类东西，同时还学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这套礼宾程序，也不能完全废除，但可以打破一些，要进行改革，要更多地发挥创造性。也就是说，礼宾革命的目标是既与国际上公认的习惯做法相一致、相衔接，又要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的礼宾风格，为更好地贯彻我国外交政策和发展对外关系服务。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周总理对我国礼宾工作进行逐步改革，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删繁就简。即删简礼宾安排方面一些过于烦琐的礼仪和程序。例如，国宾来访，双方领导人在机场讲话；外交使节在宴会上轮流向宾主敬酒；大使递交国书仪式上双方互致颂答词。这些都应根据礼宾改革的精神加以简化。这种改变不影响原有仪式的隆重，却减少了程序，缩短了活动时间，对各方都有益处。二、创新开拓。即根据我国的情况和对外工作的需要，采取一些独特做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体现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如有国宾来访，我们安排群众欢迎仪式；六七十年代，为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我国给越南南方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代表机构以大使馆相同的地位和优遇等。三、有的放矢。即有针对性、不强求一致。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说，礼宾安排要有针对性，注重实效，要根据客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做到有的放矢。

除此之外，在周总理的领导和关怀下，礼宾工作还作出其他一些重要改革。比如，规定国宴为四菜一汤的标准；取消国宴上外交团团长祝酒和使节敬酒；降低涉外赠礼标准等。强调礼宾活动安排根据对象、情况、时间与地点等诸因素，灵活运用多种形式与方法。

虽然“礼宾革命”很多是简化程序，减少繁文缛节，但又不等于完全简单化，而是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敢于创新，服从政治大局。

我的同事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及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要求访华，其中一些国家领导人希望我国为他们提供接送的交通工具。按照国际上传统做法，接待国不为外宾提供境外的交通工具。对此礼宾司议论很久，提不出什么好方案。周总理一听就有点生气，批评礼宾司对“礼宾革命”在思想上还是没想通。他说，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要来中国，我们不能拒之门外。这次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就是他们投我们的赞成票，这是政治上对中国最大的支持，礼宾司怎么这个政治账都算不过来？对这些国家的要求我们应该给予满足，要派专机出国迎接。他要求礼宾司的领导马上去办，并写报告送给他批。通过这件事，让我感慨良多。

在礼宾司工作的日子里，我亲历过多项礼宾改革，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顺应形势的发展，改革以往的某些礼宾程序；二、保证礼遇规格；三、礼宾工作更加注重实效，提高工作效率，在保证完成外事任务的前提下，精打细算，节省外事开支。

1963 年12 月，周恩来（左三）与陈毅（右一）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期间留影

周总理离开我们后，礼宾司同志牢记周总理“礼宾革命”的指示，也进行过多项改革，其中改革接待礼仪与迎宾场所是最突出的案例。随着各国民航交通日渐发达，考虑到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专机安全责任等因素，并同国际各国礼仪实践接轨，1978年12月，礼宾司向中央上呈报告，建议停止向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提供往返专机。当月，中央批准了外交部的改革方案，派专机接送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做法就此停止。改革迎宾场所也是其中重要一项。1980年，外交部建议将迎宾仪式由机场（车站）改为人民大会堂。当年8月，中央批准了外交部的报告。我国领导人称这项礼仪改革效果好，节约他们很多时间和精力。群众也纷纷写信，赞扬和拥护这项改革，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宾欢迎仪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是一项很好的改革。

“客随主便”和“主随客便”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点之一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周总理在这点上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尤其在同小国、穷国、弱国打交道的时候，他非常注意贯彻这项原则，常说“客随主便”或“主随客便”。

“客随主便”是说到人家那里去做客，要尊重人家的安排，少给主人添麻烦，了解东道国的难处和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等；安全工作除要掌握内紧外松的原则外，重要的是把安全工作主要责任交给东道国负责，做到万无一失。

例子不胜枚举，我略举两三个。1956年，周恩来总理和一位副总理出访尼泊尔王国。尼方出于友好，专门安排尼泊尔首相阿查利亚亲自陪同周总理和这位副总理乘坐尼政府专机——两个螺旋桨的“伊尔12型”小客机前往博克拉小城访问一天。“伊尔12型”客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小飞机，性能和拔高能力均有限，而从加德满都首都机场起飞后即刻要拔高飞越周围高山，且高山地区天气变化大、雾气浓，我方人员对此有些担心。他们报告周总理，建议以日程太紧为由取消这项安排。周总理马上开会，严厉批评说，尼泊尔首相亲自陪同去博克拉访问，完全是一种十分友好的姿态，不去是很不礼貌的。难道大国总理重要，小国总理就不重要？尼方既做此安排，就一定会采取严密的安全措施。事后经商尼方，双方派出有关人员乘坐尼方专机先去打前站。之后，周总理一行按尼方原计划访问了博克拉城。该城人口不到10万人，当天几乎倾城而出欢迎周总理一行，访问十分成功。

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首次访问非洲十国。1964年1月2日，在周总理访问加纳前数天里，加纳首都阿克拉发生了开枪行刺恩克鲁玛总统的事件。1月7日，加纳总统府内阁秘书、外交部主任秘书等4人联合接见黄华大使，表示他们已向恩克鲁玛总统建议，将周总理访加改为非正式、私人性质访问，接待安排重新调整。而次日早晨，恩克鲁玛总统接见黄华大使时，却一再强调局势完全可以控制，安全无问题，希望周总理按原计划如期访问，性质不变，一切安排照旧，他本人去机场迎接周总理。黄华大使报告周总理后，周总理深情地说：“愈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愈是要去。”他当即决定派黄镇副部长先期去加纳同加方商谈。黄镇副部长带去周总理的三点建议：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仪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不去首都以外地方参观，可多进行会谈；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工作。

周总理一行于1月11日晨乘专机抵达阿克拉。专机着陆时未鸣礼炮，改为传统迎宾礼仪，击鼓迎接。在我方建议下，恩克鲁玛总统不去机场，由加方外长等官员迎接。当晚周总理前往总统官邸会见恩克鲁玛总统，总统热情地与周总理和其他随行人员拥抱，并说：“欢迎你，谢谢你能来。”1月13日晚，恩克鲁玛总统在克里斯兴城堡为周总理举行国宴，双方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与恩克鲁玛总统举行多次会谈，会谈中周总理第一次提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

周总理从政治着眼，冒着风险如期访问加纳，在困难的时候支持了恩克鲁玛总统，在礼仪方面强调“客随主便”，体现了对一个小国的尊重和对非洲人民患难之交的真情。

1964年1月30日，周总理应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的邀请，对埃塞俄比亚进行友好访问。埃塞俄比亚迫于美国压力，把接待和会谈地点安排在远离首都的古都阿斯马拉。周总理体谅埃塞俄比亚方面的困难处境，说：“没有关系，外国对他们有压力，我们应该体谅他们。”欣然前往阿斯马拉。埃方深为感动，接待规格逐步升级，周总理所到之处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塞拉西一世皇帝亲自陪同周总理参观，会谈时表达发展埃中关系的愿望。

周总理从加强两国人民友谊大局出发，体谅小国困难处境，客随主便，这种政治家的风度获得了埃塞俄比亚人民的高度赞扬。周总理此行产生重大影响，1970年11月24日，埃塞俄比亚终于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多年接待国宾的日子里，我也常常想起周总理“主随客便”的教导，尊重来访客人的生活习惯，尊重他们的要求和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调整对客人的安排，让客人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周总理“主随客便”例子也很多。

1957 年1 月，周恩来访问阿富汗时和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在一起

1964年10月，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陛下和王后访华，当天下午4时抵达北京。晚7时，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其举行盛大国宴。到了晚上，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都到齐了，等候国王和王后一行。但王后在宾馆化妆打扮，找不到她喜欢的衣装，迟迟未离开国宾馆去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得悉原委后指示：不要去催促阿方。等王后换完她满意的服装、随国王抵达宴会厅时，已是晚上7时45分。对此，国王再三表示歉意。

1970年初，一位外国国家元首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他访问北京的第二天下午，周总理秘书通知接待办公室，毛泽东主席在半小时后接见这位总统，让礼宾官马上通知他。这位总统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当时正在房间做祷告仪式。总统警卫秘书告诉中国礼宾官，总统祷告一般需要20—30分钟。中方礼宾官将此事立即报告周总理办公室。周总理电话交代礼宾官，不要去打扰惊动总统，等候总统祷告结束再请他。周总理即动身去毛主席处汇报工作，利用汇报机会拖延一下时间，以便等这位总统祷告完毕。事后，总统获悉此事很受感动，见了周总理多次为此事表示歉意和不安。

不管是“客随主便”还是“主随客便”，其精神实质是尊重对方，不强加于人。

尊重国宾礼俗是对其国家的尊重

周总理非常重视各国的风俗习惯。他有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他说：“尊重一个国家的传统习惯，实际是对这个国家的尊重。”中国领导人在出国访问和在国内接待国宾时，周总理经常教导我们尊重国宾衣食往行的习惯和礼仪，并根据国宾的风俗习惯特点作出安排。

周总理宴请客人特别注意客人的生活习惯。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周总理宴请世界著名喜剧大师卓别林夫妇时，因为卓别林不吃鸭肉而引发了一场尴尬。周总理指示，今后外交宴请一定要尊重和照顾到客人的饮食特点，特别要避开对方的忌口，更不能以我方的爱好强加于人。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礼宾司人员在这方面特别注意，尤其注意尊重国宾的传统饮食习惯和宗教信仰。多年来，礼宾司为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国宾举行国宴均安排清真全席，宴席上不用酒类，而是用饮料或茶水；在宴会上如个别外宾饮食有某种忌讳，还作特殊安排。有一次在宴请时上了包子，周总理询问包子是什么馅的，制定菜单的礼宾人员回答说：“大概是猪肉的。”周总理很不高兴地说：“什么是大概，如是素食者或伊斯兰教徒，那怎么办？”

后来，礼宾官特别注意了解和熟悉来访国宾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俗。例如：伊斯兰教徒不吃猪肉，忌讳论猪，不喝酒，在斋月里日出后日落前禁食，每天都要向麦加方向祈祷；印度教徒不吃牛肉，崇拜牛为神牛，不能将牛皮制品带入印度庙宇；基督教和天主教徒忌讳数字13；等等。

礼宾工作的“严、准、细”

周总理要求外事干部遵循“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16字方针，还特别要求礼宾人员办事必须做到“严、准、细”。

“严”，表现在对礼宾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周总理常说，礼宾工作是对外交往的一个重要窗口，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敏感性，礼宾人员办事要严谨慎重，办案时不能使用“可能”和“大概”的字眼。办案时一定要弄清情况，只有情况明，才能决心大，严谨办案。例如，周总理曾专门召开礼宾司全体人员会议，详细了解有关接待外宾、外国驻华使馆人员及其外交特权和外交豁免权等情况，并要求我们了解和熟悉外国驻华使馆情况，做好管理工作。

周总理要求干部十分严格，经常利用接见外宾前后或谈工作的机会，就有关国家的情况和重要新闻向有关干部提问，答对了，当场表扬，答错了或答不出时，就批评。有一次外事活动，周总理突然问道：“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日啊？”当时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期。礼宾司司长韩叙也在场，他也不知道，便立即打电话问，随之问了出来，就回答说：“是1944年6月6日。”周总理马上就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不知道的就要问。”韩叙是我的老领导，他那细致的工作作风，影响了我一生，受益匪浅。

“准”即准确，有时候还表现为对某些事情的变通。周总理精通外交礼宾业务，在接待国宾过程中，他常常率先垂范，甚至手把手教礼宾人员。在礼宾司或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办公室，礼宾人员会经常接到周总理打来的电话。比如对宴会的安排，他就常常找礼宾人员核对宴会主宾席排列方案，亲自教我们排席位。他说，礼宾次序是礼宾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突出体现礼宾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主人的意图，做得好，宾主欢喜，如考虑不周，宾主不悦。

对宴会席次安排，周总理主张区分不同情况、采用多种方法安排，突破西方一些习惯做法，如不一定非得女陪男、男陪女等。1956年2月，周总理曾对国宴形式作过指示，要求改变过去死板的宴会气氛，要用利于沟通的圆桌来代替原有的长桌。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招待会是重要的国事活动，他就亲自安排了国庆招待会前三桌宾主席次。

周总理还善于根据形势和时机的变化处理礼宾工作中的一些棘手问题。1971年4月，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周总理决定同时会见他们。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是中美关系打开大门前毛主席和周总理作出的重大举措，如何会见？当时礼宾司提出的方案仍未超出一般会见安排的老套。最后，总理亲自设计了一个新颖独特的安排：一是按英文字母顺序排五个团座次，即加拿大（Canada）、哥伦比亚（Columbia）、英格兰（England）、尼日利亚（Nigeria）、美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每团代表入座一组沙发，各团呈椭圆形相围而坐，以体现各国平等思想和运动员之间相互无拘束的友好关系，也便于谈话时各团都能听到。二是每团第一座位为中方陪同，周总理步入会见厅后，首先与加拿大代表团谈话（中方陪同起立让位），然后他依次移动位置同每团谈话10余分钟，现场同声传译，最后以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作为此次会见的高潮。

这个安排既体现了我国一贯奉行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又重点突出了周总理对美国人民的友好表示。这是礼宾安排上一个深思熟虑的完美之作，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效果。

“细”，即细致。礼宾工作既是繁琐的事务，又处处件件含有政治元素，看似不显眼的小事，却是关乎外交的大事，所以一定要细致。周总理教导我们，办案要准确、细致。他常常打电话到礼宾司，就某个问题直接找经办人询问，指示具体的改动，如宴会的菜单、文艺晚会的节目单等。

周总理的细致还体现在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尊重每一位来宾或朋友。1972年1月31日巴基斯坦布托总统访华，周总理为布托总统举行国宴，当晚西哈努克亲王也应邀参加。当时印成的讲话稿未提西哈努克亲王参加宴会，周总理及时作了弥补。他不但在讲话开始的称呼里加上“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阁下”，还离开讲稿，即席加上一段关于中柬友好和巴柬友好的话。对此，布托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都非常满意，宴会气氛格外活跃融洽。

“文革”时期，国家大部分政务都由周总理操持，本来已经很累，外事工作又占去他很多精力，他每天不知要批阅多少文件。但就是这样，他在批阅文件时仍然一丝不苟，连错别字、不正确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我国外交工作的严谨、准确、细致作风，就是由周总理当年言传身教、亲手培养起来的。

周总理还经常教导礼宾司人员，在接待国宾过程中一定要谦虚热情、平等待人，一定要摒弃大国主义。来访国宾无论是来自大国还是小国，为表示对国宾的尊重，周总理总是把会谈或会见地点轮流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或外宾下榻的地点。如国宾为国家元首，周总理则坚持第一次会晤要安排在外宾下榻地，以表示对国宾的尊重，多年来这已成为惯例。

周总理曾说过：“外交工作首先是做人的工作，朋友越多越好。”他身体力行，善于与人交朋友，以他特有的魅力、热情、坦率、老练，以理服人，赢得了很多朋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领导者》中这样评价周恩来：“周有一种既注意细节又避免陷入繁琐的罕见才能。”还说：“就周而言，‘伟大是注意小节的积累’这句箴言确实有道理。即使他在亲自护理每一棵树木时，总能够看到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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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 杨玉珍 鹤焱（实习）

原刊于《纵横》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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