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的雄安新区：人类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

作者：刁琳琳，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教授

摘要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将雄安新区本世纪中叶的建设目标明确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极具深意，这是将新区建设与中国乃至世界前途命运紧密关联，进而展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愿景的重要表述。要求在新区规划建设的质量、标准、特色、模式上，能够代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引领全球治理、树立生态文明典范、领内陆开放风气之先，上述四个特征共同构成“典范城市”的核心关键词。

2018年4月和12月，《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和《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2018—2035年）》先后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批复，标志着以顶层设计为统领的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全面开启新阶段。《纲要》和《规划》着眼于“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的发展定位，勾勒出这座“未来之城”以宏阔格局筹谋千年大计的“两步走”战略蓝图。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高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努力建设人类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人类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是百年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史上首次提出的新理念，代表城市发展的最高成就，彰显雄安新区印刻民族复兴印记的历史价值和引领世界城市发展潮流的时代蕴意。

何为“人类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

“典范”即某个领域合乎规范、值得效仿。“建设人类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是以城市规划哲学为基础、把新城市主义的理论逻辑和近现代城市发展演进的实践逻辑相结合，提出的重大理念。这是将创建世界伟大城市置于人类发展史的高度并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世界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范式探索，不仅指向一个理想城市系统发展的终极目标，更蕴含着终极指向下的具体行动与实践过程。

在理论层面，“典范城市”是卓越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标准范本，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规律的探索中建构城市设计准则和规划框架。研究解决世界城市如何在自身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的基础上巩固并激发非凡特性，如何在更加开放和竞争的环境中形成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城市面貌并成为参照等重大问题。

在实践层面，“典范城市”是未来目标导向并行动的、创新实践城市建设新模式的过程，要求在国家发展乃至人类发展的宏大叙事中超前谋划，在蓬勃内生、发扬传统、自信开放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际国内城市发展的先进成果经验，建成引领民族复兴、“经得起千年历史检验”的经典、传世之作。

创造“雄安质量”，努力建设代表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典范城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应具备挺立潮头的当代先进生产力系统。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阶段性任务，也是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

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性”即体现为创新性。“创新转型”是雄安新区的灵魂和标志，“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已将“创新”作为一个核心理念深度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基本样态。“智慧智能”“高端高新”是“创新”的价值符号，也是“典范城市”的时代标签。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贯穿生产、消费、流通、分配全过程，统筹制度、政策、体制、机制全方位，联通人才、技术、资金、土地全要素，涵盖总量、质量、结构、效益多维度，引领生产力系统诸要素“齿合”协同，发挥出与时俱进的整合力量。

以“雄安质量”引领高质量发展，意味着经济领域要借助全面创新在构建新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指标、政策、考核体系等方面取得率先突破，还应在探索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形态方面发挥示范作用，最终将高质量发展导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创新理念引领下，以区域协同、“两翼”协调、城乡共荣解决发展的协同性问题，以蓝绿交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解决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先行开放、更高层次开放解决发展的国际融入性问题，以民生改善、优质公共服务共享解决发展成果的共享性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成为新区建设发展的重要实践原则和评价准则，是传统生产力转向先进生产力过程中生产关系系统自我调适的必然结果，体现在“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的发展定位中。

缔造“雄安标准”，努力建设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现代治理典范城市

“雄安标准”是“雄安质量”所追求的建设和治理水准。要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为指导，探索建立国际领先的城市管理规则和体系，将标准化理念融入城市治理和服务全链条，为城市治理和全球治理贡献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样板。《纲要》明确提出，“到2030年，实现城市治理能力和社会管理现代化”，“到2035年，新区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这表明，“雄安标准”不仅代表新区规划层面要具有国际最先进理念、最好方法、最优秀技术，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也应当承担起有效防范和解决“大城市病”的重任。不仅关注规划期末的合理和和谐，更强调新区建设发展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美好生活向往。不仅要在已有城市治理的理念和行动中，发现和提炼创新性城市问题解决方案，更要在“跳出去建新城”的新任务探索中，孕育独具特色的现代城市治理经验，为解决世界城市治理难题奉献“中国智慧”。

现代城市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的重心，国家治理又与全球治理关系密切。“国家治理是内化型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引领着先进的治理价值与理念、机制与规范，各国在自身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包含对全球治理理念的认知和对相应规范的协调。全球治理理念结合中国实际的具体运用， 为深化全球治理提供宝贵经验。现代城市治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也必然决定着全球治理的水平与程度。中国要充分把握和利用国际治理制度转型的战略机遇，在治理秩序重塑中提升参与度和话语权，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区域试验和探索。雄安的实践探索，将最终转化为对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探索人类发展新道路提供“中国方案”。

相较于传统城市管理模式，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民主化、治理结构的开放性是现代城市治理的三个重要评判准则。“雄安标准”的本质要求，就是在体制、机制、手段等治理的实践形态上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要求相适应的准则。这些准则应切实具备影响新区战略走向的重要性，与中国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多元主体共治的国家治理理念高度契合，并体现于价值观念、行政决策、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纲要》和《规划》提出具有鲜明“大部制”特点的新区机构设置和扁平化管理模式，体现的是以精简、统一、高效的组织体系确保行政决策科学性和行政权力运行有效性的治理体制创新。“坚持开门开放编规划”“搭建全过程、全方位的公众参与平台”“加强规划监督评估”，将新区规划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寓于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担责的协同过程中，是多元主体（政府、企业、个人）以互动、协商、合作等开放性方式参与深度共治的治理机制创新。提出“打造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全球领先的数字智能城市”“建立企业与个人数据账户，探索建立全数字化的个人诚信体系”，将城市运行、民生服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放到“数字孪生城市”同步规划建设中来部署，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智能管理服务深度融合的治理手段创新。

彰显“雄安特色”，努力建设超越既有工业文明范式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雄安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空间中氤氲的文化内涵，是构成城市形态和城市风貌的重要内容，也是培育城市人群体归属感、社会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丰沃土壤。

《纲要》提出，“塑造中华风范、淀泊风光、创新风尚的城市风貌”是融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特色城市风貌。乡土精神是中华文明之根，中国乡土营造的传统始终是人类文明史的独特组成部分。这一营造方式经过近百年的发轫演进，为世界贡献了村落民居、宫殿园林、山水楼阁等杰出成果，在思想基础、核心价值、社会机制、生产生活形态等层面呈现出的与生态文明的自适应性。抱朴归真的“匠人营国”理念，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独特价值，而这恰恰成为中国近现代城市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

“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文化包含着挑战自然的内涵，这一思潮在工业文明萌发以后愈演愈烈。”世界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相生。工业化的本质是标准化，工业文明底色下的城镇化，自然将工业化的标准化延伸到了城市发展的标准化。20世纪以来，受“西化烙印”和苏联“终极蓝图模式”影响，中国城市发展长期忽视本地化和特色性，没有充分考虑规划技术的适宜性和可行性。乡土文化在人与自然和谐中的纽带作用日渐式微，导致现代城市建设千城一面，几乎中断了区域自然历史和文化有形的延续。

“雄安特色”在于跳出既有城市发展模式，为破解“城淀关系”这一重大时代难题提供了一套全新范式。即准确把握雄安特质——拥抱白洋淀，以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为核心，坚持尊重自然、城淀共生、城景应和，将青砖灰瓦、绿柳成荫的传统村落予以最大限度保留，将传统营城理念和优秀历史文脉予以最大限度延续，构建起古今交融、水城共融的中华城市格局，从而探索出一条既有别于西方环境治理、又适应于中国土壤的新文明发展之路。

这一特色蕴含于功能布局、居住形态、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各个层面，凸显千百年来木船摇橹、织席打箔、撒网捕捞的独特水乡文化，具有强烈的辨识度。这一特色汲取儒家“天人合一”、道家“无为而治”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存智慧，强调城市建设应“顺道应人”“天地人”和谐共生。这一特色指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城乡融合发展，既是对中国古代以生态和古朴自然为准则的营城思想的回归，也是对生态文明时代新型城乡关系的重塑。

开拓“雄安模式”，努力建设深度融入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内陆开放典范城市

开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没有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就没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唯有通过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才能形成全面更高水平的开放新格局，创造“雄安质量”。

作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设立的条件和时代背景与深圳、浦东皆有不同。

深圳和浦东设立之时，分别恰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和全面开放的节点，在开放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双重红利中缔造了“深圳奇迹”和“浦东速度”。两者均为沿海沿江地区，港口（深圳港和上海港）与腹地（泛珠三角和长江流域）资源兼具，利用外资与发展外贸的优势并存。从参与全球经济贸易体系的区位条件看，中国大多数内陆城市和区域并不沿海沿江，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先天优势不足，且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新一轮经济转型周期中，高速增长的红利渐失，要想复制深圳或浦东模式比较困难。

雄安新区设立之时，中国在全球发展中的角色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国内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复杂、更多变，对城市积极融入新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必需、更迫切。

在这样的背景下，《纲要》提出“支持以雄安新区为核心设立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事实上是要探索一种新的历史阶段下不同于沿海的内陆开放模式。这一模式“白手起家”，没有传统经济体制包袱，容易尽快构建创新开放的制度环境，吸聚国际国内创新要素资源，领内陆开放风气之先。这一模式具有后发优势，能够汇聚先行先试政策、集纳最新改革成果，体现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具体内涵，赋予地区发展更大的改革自主权。这一模式顺应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历史大势，更符合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潮流中以新机构、新规则、新机制构建主动应对“多边”困局的内在要求，以积极的自贸战略推动内陆区域自由化进程，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夯实基础。

破除一切阻碍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雄安模式”成功的关键。如何以全面开放格局打造引领世界级城市群发展的战略极点？《纲要》给出明确答案：“建设中外政府间合作项目（园区）和综合保税区”，“支持金融业对外开放新举措在新区落地”，“大幅度取消或降低外资准入限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行开放便捷的人才引进制度，在技术移民和外籍人才入境、停居留、永久居留等方面制定更加便利的措施”等。未来的雄安，将以一系列开放政策加快释放创新效能，引领中国深度参与国际经贸分工与合作，为京津冀、环渤海乃至整个北方腹地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提供强大战略支撑，成为改变中国经济发展“南强北弱”格局的新支点。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空间非均衡视域下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政策效应与推进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3CJL064〉阶段性成果）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中国雄安官网，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3期，原标题“雄安新区的四个核心特征——基于‘人类发展史上的典范城市’的解读”，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