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刘平教授谈历史上的秘密社会：中国有所谓“白莲教”吗？

从金庸小说里的天地会、影视剧中的白莲教，到上海滩上的大亨传奇、港澳台碧波荡漾中的黑帮倒影，中国的秘密社会在江湖传说中栩栩如生。但是，庐山何处真面目？秘密社会身上始终笼罩着一层迷雾。

将中国秘密社会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最早开始于一群海外汉学家及其影响下的中国学者，从高延（J. J. M. de Groot）、沙畹（Edouard Chavanne）、伯希和（Paul Pelliot）、长野朗、酒井忠夫到李世瑜，他们在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早期学术史上留下了厚重的脚印。1950、60年代，包含秘密社会研究的中国农民战争史，因为属于当时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大行其道，但其中充斥着单色调的阶级斗争话语。在海外，许多中国学家在探究近代中国剧烈变革的原因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这股在基层动员发挥关键作用的力量——中国秘密社会，遂以多元视野将其纳入研究范围。

1966年，美国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在其成名作《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对两次鸦片战争时期广东秘密结社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互动有所揭示。1970年代末开始，韩书瑞（(Susan Naquin）的《千禧年叛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与《山东叛乱：1774 年王伦起义》出版，分别探讨了嘉庆与乾隆年间两次秘密教派发动的叛乱。1980年，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出版《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她在书中探讨了捻军、红枪会、共产革命诸问题。同年，孔飞力（Philip A. Kuhn）出版《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研究对象是川楚白莲教叛乱与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问题。1987年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问世，义和团与秘密宗教的关系在书中有很好的描绘。同期还有许多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系刘平教授自198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中国秘密社会，出版有《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等专著，同时他开始翻译诸多相关英文作品，近年更与裴宜理教授共同发起海外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的翻译出版工作（商务印书馆），将海外最具影响力的相关著作介绍给中国读者，目前已出版《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美）裴宜理著，池子华、刘平译，2007年初版、2017年出版增订本],《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荷）田海著，刘平、王蕊译，2017年]，《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美）蒲乐安（Roxann Prazniak）著，刘平、唐雁超译，2014年]，《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美）王大为（David Ownby）著，刘平译，2009年]等书，多角度探究中国秘密社会之演变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问题。

近期，该系列丛书又推出《华南海盗（1790—1810）》（增订本）（[美]穆黛安著，刘平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在新书出版之际，澎湃新闻记者就历史上中国秘密社会的相关问题采访了刘平教授，全文经刘平教授修订。

澎湃新闻：请您谈谈秘密社会的两大系统——秘密宗教与秘密会党。尽管有些名词耳熟能详，但可能许多人并不清楚，“天地会”和“红枪会”在性质上有什么不同？“青帮”究竟是秘密教门还是秘密会党？

刘平：中国秘密社会包含秘密宗教与秘密会党两大系统。如果再细分一下的话，1911年清王朝覆灭前表现为秘密宗教和秘密会党；民国时期表现为会道门和帮会；其共性是组织上的秘密性。

秘密宗教一词，流行于20世纪，现在一般称为民间宗教，历代政府所查禁者一般称为“邪教”；“会党”一词，源于结会树党，如《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5云：“诸罗县杨光勋案，……奸民结会树党，气类相通。”晚清时期，会党主要包含天地会、哥老会及其分支（辛亥革命时期开始均称为洪门）；进入民国，原本属于漕运水手行帮、带有罗教（无为教）色彩的青帮迅速崛起，人们将其与会党合称为“帮会”。所以，青帮的归属，在源流上曾经受教门影响，在组织上行为上与会党并列。

“秘密社会”或者“秘密结社”的命名，有人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日本传入的，我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秘密、社会、结社、教、会之类，在中国自古有之，清末因为西风东渐，遂合二为一，应运而生（明代余继登《典故纪闻》称：“成化初，西僧以秘密教得幸”，可见合称之事来源有自）；即使这两个词语系从海外传入，亦并不止于日本一途，应分别来源于美洲与日本，或是西人从东南亚地区直接向华南口岸输入。

当然，“海外传入”的路径也要分别看待，一是“海外产生”比较明确。荷兰学者田海在其《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中译本前言中说到：“当我们意识到‘秘密社会”（secret societies）一词来源于国外，就越发有这样的感觉了。首先使用这一术语的是荷兰汉学家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一作施列格，1860年代出版《天地会研究》），在他以后，经过数代，我延续了这一学术谱系：施古德=> 高延（J. J. M. de Groot，一作德格鲁特）=> 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许理和（Erik Zürcher）=> 我本人。施古德是从19 世纪人们对自由共济会和犹太组织的轻蔑言论中归纳出这一术语的，这些组织被认为具有谋反的本质，这与人们对白莲教的传统认知非常相像，犯了同样的错误。”二是经过日本还是美洲或东南亚传入的具体时间仍然有待考证。

至于这两个词语广泛流行于清末的时间，我认为均始于1902 年（壬寅）。当年，康有为弟子欧榘甲在美国旧金山《文兴日报》发表系列政论，主张“广东自立”，其“自立之策”之一云：“一曰联秘密社会”，这些政论文章很快由横滨新民丛报社结集印行，名为《新广东》。同年，梁启超发表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第二回称：“复有自明末以来即行设立之秘密结社，所谓哥老会、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小刀会等，名目不一。”不数年间，这两个词遂流行开来。

除了秘密宗教与秘密会党以外，“会道门”也是一个似乎耳熟能详的名词，但很多人并不明白其真实含义。秘密宗教也叫做民间秘密宗教结社，或秘密教门——教门本来是佛教等门派的自称。晚清时不少教派为避“邪教”之嫌，自称教门或道门，后来成为民间教派的自称与他称。清末民初，华北等地大刀会、红枪会相继兴起，“会门”遂成为其自称或他称。值得注意的是，会门多为民间自卫武装，充满神权迷信，多有道门掺杂其中（尤其要注意清中叶八卦教系统的“武场”在民间流播的影响）；反之，有些道门也拥有武装（如同善社之“神兵”），或时常联络会门武装。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故，人们往往将这两者加以合称，即“会道门”。1949年以后，新政权开始大规模扫除旧的社会势力，取缔“反动会道门”成为一场运动。然而，会道门根深蒂固，演为暗流，或待机而发，或以佛道门派、民间信仰的面目出现；播迁海外者，近年来则在当地开始合法登记，公开活动。

说到这里，就不难明白，天地会属于秘密会党，红枪会属于会道门中的会门武装。

澎湃新闻：秘密宗教与秘密会党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刘平：秘密会党主要指的是天地会（主要支派三合会、三点会）与哥老会（云贵川多称袍哥，长江中游多称哥老会、洪江会、江湖会，江浙皖多称洪帮）两大流派。一般而言，可以把它们称为洪门、洪帮（红帮）。

青帮即“清帮”，又名“安清帮”，原本属于漕运水手的行帮会社。19世纪中期后，因太平军兴，漕粮改折（漕粮折为银两征收），漕运改为海运，广大水手流落江湖，贩盐贩毒，形成清帮，被纳入秘密帮会系统。因为清帮与洪帮（红帮）并列，人们遂称为“青帮”，从颜色上区分、指称。西方人的著作里就直接称“青帮”“红帮”为Green Gang 和 Red Gang。

秘密社会往往模拟家庭血缘关系，来满足其在游民社会中抱团取暖的需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虚拟的血缘关系”——这是裴宜理等人在研究中国社会时使用的一个术语，就是说一些无业游民进入社会，脱离了原来的家庭，仍然想寻找、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在会党中是横向的兄弟结拜关系，在教门中是纵向的师徒父子传承关系，这是他们组织结构上的最大区别。

从组织结构上来讲，秘密会党这个系统主要是以兄弟结拜的形式存在的。兄弟结拜就是模拟同辈至亲的关系（横向）。天地会有诗云：“忠义堂前无大小，百万兄弟尽姓洪”。而秘密宗教的组织结构往往以师徒父子的关系传承（纵向），也就是说，教门是讲辈分的，受罗教影响的青帮也讲究辈分，其二十四字辈的最后四字是“大通悟觉”。从辈分上来说，“通”字辈对“大”字辈就要像儿子对父亲一样。19世纪末，青帮进入上海等城市，其活动内容与红帮多有交集，人们合称为“帮会”。

明清时期，朝廷与文人称各类教派为“白莲教”。我翻译的荷兰学者田海的《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其中讲得很清楚，中国历史上其实没有所谓“白莲教”。我们现在问任何人，“白莲教”是什么？恐怕没人能说得上来。田海的解释是，宋元时期，社会上形成所谓“白莲传统”，但没有形成一个白莲教的组织。“白莲教”是一个标签，凡是带有白莲净土信仰色彩（后来由弥陀信仰扩大至弥勒信仰）的、神秘的民间教派，明清朝廷都给他们贴上一个“白莲教”或“邪教”的标签，以至于后来在人们心目中，白莲教就是邪教、会道门、秘密教门的代称。

秘密宗教有很强的宗教色彩，秘密会党的宗教色彩相对淡薄，但也受到一些影响，其身上主要烙有民间信仰的印记。比如天地会，现在普遍认为它发源于闽南，当地佛教、道教就对天地会有影响。秘密宗教中的罗教，也就是后来的无为教和大乘教，他们主要来源于佛教的禅宗。再比如一炷香教，它的道教色彩很浓。还有一些炼内丹的教门，大多受到道教全真派的影响。

组织结构、信仰、宗旨、活动内容，体现了秘密会党、秘密宗教之间的区别，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共性，就在于“秘密性”与“民间结社”两个方面。

传统小农社会是一盘散沙式的组合模式，结社聚众是朝廷最为头疼的问题。所以两千年来，从汉代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开始，就有宗教异端教派、民间教派在社会上活动，当然，其中也有正统宗教。这些宗教或教派可以吸引很多人，势力达到一定程度，如果遇到合适机会，便会在特殊人物的带领下、或是在特殊时刻发起反抗朝廷的行为。朝廷的镇压之法，伴随武力的同时，就是在法律上归为“邪教异端”。这些教派一旦成为“邪教”，便成为官府日常镇压的对象。佛教、道教都曾有类似的遭遇，原始道教中的五斗米道、太平道，就是汉朝政府镇压的对象。遭遇镇压的民间教派无法正常活动，就会转入地下，成为秘密宗教。

澎湃新闻：秘密社会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近代，它和革命党人构建的政治图景时常联系在一起，例如天地会就被打上“反清复明”烙印，事实上是这样吗？

刘平：秘密社会主题之一的秘密宗教从汉代五斗米道、太平道算起的话已有两千年历史。它的主要成员是农民，在传统社会里，小农经济十分脆弱，经常受到天灾人祸的威胁，他们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往往信仰某种天命。其实宗教也是这样产生的，无论道教、佛教，实际上都是迎合了广大“小农”的心态。

秘密会党兴起于清代，后来居上——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叛乱及天理教叛乱之后，清廷严查教门，民间秘密宗教的势力开始衰退；嘉庆道光以后，秘密会党的势力则开始迅速增长。

清朝中后期，与所谓康乾盛世略有重合，人口经历了一个大的增长，人多地少的问题开始显现。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很多人口开始离开原有的土地。也就是说，流民的数量越来越多。流民进入社会之后，缺少人身安全感，他们就希望结成一种团体，结成一种虚拟血缘关系来保护自己，天地会就是把这种人身安全感提供给成员的组织。

天地会的起源原本有十余种说法，至1980年代逐渐汇为两种说法，各有支持者。一种说法是天地会起源于康熙十三年，主要是根据天地会会簿即会内文书来解说的，被称为“索隐派”；另一种说法是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主要是依据清方档案，被称为“档案派”。前者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天地会是一批反清复明志士组成的秘密团体，这个团体是民族压迫的产物，所以要“反清复明”。而后者认为天地会是阶级压迫的产物，主要目的是自卫抗暴，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游走，经常遭人欺负，所以要抱团，反抗外来暴力。

我认为，我们不必纠缠于天地会起源的争论，而应着眼于其历史发展。实际情况是，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起义之前，天地会湮没无闻（反清复明也就无从谈起），嘉庆道光以后，天地会不断起事，“反清复明”的倾向越来越明显。按照蔡少卿和秦宝琦的观点，天地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反清复明”口号，等到台湾林爽文天地会起义之后，清政府进行镇压，天地会四散隐匿、逐渐发展壮大的时候，才不断地把“反清复明”的内容充实进去。至于清末，在同盟会影响下，会党“反清”日益张扬（“驱除鞑虏”），“复明”渐趋消退（“恢复中华”）。

中国近代社会的很多大事件，都和秘密会党有关，比如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运动、辛亥革命。当然秘密宗教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比如后来的义和团运动，就和民间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一直到民国时期，哥老会、红枪会还受到各种政治势力的青睐。

澎湃新闻：鸦片走私、妓院赌馆、收保护费是秘密会党的经济来源，秘密社会和人们俗称的“黑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

刘平：在传统小农社会，教门与会党都有反社会与反政府的行为。进入民国，因为宪法中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教门遂得以合法登记，或者散漫存在于社会之中。会党因为标榜反清复明，在进入民国后失去“斗争目标”，多有分化，四川的“清水袍哥”（融入社会，仍自成系统）与“浑水袍哥”（反社会）是这种分化的典型。浑水袍哥在乡村演为匪股，在城市里形成黑帮、黑社会，那些抢劫、赌博、卖淫等“社会毒瘤”主要与反社会的“浑水”帮会有关。我认同美国学者王大为的一个观点——天地会从成立开始就是一个武装抢劫集团，因为无论是出于械斗、自卫、占山为王或是其他什么目的，生存是第一位的，以游民为主体的会党无力用合法手段取得资源，只能以非法手段行事（对外抢劫-对内互助），至于后来他们自己或他人冠以“反清复明”、“顺天行道”等名号，应该得到善意理解，因为其“违法”的客观效果就是“反清”，尤其是在势力壮大后，他们会发动起义（如上海福建小刀会起义、两广洪兵起义），后来的革命党人更是大加动员利用——无论如何，会党在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辛亥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一大功勋。

具体说来，我们后来为什么对洪门（天地会、哥老会）有正面的评价？因为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同盟会时期，孙中山曾经到美洲华侨中动员华侨、洪门来支援国内革命。这时的洪门中人因为在海外生活，他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抢劫集团，其组织主要是为了互助而结成的一个民间团体。总体来讲，他们在当地还是比较守法的，尽管不排除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的唐人街的以三合会为主体的犯罪团伙一直活跃到1970年代。也就是说，秘密会党在早期和后期有很大区别，我们要看发展阶段，也要看发展区域。

华人华侨到海外，把秘密会党这种组织也带了出去（或者说，洪门会党本身就是偷渡、移民与华人“在地化”的纽带与网络）。在东南亚地区，洪门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华人互助团体。因为清政府早期没有在海外设立使领馆，许多闽粤地区的移民到了海外无法得到政府的帮助，只能通过秘密会党这样一种方式互助生存，他们的生老病死都和秘密会党有关系。如今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还可以看到很多秘密会党的遗留痕迹。进入美洲、澳洲、东南亚地区的这些秘密会党，其活动内容开始发生变化，就是由单纯的武装抢劫集团演变为互助团体，当然不排除这些团体依然有暴力行为，比如说我所知道的马来西亚私会党，一直到1990年代，暴力倾向依然非常明显。

我刚才说以天地会为代表的秘密会党从一开始就是武装抢劫集团，但在后来的社会变迁中渐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发生于移民海外的华人华侨，也发生于国内。晚清社会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城市化速度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原本活跃在乡间的秘密会党随着流民、难民、移民像水浸海绵一样进入城市。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这些新来者要生存，最好的去处就是拉黄包车、当码头工人，在澡堂、妓院、赌场帮工打杂。这些行当都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如果没有一定势力，是很难生存的，所以，具有跨血缘（亲戚）、跨地缘（同乡）、跨业缘（行业）能力的青帮、红帮就在这些行当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到清末民国时期，帮会在城市里就渗透到各行各业，比如四川成都、重庆的袍哥，他们遍布本地的各行各业。从最高层的军政官员到最基层的贩夫走卒，当时四川省军政首脑刘文辉、刘湘、杨森、王陵基等，都是加入袍哥的。再比如上海，大家都知道是青红帮的天下，青帮势力比红帮大一些，从军政领导人如陈其美、蒋介石，一直到最底层的码头工人、纱厂工人，很多都是青帮成员。青帮在上海的地位举足轻重，渗透到上海的每个阶层。原本，青帮是“安清”性质的漕运水手的秘密结社，到了清末，由于同盟会渗透其中，逐渐产生反清色彩，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浙江等地，青帮曾经发挥很大作用。等到民国建立，青帮与红帮一样失去了斗争目标，但他们在原先的社会网络中触角四伸，尤其是控制了茶馆澡堂妓院赌馆鸦片馆这类黑色、灰色地带，形成黑帮、黑道、黑社会（我们不妨称之为“浑水帮会”），甚至不时与动荡的政局发生关系。

澎湃新闻：秘密帮会有所谓“青帮一条线，红帮一大片”的说法，帮会势力的分布为什么有这种地域上的差别？

刘平：所谓“青帮一条线”，是因为青帮起源于运河漕运水手的行帮会社，大运河的南方起点是杭州（青帮祖庭），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越长江，再由扬州、徐州、临清、德州直至北京，晚清时，这条线上的主要城市码头遍布青帮势力。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兴，漕运中断，数十万水手纤夫散布运河沿线广大地区（与捻军、地方匪股杂糅），又进入上海、济南、天津等大城市，清末更随着直鲁之民闯关东的潮流进入东北，所以东北地区在清末民初有很多马贼、土匪，也叫“红胡子”，他们的很多信仰和青帮是一样的。青帮往南又发展到福建、江西等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上海城市的崛起，青帮份子迅速通过沪宁线、太湖、长江三条线路进入上海。当然，红帮也来了，在20世纪初形成青红帮合流的局面。总体来说，从清末开始，上海青帮势力比红帮要大。因此，从地理上说，京杭运河这一条线就是青帮的势力范围。

所谓“红帮一大片”，指的是长江南北上下，大西南（云贵川袍哥）、大西北（哥老会）、南方地区（两广三合会三点会、福建上海小刀会——上海小刀会即由闽粤移民传入），全是洪门天下。

具体来讲，天地会起源于闽南，后来在乾隆末年随漳泉移民进入台湾。史料记载，台湾“孤悬海外”，是中央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台湾文献常常讲到这个地方30年一小乱、50年一大乱。天地会正好借用台湾这个得天独厚的形势，在乾隆五十一年到乾隆五十三年初发动林爽文起义。这场起义几乎要把台湾打下来了，清政府很震惊，调派大军镇压，在镇压的过程中发现，这不是单纯的农民叛乱，背后有天地会的势力。所以紧接着就在台湾、福建、广东大举查拿天地会，花了十年时间，王大为的书里也讲到，当时天地会会众为了躲避厄运，如鸟兽散。

但天地会也是一台播种机，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嘉庆道光年间的情况就看得比较清楚了。天地会原本活跃在闽粤交界地区的泉州、漳州、台湾、潮州这几个府，后来因清廷查拿天地会，他们开始向闽粤各地，以及江西、浙江、两湖，甚至一直到流动到大西南云贵川地区。

晚清民国时期，天地会在广东称三合会，广西称三点会。为了镇压太平军，湘淮军崛起——在兄弟伙中起到“救死扶伤”互助作用的哥老会迅速蔓延湘淮军中，后来曾国藩裁撤湘军，为渊驱鱼，哥老会迅速蔓延民间，在两湖称为江湖会或者仁义会，在江浙皖称为红帮，在云贵川称为袍哥；同治年间，左宗棠率领湘军进军大西北，平定回乱，哥老会又迅速浸润于陕甘宁青新五省，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是洪门或红帮的影响范围。“红帮一大片”就是这样一种地理关系。

澎湃新闻：秘密社会这种“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的效果是如何实现的？

刘平：就像人体的细胞可以不断复制再生一样，在合适的温床里，秘密社会也可以被不断复制。

就秘密宗教而言，一个人只要手头有一本经书，或者他脑子里有经书的印象，就可以传播出一个教派来，所以它有一种自我复制的功能。秘密会党也是这样，他只需要手头有一本会簿，或者脑子里有记忆，为首的大哥就会按照这些洪门会书、会簿，教手下隐语和暗号，这其实就是一种复制。

拥有会簿和经卷是权威的象征，而抄写就是一种复制的过程。尽管他们面临来自政府的追捕——这些“邪教经卷”、“会匪会簿”一旦被查到，是要砍头的。但总有被留存、埋藏下来的文本，它们就会成为复制的母本。

“抄经”在秘密宗教的复制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佛教、道教原本就有“抄经”的做法，就是用笔抄写经书，有些比较厉害的还要割破手指用血抄写经书，表示自己的虔诚。抄经是有功德的，有些有钱人还会专门请人来抄经。

秘密宗教的宝卷主要起源于罗教的“五部六册”，这套宝卷是明代正德年间由山东人罗梦鸿创制的经典。在嘉道以前，宝卷虽然流行于民间，但引人注目的往往是“邪教经卷”，这与清廷查拿“邪教”有关，我们不妨称为“叛乱性宝卷”。我们知道，嘉庆年间，因为川楚五省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这两件大事情，清廷镇压“邪教”不遗余力，民间教门遭遇很大打击。咸同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蔓延十余省，各地人口损失严重，江南地区尤甚，在这个背景下，超度亡灵、唱念宝卷之风大兴，我们不妨把这些宝卷称为“文学性宝卷”“劝善性宝卷”，此时清廷对于这类宝卷就不像从前那样予以特别关注了。

无论是“邪教经卷”还是“文学性宝卷”，都是我们研究民间宗教的重要资料。目前很多宝卷已经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江苏靖江的宝卷，就是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常熟、无锡、甘肃河西走廊的宝卷，都已经开始成为保护对象，宣卷人成为“非遗”的传承人。

对秘密会党而言，除了会簿，还有仪式。比如天地会的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受到道家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受到福建民间信仰的影响，这些仪式中最重要的是血的观念。血的观念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同胞血缘关系，另一层是禁忌观念，也就是说违反会规是要杀头的。天地会仪式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所谓“歃血结盟”，喝了这个血酒，我们就结成兄弟了（早期是银针刺血滴入酒中，后来是“斩凤凰”，就是喝鸡血酒）。现在有些社会青年结拜，誓词中最常见的就是“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死”，也是一种盟誓关系。

当然，上面说到的是会党、教门的自我复制功能，要实现这种功能，就要特别关注晚清时期的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尤其是江湖社会成熟、灾民流民移民增加等因素。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历史上秘密社会与政府的关系？

刘平：秘密社会和历代王朝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秘密社会，有一点孤立，我在《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这本书里明确讲过，无论是秘密会党还是秘密宗教，他们原本是作为一种常态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民间教派与佛道信仰共生，歃血结盟与民间习俗有关。

民间教派－秘密宗教的聚众念经往往引起官府的不满，尤其是当一个有野心的首领出现的时候，利用这种教派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在特定的时机下就会发生叛乱，这样就和官府发生了冲突。在常态社会之中，“邪教”只是一种民众的信仰，在“变态”社会中，这些民间教派－秘密宗教，就容易产生与官府的对立关系。而这种关系，两千年来，在朝廷和佛教道教以及和民间教派的关系中会经常发生。不仅仅是秘密宗教，佛教、道教也都曾发动过许多叛乱。

至于青红帮，实际上是二十世纪初才出现的称呼，青帮过去是“安清帮”，红帮就是天地会哥老会洪门这个系统。我前面说过，天地会最初就是一个武装抢劫集团，所以当他们的势力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必然引起官府镇压。清代到民国时期，许多匪祸就和天地会、哥老会有关。所以清代秘密会党在拜盟结会之初，看上去只是一种习俗，但是只要它一动手，就是站在官府的对立面。

清末时期，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甚至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都在利用这些秘密会党。所以，我们在看清末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秘密会党是革命的同盟军。民国时期洪门会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谅解，但是这些会党的很多要求往往没有得到满足，加上生存的需要，又走向政府的对立面。所以在民国时期，政府、政党和帮会是又对立又合作的关系。

例如，对立的时候，会党就去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一起反袁。后来国民党掌权以后，他们也有和政府对立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会党和政府是一种合作关系，比如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很多就是青帮成员，这时它就变成抗日武装了。后来忠义救国军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不好，因为样板戏《沙家浜》中塑造的忠义救国军就是不抗日、只知道和新四军制造摩擦的一支反面武装，这个形象造成的影响颇为深远。不过现在我们在逐渐肯定国民党抗日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当时忠义救国军有抗日的功绩。

澎湃新闻：您提到秘密会党与革命党的合作，能否具体谈谈秘密会党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角色？

刘平：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本身力量是很薄弱的，所以他们要利用现成的反政府力量，秘密会党的武装力量就是现成的，尤其是清末新军遭到会党的广泛渗透，所以，同盟会在城市里发动新军，实际上也是在发动会党（如武昌新军），在乡村更是直接发动会党（如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中很多省份的独立，都和会党有直接关系。比如在湖南，都督焦达峰本身就是哥老会的人；比如在陕西，哥老会和新军联合推翻了清朝在当地的统治。事实上陕、甘、宁、青、新五省光复都和哥老会与新军的联合有关，云贵川地区也是同盟会与袍哥联合。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和革命党实际上是同盟关系，革命党要建立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秘密会党要搞“反清复明”，在反抗清王朝上，两者目的是一致的。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也特别注意发动中国社会中现有的武装力量。在上海，青帮势力很大，发动工人罢工，首先要联合青帮（如一大时期的党员李启汉在上海通过“拜老头子”加入青帮发动罢工）。李立三则在安源煤矿罢工中发动红帮（与洪帮大哥歃血结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遭遇挫折或势力不强的话，也要运用现成的会党武装，这是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实，也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

在上海，从1921年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国民党清共反共，这六年间中共做的最重要事情，就是在城市工人中发动罢工，当时共产党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也体现在利用旧有的帮会尤其是利用其首领上。这些帮会会众也比较听首领的话，发动罢工就比较容易。这是早期的情况。后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甚至到后来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我们发现共产党在逐渐壮大的过程中仍在不断利用秘密社会的力量，如哥老会、红枪会、大刀会。大革命时期，河南、山东地区的红枪会起来反抗北洋政府，人数达到上百万，这和共产党、国民党的动员是有关系的。后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建立根据地的时候，他们也必须利用当地的、现成的武装力量，比如井冈山时期的王佐、袁文才，都是井冈山的绿林，后来被争取过来，加入到革命队伍中。

当然，我们要注意，在民国时期，无论是传统教派宣扬的“末劫”“白阳世界”，新兴教派如道院、万国道德会等提倡的慈善救济、救世救心，还是青帮标榜的“义气千秋”、洪门标榜的“忠心义气”，都属于民间声音，凝聚的是民间力量，他们有可能向不同的政治力量投靠，故而对其评价不能简单化。

澎湃新闻：帝制时代和民国时期留下的秘密社会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情况如何？

刘平：新生政权面临政权巩固的问题，必然要改造处理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尤其是遗留下来的民间团体。当时有些会道门和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或潜伏势力联合，造成了一些问题，比如武装暴乱，比如造谣惑众。新中国初立，有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大运动，每个运动中又包含了很多规模较小的运动，例如在镇反运动中就包含清匪反霸运动（连带消灭广大农村地区的秘密社会）、取缔城市封建把头与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等（清除城市秘密社会），其中引人注目的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是针对民间教派进行大规模的取缔镇压，无为教、黄天道、弘阳教、一贯道、同善社、理门、道院这些都在取缔之列，这种取缔镇压并不随着该项运动的结束而结束，而是阶段性、递进式的开展。可以说，通过诸多急风暴雨式的运动，在“旧中国”盘根错节的帮会、会道门遭到沉重打击，其中，帮会势力消灭殆尽（失去社会土壤），但会道门势力僵而不死（有社会土壤与信仰空间），或潜行于地下，或改头换面（我的调查就包括与进入地方佛教协会的道门首领打交道，也发现不少道门信仰开始与民间信仰混合），或由境外渗透。造成这种情形，主要是传统道门势力与传统观念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经常有人问我，新中国初期有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为什么没有专门搞一个镇压帮会的运动呢？我刚才说到清匪反霸运动、取缔城市封建把头运动等，都是直接间接针对帮会、会道门的。当时国民党残留在大陆偏远地区的武装力量基本上都是土匪（因为有国民党势力的加入，可以称为“政治土匪”），都在解放军清剿范围之内。很多有势力而且忧惧新政权的帮会份子都退出大陆，转移到台港澳和海外去了，其中不乏成为孕育当地新的黑社会势力的种子。在随之而来的其他各项运动中，有帮会背景的人也在清除之列。所以，不几年间，帮会势力被荡涤一空，传统帮会活动的社会基础荡然无存。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抗战结束后，海外洪门领袖司徒美堂回国，投向中共，新政权成立后，海外致公党因为司徒美堂的关系，进入大陆，聚集一批洪门背景的高层人士，成为八大民主党派之一，加上洪门与青帮在辛亥革命、抗战时期的历史贡献，新政权就没有专门开展一个“取缔反动帮会运动”。

为什么后来中国的历次《刑法》依然保留“组织利用反动会道门”的罪名呢（1997年《刑法》去掉“反动”二字）？

随着取缔反动会道门运动的开展，会道门及其武装从组织上形式上已经全部被取缔了，但还有后遗症，比如红枪会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武装力量，它在河南、安徽、山东等地民间一直是或隐或现地存在的，直到大跃进时期，一些地方的农民还在采取红枪会这种组织方式。但这种“冷兵器”支撑的会门武装自然不是解放军与公安部门的对手，加上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红枪会等会门武装就成了历史。

至于会道门，沿用至今的1997年《刑法》中还有“组织利用会道门”的罪名，可见会道门还在秘密流传。要注意的是，当代这些会道门的活动主要是以宗教形式开展活动，比如他们加入到某个县市的佛教协会，或是自称是佛教道教的信仰者，人家以为他是佛教道教，而不认为是会道门组织。

当代中国仍然面临着如何处理会道门的问题。台湾地区教派一强一弱的两个案例可以作为参照。一贯道在蒋介石时代也被认定为邪教，或者是作为有伤风化的团体来对待。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之后，一贯道在台湾取得合法地位。目前台湾有一贯道总会，有十几条组线，有几十个大的佛堂，无数中小佛堂，势力很大；在海外，一贯道在88个国家和地区取得较大发展，在泰国、马来西亚等十个国家成立了一贯道总会，在美国洛杉矶成立了世界一贯道总会。另外一个原先在大陆排名第二的会道门同善社，目前在台湾势力微弱，甚至无法列入台湾27种宗教之列（这27种宗教大多为原先大陆教派播迁而去的）。当前政府要做好对台工作、做好一带一路工作，如何处理与这些境外海外教派的关系需要慎重考虑。实际上，这些原先来自大陆的会道门、现在合法登记的宗教或组织在台湾地区的两个作用已经引起大陆政府的重视：一方面，这些教派（或民间信仰团体）保留了很强的中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它们和大陆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所以他们都是主张一个中国的。

（感谢王慧婷对本文初稿整理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