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议事厅︱长三角化工业高质量发展的50份建议

到2020年底，江苏省化工生产企业数量或减少到2000家，化工园区或由50个减少至20个左右。据公开资料，2017年江苏省化工企业超过5000家，全省化工产业收入达两万多亿元，全国排名第二。

4月7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组织了一场关于“中国化工产业如何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线上讨论，共收到了50份建议，分别来自高校学者、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企业管理者、投资人士等。

通过分析这50份建议，我们发现要求加强政府管理的建议最多，建议中还包括分类管理化工企业、技术创新、提高员工专业素质等。此外，不能对化工园区一刀切，一关了之的呼声较高。

关闭化工业不是源头治理

华东理工大学伏玉林教授指出， “一刀切”关停化工企业不符合效率原则。

南京大学高传胜教授认为，应该建立起长效的整体性治理机制，而不是头痛医头、临时抱佛脚的管理方式方法。

从源头治理，也是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闫浩的主要观点。他认为，不是简单的关闭化工企业和化工园区，也不是简单的划定化工企业与居民区。关闭企业和划定距离只是污染源的空间位移，不是源头治理。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吴跃农指出，要改变出现某一企业安全问题就对所有企业邪恶标签化、一闭了之的看似严厉实质懒式管理，将安全生产贯穿于政府监管、生产监理的全过程，全面提高化工产业的安全责任和规范约束，靠专业生产制度管理安全，而不是事后通过行政命令“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除了学界表达了不能一刀切的观点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企业界人士也提出了相同的观点。

江苏省统计局王思彤第一句建议是：不能因为化工业是高危行业就一关了之。

宁波自由职业者楼稼平说，园区化生产是适应工业企业多种所有制、不同产权主体的产业布局方式。关闭化工园区，极可能导致民营主体大规模退出化工产业，在生产方式上退回大而全的单一企业模式，最终产生竞争不足所带来的低效、高价局面。

他进一步指出，化工产业的园区化仍然是必须的，响水事故反映的是园区管理问题，而不是某个化工企业的问题。企业进入了一个监管缺位、管理不善的园区而出现问题乃至发生事故，不只是单个企业的责任，所以，简单地关闭园区，不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根本问题。

徐工集团刘建森表示，提高行业标准，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法，但是不应该一关了之。

建议中多数观点认为，化工园区不是不能关，但是要分类管理，要给企业留时间和空间。

淮海工学院孙军强调，应该严格标准，给予一定的整改期限，若仍没有达标，坚决关闭。

南京审计大学姜德波认为，一方面需要强化前端治理，推进化工产业投资的规模化，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末端治理，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以强力手段，强制关闭达不到环保和安全标准的小化工企业。对于现有能够达标排放的中小化工企业，也要鼓励骨干企业对其兼并重组，实现规模经济经营，既有利于达标排放，也有利于企业掌控定价权。

4月8日召开的江苏省常委会也提到对化工产业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会议指出，对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企业、园区必须关闭，对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园区必须关停，对落后低端企业必须淘汰。对符合安全生产、环保标准的企业要支持技术改造、支持配套产业、支持完善产业链。

环境部南京环科所鞠昌华在建议中指出，对于化工行业的转型升级，科技支撑、金融支持、教育支持、平台支持及标准倒逼都很重要，但是目前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措施，而是要客观、科学地给予企业、园区转型升级的时间和空间。

一是时间，一定不能急于求成，行业转型升级，尤其化工行业的转型升级更需要时间，对现有企业分类指导，具体到不同的小行业、不同企业，主管部门一定要有耐心，某种程度上安全问题也与一些政策出台不够耐心有关。二是空间，不能一棍子打死，做好企业园区防护距离内拆迁工作，在园区内给它们提供好发展空间。

上述江苏省常委会上强调，要保持有关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办。

加强政府管理：统一标准、提高准入门槛

加强政府管理的建议，既有来自学界的，也有来自企业，还有政府部门。

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包卿、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申可善都提出要在安全标准、排放标准、用地用能指标的评价上实现统一标准。

暨南大学林学军提到，要制定严格的准入制度，不达到污染排放标准和安全生产标准者不准生产。南京大学刘志彪也认为，需要设置较高的投资额度准入门槛。

管理过硬，就是政府部门严格按标准进行化工项目审批，化工企业严格按操作流程进行内部管理。上述建议来自江苏省统计局王思彤。

闫浩则认为，第一,坚持产业政策去地方政府化。国家制定的排放标准，地方政府必须执行，可以提高标准，不能降低标准。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第二,在太湖、长江等重要水体和人口密集城市与区域，执行环保排放标准的同时还要执行总量控制标准，防止虽然都是达标排放，但由于经济密度高而导致排放总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进而造成生态系统崩溃（如太湖蓝藻事件）。

在这类建议中，楼稼平说的很中肯。

他指出，化工产业更需要园区化，所以，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更需要化工园区设置与监管的转型升级，或者说化工园区的转型升级及其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及其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

楼稼平认为，化工产业园区，除了可由地方政府主办，更应提倡同业协会主办的方式，以解决监管的专业技术问题。当前最需要的，不是关闭园区，而是应当启动重新整合园区的行动，把不当设立于某园区的企业转移到相关园区内。这样，才是既吸取响水教训，又尽可能保护江苏化工产业不受无辜伤害的正确之道。

对化工企业分级分类管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郭进提出，用沿海化工带取代沿江化工带、对化工产业园区进行分级分类管理等等，从规划和环保的源头解决产业集聚不足、产业园区产品配套不足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曾刚教授认为，此次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化工区与生活区比邻。从德国化工集团及园区的发展经验出发，对于化工区的柔性调控是关键，与生活区邻近的化工企业绝不姑息。一是对化工区应采取系统多远的监控管理体系，通过数据集成分析进行风险评估；二是对于化工企业生产过程要进行动态监控管理，一旦出现安全隐患，可及时反应；三是化工园区应对社会开放，既可以宣传企业形象，让公众了解化工企业并不可怕，又可以借助社会智慧监督企业生产安全以实现高质量且安全的发展。

曾刚进一步指出，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视角出发，调整产业产略布局，细分领域和定位，以实现安全高效发展。

郭进提出了细分化工产业后的管理对策。如，在石油化工方面，围绕汽车、轨道交通、新能源、航空航天、国防等部门的终端需求，重点发展新型绿色石化产品。

在煤化工方面，加快推进煤制气、煤制油、煤制烯烃等国家示范工程的成果转化应用和复制推广工作，以新项目的建设，带动传统煤化工产业的调整、转移和升级。为此需要国家进一步完善对原料供应地、产业迁出地的补偿机制，完善产业跨区域搬迁的利益平衡机制和煤化工产业升级的激励机制，以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促进产业尽快升级。

在化工新材料方面，中国仍有大量的技术短板和发展空白，需要进一步加大自主研发的投入，强化“产学研”的协同机制。

南京大学刘志彪也支持分类处置：第一，对容易造成污染但是相对安全的化工企业，要集中园区化，便于规模化处理废水、废气、固废（简称“三废”），否则积聚在园区反而风险更大；第二，对有生产安全隐患的化工企业，要设法搬迁到远离城市和人口集聚的区域，按发达国家的经验，最好是配置在远离城市的海岛上；第三，对一般特性的化工企业，总体上应该要求大型化发展，只有大企业才便于采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设备，处理污染和保护环境。

伟机投资的蔡汉东指出，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措施是提升安全生产能力和对“三废”处理。在安全生产方面，逐步用工业自动化替代人工。“三废”处理中固废（包括危废）处理的难度相对高，目前一般采取暂存、填埋、无害化处理以及回收利用几种方式，无害化处理和回收利用往往因为处理技术、运输成本等方面的要求高而难以推行。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从治理环节上倒逼企业自我约束，节能减排和自行处理三废；一方面要对企业提供综合配套服务，着力引进和培育处理三废的公司与企业共同治理三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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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