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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加持的人类：超人or非人
摄影：马修·加弗苏（Matthieu Gafsou）
采访／撰文：周仰
《城市画报》2019年3月刊，刊发时有删节
2018年11月末，中国科学家向外界公布，一对经过基因编辑的婴儿已经诞生，消息引发了国内外科学界的一片批判，媒体也不约而同将此举描述为“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几乎就在这条令人哗然的新闻发布同时，厦门集美·阿尔勒摄影节的展厅中，瑞士摄影师马修·加弗苏的作品《H+》以手术室般冷峻的影像告诉人们，如果那个“潘多拉魔盒”指的是“用技术改造人体”，那么实际上它早已打开。
以英文缩写“H+”为代表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ism），是一个国际性的哲学思潮，倡导通过开发并广泛运用复杂的科学技术来提升人类的身体、能力和智力，此外，这些强大的新技术带来的危险和好处，以及对人类生活状态的大改变，也是超人类主义运动的关心方向。
对于很多人来说，超人类主义无疑是新生的概念，但事实上，人类对免除死亡的渴望或许从一开始就铭刻在基因之中。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书写于公元前2700年，其中就已记录了英雄对生死奥秘的探索。奠定当代“超人类主义”概念的是伊朗裔美国未来学（futurology）教授FM-2030，在20世纪60年代，他便提出了“人类的新定义”，认为那些采纳技术手段和生活方式“跨越”到后人类（posthumanity）状态的人，可称之为“超人类”。
在加弗苏的展厅中，与墙面同高的巨幅肖像呈现了一位表情平静的年轻人，弧形的微型麦克风般的金属配件一端悬空在他的额前，另一端则连接其后脑勺，这是慕尼黑的尼尔·哈比森（Neil Harbisson），先天色盲的他选择将特殊组件植入脑中，这一“机械眼”能将颜色转换成声音，为他带来独特的色彩体验。哈比森是第一位佩戴义肢出现在护照照片中的人类，对此他颇为自豪。
哈比森的肖像属于加弗苏展览的第五部分，在“生物黑客”（biohacking）和“半机械人”（cyborg）等标签下，一系列科幻小说般的场景展现在眼前：因为植入了磁铁而吸引铁粉的中指的特写；一张有着图腾般纹身和金属圆点的面孔；戴着惨白橡胶手套的手正在往另一只手中注射什么……观看这些照片并阅读相应的文字说明，我们或许忍不住皱眉，因为这些人对人体和机器的嫁接，已经不局限于如哈比森那样弥补先天感官的缺失，在一些超人类主义者看来，未经科技修改和增强的天然躯体，才是“不完整”的。
如果整个《H+》项目仅包含这些过于先锋的形象，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加弗苏的作品当成科幻小说，离开展厅之后便能抛诸脑后，然而，《H+》令人不安之处正在于，加弗苏将那些我们已然习以为常的事物与大多数人暂时尚未接受的激进技术并置在一起，以此提醒人们“未来”是怎样已经到来。当牙齿矫正器、隐形眼镜、维生素药丸和植入了夜光水母基因的实验鼠同处一个空间，摄影师实际上展示的是人类利用科技改造身体的连贯历史，也迫使我们思考：新技术从过于先锋到被接受为日用商品，往往是转瞬的事，即便今天我们还在为《H+》之中的一些照片蹙眉，是否不多时之后，每个人也会开始用植入手掌的芯片储存信息？而照片间或使用纯白或者纯黑的背景，高调与暗调的频繁切换暗示出加弗苏的焦虑，正如他本人在与《光圈》编辑的访谈中坦言，“强烈的白光让我们无处可逃，而黑暗则可能将我们吞没。由超人类主义引发的许多哲学问题，比如死亡、优生学或者社会割裂，都令人不安，很可能引起更多痛苦。”加弗苏提到，在四年的拍摄过程中，他接触越多超人类主义者，就越感到悲哀。超人类主义相信人这个物种的更多潜力需要通过科技来达成，而加弗苏担忧这将剥夺我们的人性。不过，他的这份批判在《H+》中隐藏得很深，我们仅仅能从冰冷的影像风格中一窥摄影师的态度。
超人类主义者坚信，如果在三个月内死去的前景和做心脏移植手术中进行选择，每个人都会倾向于后者，由此推理，每个人都会选择生命而不是死亡，然而，摄影师加弗苏的焦虑也并非杞人忧天。古希腊神话中，黎明女神艾奥斯（Eos）爱上了凡人少年提索奥努斯（Tithonus），遂向宙斯（Zeus）恳求让少年永远不死。宙斯答应了艾奥斯的请求，然而女神却忘了，“不会死”不等于“长生不老”。故事的最后，提索奥努斯不断老去，越来越虚弱，痛苦地祈求死亡。当我们讨论“延长生命”时，也必将遭遇和神话故事一样的问题——我们所说的，到底是“青春永驻”，还是“衰老永驻”，还是在2000年之后让我们解冻复苏的大脑成为未来马戏团中的小丑？从临床医学到基因黑客，与死亡“斗争”的科技不断加速发展，而我们很可能来不及思考提索奥努斯故事的教训——超人类主义带来的未来，或许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早在2003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在《后人类未来：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一书中警告我们延长生命会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即便所有相关技术的发心都是好意。实际上，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消灭死亡”的危险，如果地球上的人突然停止死去，人口爆炸将引发巨大的生态灾难，除非我们也停止生育。然而，没有了新生和死亡，社会和人性还会持续进步发展吗？还是会被永远不死的独裁者禁锢在原地？长生不老会成为富人的特权，还是说穷人将不得不永远劳作，甚至被剥夺了在死亡中“休息”的机会？
除了对于社会和文明的影响，我们或许更应该关注超人类主义对于“什么是人”的重新定义。增加一分同理心是否让我们更有人性？那么消除繁衍的欲望是否会消除我们的人性？如果我们四肢卸下，把脑袋装到机器人上边，我们还是人吗？或者，为了获得更卓越的记忆力和计算能力，将大脑与计算机嫁接在一起，我们还是人吗？《H＋》的影像显然无法回答这些哲学问题，但摄影师本人并非没有答案，在另一次访谈中，加弗苏说，“我认为超人类主义很冷酷，它是关于逃避死亡，但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忘记了身体、忘记了血肉、忘记了真实的欲望。”这种可怕的遗忘在《H+》的最后一部分尤为突出，以“后人类”（post-human）为标签的这个章节呈现了人体冷冻技术，这是指把人体在极低温的情况下冷冻保存，并希望可以在未来通过先进的医疗科技使他们解冻后复活。当我们看到幽黑背景前俄罗斯人体冷冻公司（KrioRus）储存冷冻大脑和躯体的巨大罐子，很难不去思考超人类主义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了更长久的生命，而放弃现有的血肉之躯，真的是一条正道吗？
对话马修·加弗苏：
G＝加弗苏，Z＝周仰
Z：你是如何开始对超人类主义这个话题感兴趣的？
G：有一次，我读到关于太空旅行的一篇文章，有人解释道，只有经过改造的身体才能适应太空旅行……我立刻意识到，这一话题是个金矿。
Z：你将2015年的作品《以太》（Ether）描述为“探索科学边界以及通过技术增强人体的哲学后果”的长期项目的序曲，这是否就是指《H+》项目？《以太》中那些抽象的画面如何跟《H+》联系在一起？
G：我最终把两个项目分开了，但确实可以把《以太》看作《H+》的前奏，前者之中你也可以看到，人类的技术如何无处不在，哪怕在天空中。人类已经殖民了一切。《以太》并不是纪实的项目，而是形式上的探索，但它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考，即人类如何试图控制自然，这是延续到《H+》之中的问题。
Z：“超人类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非常宽泛的概念，其中的技术和理念还在不断演化、发展，你怎样判断这个项目在某一刻“完成”了？是否有什么新的发展并未囊括在《H+》之中？
G：其实有很多内容并未在这个项目中呈现，我一直知道这个项目不会“完整”，因为关于超人类主义，有着太多话题和分支，每天都有新的技术、实验和人物冒出来，因此我采用了“非叙事”和“片断式”的视觉语言，这种形式最能和我们今天如何与数据、信息连接在一起产生共鸣。同样，项目中每个部分开头采用互联网常用的“#号”标签，也加强了这种碎片式的感觉。对我来说，这个项目关注的不是“完整性”——完整性本身就是一种迷思——重要的是探讨我们与技术的关系、我们思考身体的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如何在超人类主义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宗教。
Z：你刚刚提到喜欢这样一种“片断式”的语言，但作为一个展览或者一本书，一个摄影项目始终需要有一定的整体性，你如何平衡这两者？
G：想象一幅拼图，它由许多碎片组成，我认为即便其中可能缺少了一两片，你还是可以看出图像大致的轮廓。《H+》项目就是这样，我喜欢这种不完整的感觉，它提供了思考的方向。我让一些门保持开放状态，以便人们自己去解读，这很重要。
Z：在《H+》中你不仅拍了一些类似科幻小说的场景，也囊括了许多日常生活用品，比如隐形眼镜和智能手机，人们早已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些事物。你提到希望质疑人类身体和科技的关系，那么当你在拍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使用这样一些产品，是否还会继续去用它们？
G：我在项目中加入那些日常物品，是希望让人们看到，虽然“超人类主义”这个词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很新，但我们早就在使用和身体紧密相连的技术，这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只是我们现在似乎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它被称为“超人类主义”。对我来说，这种历史的维度十分重要，所以才会拍下智能手机之类司空见惯的东西，我认为它非常能代表超人类主义：虽然智能手机（现在）还不是植入在身体之中，它总是很接近我们的身体，并且创造了一种依赖性，它给我们很多可能性，但也从我们身上偷走了许多——我们失去了记忆，失去了方向感。但是我并不会因此停止使用这些物品，我并不是完全反对技术，而是反对我们不加批判性思考就接受这些东西。
Z：在另一个访谈中，你表达了对超人类主义思潮的一些批判，但在拍摄中你却站在较为中立的立场。你是何时开始有这种批判性的态度？以及为什么在作品呈现时依然选择了中立？
G：我希望让观看者对这个话题做出自己的判断，即便你可以从我的文字说明和影像形式上推测出我自己的态度。关于前一个问题，我越多地与超人类主义者接触，就越为他们感到悲哀，他们拒绝把身体看作感官的场所。另外，我也不同意许多超人类主义者将身体和意识做了二元分割，在我看来，我们无法将二者分开，身体无法脱离意识独自存在，反之亦然。
Z：如今，越来越多艺术家选择这样一种中立的态度来呈现作品，而让观众自己做出判断。你认为我们能够相信观众会发现那些隐藏和层次和含义，并抵达批判性的结论吗？在这一过程中，你用怎样的方式鼓励普通观众进行批判性思考？
G：我认为我们必须信任观众有这样的能力，不然的话，就只能创作一些过于简化的作品。就《H+》这个项目来说，我相信每个章节之前的标签和所有的图片说明足以引导观看者。
Z：与你之前的项目，比如2012年完成的《神圣》（Sacré），《H+》项目似乎更依赖图片说明，在你看来，这里的文字和图像之间是什么关系？
G：《H+》这个项目中有许多我们不熟悉、不了解的信息，因此需要图片说明。照片只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印象，但光凭它本身的意义是不够的。我采用的图片说明基本上都是事实信息，以便让观看者有一定的自由度去自行理解照片的暗示。
Z：应该说，避免死亡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渴望，但从你的项目中，我们看到似乎超人类主义并不是达成这一愿望的途径，在完成《H+》之后，你认为这种渴望有可能实现吗？
G：实际上，最初超人类主义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在死亡面前，我是脆弱的，我们都是脆弱的。惧怕死亡或许是我们作为人类共同的弱点，这种恐惧让我们显得无助，但也如此美丽。现在我认为接受死亡或许是最难的事，但却是更正确的方式，而选择将延长生命甚至永生当作生活的目标则显得不太成熟，这里的风险是，我们在做着无法言说的长生不老之梦的时候，很可能就错过了真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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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摄影师：马修·加弗苏（瑞士）
马修·加弗苏在瑞士洛桑生活和工作。在洛桑大学完成哲学、文学和电影艺术硕士学位后，他在沃韦应用艺术学院学习摄影。自2006年以来，加弗苏参加了许多团体和个人展览，并出版了五本书。2014年，洛桑颇具影响力的爱丽舍博物馆（Musée de l’Elysée）举办了加弗苏的个展，名为“只有上帝能评判我”。 2018年，《H＋》展览成为法国阿尔勒摄影节（Les Rencontres de la Photographie）的亮点。与他的艺术实践并行，加弗苏是洛桑艺术与设计大学（ECAL）的教师。
摄影师网站：http://www.gafso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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