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保罗·法兰奇：北平的外国人曾有自己的“八大胡同”

在姜文去年的电影《邪不压正》的开头，廖凡饰演的北平警察局长朱潜龙，向彭于晏饰演的外科医生李天然提到了一起残忍的谋杀案，少女帕梅拉死在狐狸塔（即北京东便门）下，作案者将其残忍地杀害并肢解。受害者的尸体被送到协和医院解剖，朱潜龙前来查看，而李天然差点就趁机将朱潜龙刺杀于此。这起凶杀案在真实历史中确有其事，遇刺的少女帕梅拉是英国人，前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倭纳的养女，这桩残忍的谋杀案在当时的中外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半年后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起案件的调查无疾而终，曾经对案情连篇累牍报道的各路媒体也都转移了注意力，帕梅拉之死从此成了世纪悬案，究竟是谁杀死了她？又为何下此狠手？抗战爆发前的北平日常生活，又是一副怎样的景况？这些追问在历史洪流之下被湮灭。直到七十多年以后，一个叫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的英国人在阅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时偶然留意到这则悬案，并为之深深吸引，他跑遍了北京、伦敦、香港乃至新加坡的档案馆并寻访故人，最终写下了《午夜北平》一书，还原了案发前和案发时的北平社会生活史，并对案件的凶手和动机做出了自己的推断。

实际上，姜文在拍摄《邪不压正》前，也专门向他咨询了三十年代北平生活的林林总总，姜文跟自己的编剧说：“这老外比咱们懂北京。”一个英国人，是如何成为“中国通”的？旧时北平的一桩悬案，又因何打动了他？在写作《午夜北平》的过程中，他又是如何一边还原现场，一边破案的？抗战爆发前的北平，各路人的生活状况又究竟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保罗·法兰奇。

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

谋杀案里的大历史

澎湃新闻：法兰奇先生您好，很多中国读者对您未必熟悉，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自己？您作为英国人，又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

法兰奇：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是1987年，我到复旦大学学习，学了一些中文，但很遗憾，现在忘得差不多了。后来我留在上海做广告与市场相关的工作，在上海待了十来年，也去北京和香港。平日我主要做市场分析相关的工作，周末的时间用来写作。后来我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广告公司，再后来我们的公司被收购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完成了《午夜北平》的写作，书卖的很好，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把公司卖掉让我赚了一笔钱，当然《午夜北平》的畅销也让我有了一些收入。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或许是时候全职写作了。但我也时常得回英格兰，因为我的父母亲年纪大了，我还得照顾他们。同时我也是一个父亲，我的孩子们还是希望之后能够回英国读大学和生活。但每次回到伦敦，我都会怀念中国，也时常想到中国。

澎湃新闻：您在《午夜北平》的序言里提到，从《红星闪耀中国》的脚注里第一次了解到帕梅拉的谋杀案，然后被这个案件深深地吸引。我好奇的是：当时大英帝国有那么多殖民地，全世界范围内也有数不清的奇闻轶事，为什么独独是发生在北平的一起少女谋杀案，这么吸引您的眼球？以至于想要写一本书来还原整个案件？

法兰奇：我比较详细地了解到帕梅拉遇害的案件，是从斯诺的妻子海伦那里，她写了本书介绍自己在中国的生活，里面提到了帕梅拉之死。在帕梅拉于1937年1月被谋杀时，斯诺家和帕梅拉家其实是在一个胡同（盔甲厂胡同）。斯诺那时候刚从延安回来不久，在他盔甲厂13号的家里写《红星闪耀中国》。

所以，海伦是很担心的，她一度以为杀手想杀的人是她自己，因为蒋介石和戴笠想阻止斯诺写出他在延安的见闻。实际上，帕梅拉和海伦确实长得很像。当时在北京，外国人并不多，只有3000人左右，北京的人口有三百万。在这种环境下，在北京的外国人之间，彼此基本都互相认识。而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北京是一座很安全的城市，尤其是暴力事件，在中国的大城市里，是很少发生的。因此，一位白人、英国裔，还是外交官的女儿被残忍地杀害，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和恐慌。

1936年的帕梅拉

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斯诺

有一点我们要明白，在北京城里，“白人老外”这个群体，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是有阶层划分的。如果被杀的是一位白俄的流亡者，那么或许不会有这么大的波澜。但是帕梅拉，她属于特权阶层，是英国人，还是前外交官的女儿，被如此惨无人道地虐杀，这就是个大新闻了——不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是如此。中国的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起谋杀案。

当时被委任调查此案的中国警长韩世清，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是当时全国闻名的警探。他是北京人，也是北京的警探，但是他经常会被广州、上海甚至是四川的警局借调过去探案，尤其擅长侦破谋杀案，在当时有很多关于他破案的传说，真的就像福尔摩斯一样的存在。

于我而言，帕梅拉的案件，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首先，帕梅拉在1937年1月被谋害后，从天津派来了苏格兰场的警官和中国的福尔摩斯韩世清一起调查这起案件。在这之前和之后，中外警察合作侦破一起谋杀案，都是不曾有过的。半年后，1937年7月，日本人打来了。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但是一百万人的死亡就只是一个数字了。虽然我不是斯大林的粉丝，但我必须承认在这件事上，他是对的。帕梅拉在1937年的死，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在日军侵略前，所有的中国媒体都在关注此事，但是等到日本人打进来，人的死亡就变成一个数字了，再没有人关心个人的死与生了。不但是中国人，留在中国的西方人，很多也被投进了集中营，在这样的情况下，帕梅拉的死，就变得无人问津了。

其次，我写这本书，很希望通过这一个小的谋杀案，向西方的读者讲明白一段历史。1937年的1月，帕梅拉遇害了；七月，日军进攻北京；八月，淞沪会战爆发了；到了1937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本人在南京屠城……这就是1937年发生在中国的故事，西方人对此知之甚少，但这却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日军由北向南侵略中国，最终打到香港，再往南打到新加坡，日本和英国也不可避免地要交战了，最终日本把英国的势力赶出了东南亚和太平洋。但是一般的英国人对这样的一股暗流压根没有觉察，如果你问英国人，英国人都会认为二战从1939年，希特勒入侵波兰才爆发；美国人会觉得到1941年底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二战才爆发。但实际上，在日本人向北京进攻的那一刻，二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这是我想要告诉西方读者的信息。

外国人的“八大胡同”

澎湃新闻：《午夜北平》并非小说，而是严谨的历史研究。但所有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承认，它非常好读，简直就像读一本侦探小说一样。您避免了历史研究的上帝视角，而是都用主观视角在写作并推动故事的发展，充满了插叙、倒叙甚至是心理描写。请问您是如何做到兼顾真实性与可读性的？

法兰奇：我所做的是文学性的非虚构写作，因此你不能无中生有，不能虚构，必须言之有据，还需要有注释、档案出处。但是我却是用一种小说的笔法在写。我之所以这么写书，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我其实想给西方读者讲讲中国历史，但我并不希望他们在阅读我的书时，会觉得自己来上中国历史课了。如果我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研究著作，一本类似于上帝视角的历史叙述，那么西方读者会觉得很无聊。

第二，中国历史非常复杂，欧洲读者对中国历史了解甚少。我的这本书英文名其实是《午夜北京》（Midnight in Peking）而不是《午夜北平》，因为欧洲读者不知道什么是北平，但是都知道北京。所以如果英文版也叫午夜北平的话，一般读者会说：这到底是哪？因而从一开始就丧失阅读的兴趣。

我之所以写成小说的笔调，是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是愉悦的，是有新奇感的。中国的文学传统不大重视小说，一直要到清末民初，梁启超去了日本以后读了大量的小说，后来回国后才开始非常强调小说的重要性，说中国要富强必须得有小说，中国人对小说的态度才有所转变。这才有了鲁迅、老舍、巴金他们的作品。老舍的《骆驼祥子》，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很好地还原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北平。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小说是有它的社会价值的。

另外一点，我非常注意的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著作，让读者身临其境地回到那个时代、那个地点去体验当时人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书里有很多的地图和老照片。我希望读者能够找一间安静的屋子，坐在里面读《午夜北平》，然后仿佛自己穿越回到了1937年的北平。如果读者们在阅读的时候有这样的体验，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举几个例子，发现帕梅拉尸体的那位北京老大爷，当天清晨他正在散步遛鸟。这样的一个细节对外国读者来说是非常浪漫且诗意的，也是他们所陌生的。另外中国的每个城市里都有钟楼，每两个小时要敲一下钟，城中的居民听到钟声就知道了时间，这些对西方读者来说都是新奇的。搜集、组织这些生活细节，还原当时的北京日常生活，让我非常着迷。1937年的时候，东交民巷是整个北京市里唯一有路灯的地方。这些老北京的细节，非常吸引我。

澎湃新闻：要想重新还原现场、还原案件的经过，就需要大量的档案材料，但是距离帕梅拉遇害已经快八十年了，案件当事人都不在了。帕梅拉遇害半年后，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样得条件下，您是如何搜集档案资料的？遇到了哪些困难？作为一名英国人，您是如何去重建并还原异国他乡八十年前的日常生活状况的？

法兰奇：这一点我非常幸运，因为帕梅拉的父亲倭纳留下了许多的调查材料。倭纳自己是一个学者，能说八种中国的方言。我们要明白一件事：1930年代的中国，没有多少人说“国语”。北京人说北京话，上海人说上海话，广东人说广东话。倭纳能说八种中国的方言，除此以外他还会英文、法文、德文和拉丁文以及葡萄牙语。在日军入侵北京后，再没有人关心帕梅拉的死了。于是他一个人开始了调查，把自己查到的线索都记录下来，然后寄到伦敦。但是当时的伦敦，德国人的飞机天天都在头上轰炸，也没有人会关心帕梅拉是怎么遇害的。

我唯一找到的一位见过帕梅拉且依旧在世的人，是她在天津读书时的同学。我还在新加坡、英国、美国找到了一些知道她的人，令我惊讶的是，她们都记得她，而且记得非常清楚。她们甚至还记得当时的报道以及她们的父母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她们非常期待我的书的出版，因为这在当时是一个悬案，凶手一直是一个谜。当时警察来学校调查，后来校长离职回国了，她们中的很多甚至一直都认为校长就是凶手。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说明，因为我关注的对象是一个外国人，所以她的档案相对丰富。当帕梅拉的尸体被发现后，人们把遗体送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的。因此，协和有自己的一套档案，1949年的时候，他们把档案一起带回美国了。而对帕梅拉遇害案的所有调查过程，都被存在了英国大使馆，1949年的时候也被带回了英国。当时关于帕梅拉案的各种细节、媒体报道、庭审记录，既有中文版，也有英文版，如果中文版的档案遗失了，我还能去查阅英文的报道和档案，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是很幸运的，不愁找不到档案。

在30-40年代的中国，上海有很多老外，香港也有，但是北京很少。即便是我们谈起北京的老外，也总是会首先想到当时住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那些外国人。但是，离东交民巷几个街区，就是另外的一个老外群体，是被后人忽视的存在。他们是些罪犯、难民、醉汉、妓女、毒贩，在北京形成了一个像香港的九龙城那样的三不管地带，就是我笔下的“恶土”（笔者按：“恶土”北起传统美食街苏州胡同，南至高约十八米、宽约十二米的鞑靼城墙，西抵哈德门哈大街，与使馆区隔街相望。1920年代以前，此地不过是一片无人理会的荒地，只有那些守卫北平各国公使馆的外国士兵在此列队操练或训练马匹。后来，此地的中国房东把它们出租给外国侨民；后者则开办舞场、廉价酒吧、窑子、低等旅店和餐馆。这些外侨大部分是无国可归的白俄，十月革命后来到中国），这和中国人的“恶土”不是一个地方。中国人的“恶土”在天安门前面那一带，八大胡同那些地方。基本上每个北京人都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叫“八大胡同”的花柳巷，但是基本没有人知道，老外也有自己的“八大胡同”，这段历史被完全地遗忘了，因为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曾经住在那些地方的老外，再也没有回去。

“恶土”

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使馆区重建，欧洲列强的操练场很快被建筑物覆盖，成为“恶土”

另外还有个小故事值得一说，帕梅拉当年住的盔甲厂胡同现在还在，他们家也还在，不过现在这个四合院被隔成了好多户。这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斯诺，因为斯诺的故居也在那附近，所以被保护起来了。我的书在出版以后，很多外国人都会专门找来盔甲厂胡同，在帕梅拉的故居前面拍照。当地人一开始很好奇，这帮老外是不是神经病？为什么跑到这么一个破房子前不停地拍照？直到后来有个会说中文的老外，跟当地居民解释了这栋房子曾经的主人以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当《午夜北平》的中文版出来以后，很多中国读者也会跑到那栋四合院前面拍照。去年夏天我去了一趟盔甲厂胡同帕梅拉的旧居，发现有个小贩已经在那里贩卖《午夜北平》的相关纪念品了，我跑过去跟他说你好，这是我的书。他先是惊了一下然后很担心，以为我会问他收版权费什么的，但我说没关系，你只管卖就好了。

还有，在我的书里，重点描绘了“狐狸塔”（东便门），我们老外都这么称呼它，老北京也这么叫。北京有四个塔楼，其余三个都没有了，只剩下东便门。我在午夜北平里一直称它为“狐狸塔”，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意思，还牵扯到狐狸精等民间信仰和传说的元素。之前北京的英文地图，都是称呼它东便门，但是这两年我发现，新的地图里重新开始标注为狐狸塔（FOX TOWER），或许这里面有我的功劳。

发现帕梅拉尸体的“狐狸塔”，老北京的东便门，现为明城墙遗址公园

《邪不压正》里的“狐狸塔”

狐狸塔这个称呼，在我看来很重要，起码在我的叙事中是这样的，因为我能掌握到的是当时警察和医院关于这个案件的档案，但是我不知道的是，当时那些老北京们，住在胡同里的那些人，是怎么看待和理解这起谋杀案的。实际上，恰恰因为帕梅拉死在狐狸塔下，很多老北京议论说她是被狐狸精附身了，被鬼魂杀害了。从迷信的角度来说，这个说法也是有理有据，因为当时出了东便门就是墓地，人们认为狐狸精会在夜晚出来，然后谋害人的性命。当然警察对于这种说法压根不屑一顾，但是我却把这种议论放进了我的书里，因为我认为这有助于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世界。

澎湃新闻：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提到了这桩谋杀案，实际上他也咨询了您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以及30年代的北平的日常生活。顺便一问，您喜欢《邪不压正》么？

法兰奇：实际上姜文在《午夜北平》的中文版一出来后就读了，他跟我说他很喜欢，但是却不适合由他来拍成电影，因为书中的主角基本都是外国人，缺乏中国人作为主角，会影响影片在中国的票房。后来在北京，他约我吃晚饭，跟我说他想在电影里借用一些书中的情节，问我是否可以？我毫不犹疑地就答应了，因为我很喜欢姜文的电影，之前的《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我都很喜欢。去年电影上映前，他给我看了粗剪版，后来我是在伦敦的电影院里看的正式版，我非常喜欢。我认为他很好地还原了那个年代北平的质感。

除了姜文以外，我还很喜欢冯小刚的电影，去年我看了他的《芳华》，非常喜欢。早些年我也很喜欢张艺谋的电影。

另一段秘史：上海的地下社会

澎湃新闻：您在去年出版了新书《恶魔之城：上海的地下社会》（City of Devils : The Two Men Who Ruled the Underworld of Old Shanghai），据说中文版也正在翻译引进中。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新书的内容？

法兰奇：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日军侵占了所有的华界，后来上海成了“孤岛”。当时很多人以为，租界也很快就会崩溃，但令人震惊的是，租界竟然依旧支撑了下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租界里的人无处可去：首先是在租界的中国人，他们走投无路，难道跑去南京么？整个华东都被日军占领了。其次是那些在租界的外国人，白俄、犹太人，他们也无处可去。

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点是，在淞沪会战爆发后，有一个人走了，他的离开对上海的影响是巨大的——那就是杜月笙。他去了重庆，然后去了香港，再也没有回来。虽然他是黑帮头子，但是他很有气节，不愿意和汪精卫和日本人合作。他走了以后，他手下的很多人都投靠了日本人。

另外一点，很多人不知道，杜月笙最赚钱的买卖，是贩卖鸦片，把鸦片出口到美国和欧洲。但是当日本的军舰封锁黄浦江以后，他的这桩生意就无以为继了。杜月笙手下有妓院、赌场……但是最赚钱的还是卖鸦片。杜月笙自己也吸鸦片，在1937年的时候，他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路了，鸦片上瘾，眼睛也一度要失明，精力大不如前。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他决定退休了。

留下来的是谁呢？是黄金荣。有张很有名的照片，就是建国后黄金荣拿着扫把扫大街。

扫大街的黄金荣

黄金荣虽然留下来了，但是他的势力从来都不如杜月笙，这就导致了一种权力真空。在租界以外，像现在的新华路、定西路、华山路这些地方，成了新的“恶土”。赌场、夜总会、妓院、贩毒，都聚集在了这一带。有两个外国人，就从这样的混乱中崛起了。一个从维也纳来，是个犹太人，在1920年代就来了上海，经营夜总会。因为他是犹太人，二战爆发以后，他无处可去，没有政府给他签证。另一个是美国人，被判了35年的监禁，后来从美国的监狱里越狱逃脱，用硫酸把自己的指纹烧掉了，这样人们就无法确认他的身份了。二战爆发后，他也被困在了上海，一旦回美国，他会被重新抓进监狱。从1937年一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进驻租界，他们两个人统治了上海的地下社会四年的时间。我的新书就是写他们两人的故事，他们如何崛起，又如何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末路狂花，发展起了自己昙花一现的黑帮帝国。

澎湃新闻：从《午夜北平》到《恶魔之城》，您都聚焦在城市的“恶土”和地下社会，是因为您对这些地方发生的故事有所偏爱吗？

法兰奇：首先是故事性的角度，我想一本讲黑帮的书，会比一本讲律师、学者、艺术家的书更能吸引眼球。另外一点是，当犯罪行为发生时，警方会牵涉进来。比如说一起谋杀案发生后，你是事件的嫌疑人之一，警察来问话，你很难保持沉默。你必须解释清楚你当时在做什么，你和谁在一起。这样一来很多秘密就无处可藏。比如一个已婚男人为了交代自己有不在场证明，必须坦白当时跟别的女人在一起鬼混。这样一来，就留下了很多档案材料，我就能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

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1937-1941年的上海地下社会，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下的地下社会。在正常情况下，一起凶杀案发生了，我们要从十五个当事人中找出凶手。而当时的情况是，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参与了这起谋杀。在当时的上海，几乎每个人都参与了赌博、吸毒……警察都在收受贿赂，社会已经走向崩溃了。

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都源于日本的侵略，如果不是日本的入侵，中国社会、上海不会突然地就崩溃了。发生在北京的一切，很快就发生在了上海，再之后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整个东南亚都崩溃了。

从我一个老外的角度来看，当日的上海，当然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鸦片战争爆发，因为英国愚蠢且癫狂地想要和中国做鸦片贸易，然后上海开埠，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都来了。在当时的上海，外国人有治外法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是中国人的屈辱。然而，从太平天国以后，中国人大量涌入上海，并且在这里发家致富。十月革命以后，几万白俄进入上海。希特勒上台后，三万犹太人来到上海，他们都在上海得到了保护。

这么一看，上海是有两重性的，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另一方面却成了全世界难民的避难所。鲁迅、老舍他们也都来到上海，因为只有在上海，他们才能自由地写作。

上海的独一无二还有一点：诚然，当时的英国和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殖民地，但上海是最为特殊的。就拿英国的殖民地来说，比如新加坡和香港，英国在这些地方设总督，伦敦会告诉你该何去何从；又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当时基本已经是自治领。上海有工部局，包含了英国人，美国人，后来也包含了中国人，尽管工部局的官员主要是英国人，但是却可以独立决策，甚至是做出和伦敦的旨意相反的决策，这种自主性是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不具备的。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是不可能违背伦敦的意愿的。

澎湃新闻：您的两本书，一本写北京，一本写上海。北京和上海的“双城记”，似乎是人们谈起中国城市时一个永恒的话题。您个人在这两座城市之间，是否有所偏好？

法兰奇：两座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先说上海，世界上只有一个上海，它是中国的，却不是中国特色的（China’s but not Chinese）。至于北京，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北京其实不是一座典型的汉人城市，它是一座蒙古人建立的城市，比起南京、杭州、广州这些地方……北京其实更像乌兰巴托。汉人建立的城市都是逐水而建的，但是北京周边，没有海，也没有大河，没有成片的水系。“胡同”也是一个蒙古语的词汇。北京还是中国的宗教中心，佛寺、清真寺、教堂、孔庙、道观，这些在北京你都能找到，就像罗马、耶路撒冷。但是在上海，唯一的宗教就是钱。

两座城市我都喜欢，但我也替两座城市的未来感到担忧。因为胡同在消失，石库门也在消失，但这些是一个城市的根，你在世界上别的城市都找不到胡同，也找不到石库门。陆家嘴的高楼你可以在纽约、伦敦这些大都市找到，但纽约和伦敦，你找不到胡同和石库门。

于我而言，我更愿意住在上海，作为一个老外，这里生活更舒适和便利。北京对我来说也太过于政治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