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地理学人︱胡焕庸：终以“人口学家”自居的地理名家

民国地理学界的执牛耳者

作为民国地理学的代表人物，胡焕庸1901年生于江南宜兴的一个乡村寒素之家，自幼丧父，与母相依为命。少年苦读，1919年考入免学费的南京高等师范，随竺可桢专攻地理和气候。胡焕庸字肖堂，即有“肖人之堂以为堂”之意，他得以窥竺氏学问的堂奥，成为其高足，一生执弟子礼甚恭。据说后来竺可桢每到南京或重庆的胡家探访或小叙，胡焕庸都极重师生礼仪，竺正襟危坐，胡垂手恭立。

在南京高师求学期间，与胡焕庸同门者还有张其昀。张出身浙江鄞县望族，和胡焕庸同岁同学，但与胡专攻地理不同，张其昀兼顾历史与地理，将南高柳诒徵的史学与竺可桢的地学融为一炉。南高率先参照西方地理学发展“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铸就人文地理学重镇。作为南高史地学派的两员大将，张与胡二人一并成为民国地理学第二代学者的翘楚。

1923年胡焕庸毕业，先到扬州中学执教两年半。1926至1928年，胡焕庸到法国进修，深受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影响，并以此为范式，专注中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开风气之先。1935年胡焕庸在《地理学报》发表《中国人口之分布》，划出一条从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将全国分为东南与西北两部，世人称之为 “胡焕庸线” ，是为二十世纪中国地理学的代表成果之一。

1930年2月，中央大学地理系独立成系，胡焕庸作为系主任，与张其昀以及留美学者黄国璋构成地理系的三驾马车，建立齐整的学科体系，培养民国第三代地理人才，例如徐近之、李旭旦和任美锷等。其中，胡焕庸最器重李旭旦，将其视为传人有意栽培。胡焕庸的弟子不辱师命，例如民国中英庚款地理留学生有一半出自胡焕庸门下，门生徐近之有诗云：“春风桃李争辉甚，留学生徒岁有添。” 这些门生先后在英国深造，归来成为民国第三代地理学人的代表，由此更奠定胡焕庸的地位。

1941年中央大学设立地理学研究部，胡焕庸任主任，先后培养地理学硕士十余人，著名的如吴传钧，1941年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入新成立的地理学部，1943年获硕士学位，是中央大学培养的第一位地理学硕士，1948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学博士，归来成为民国地理学第四代学者的中坚力量。

在民国地理学界，胡焕庸执牛耳，但并非一家独尊。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肇始以1909年张相文在天津成立中国地学会为标志，1910年中国地学会移于北京，北京成为中国地理学的中心。1934年，胡焕庸与翁文灏、竺可桢、张其昀等在首都南京成立中国地理学会，总部设在中央大学地理系，民国地理学的南北对立由此开始制度化，其中以“南胡北黄”为代表。

黄国璋（1896-1966），字海平，湖南湘乡人，美国芝加哥大学地理系硕士，1928年被竺可桢聘为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但黄国璋并非南高嫡系，而且师承美国地理学，不同于胡焕庸的法国地理学范式，因此时有边缘化的感觉。1936年黄国璋北上，执掌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整合中国地学会，与胡焕庸领导的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对峙，形成民国地理学“南胡北黄”的格局，双方相互争锋，门户渐深。

抗战时期，胡焕庸所在的中央大学同样是暗潮涌动，卷入CC系（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与朱家骅的派系之争。抗战期间，朱与陈二人因轮流掌管国民党组织部和教育部，用人行事相互排斥，势同水火。虽然朱家骅在国民党组织系统中的势力不如陈立夫，但在他曾任中山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教育界根基和人脉甚深。1938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在教育界扩充势力，与朱家骅的势力产生冲突。作为反击，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朱家骅开始在高校发展党组织，捍卫自己的地盘。

朱家骅地学出身，以政治扶植民国地理学，国民党党员胡焕庸被朱家骅推选为中央大学区党部书记。但是陈立夫作为教育部长直辖中央大学，胡焕庸作为中大名教授又被聘为教育部首批三十位“部聘教授”，而且胡焕庸还与陈氏的臂膀叶秀峰相熟，并通过叶为中国地理学会申请经费，因此胡焕庸仅一年就辞去中央大学党部书记一职，自然被朱家骅视为CC派中人，朱氏因此在地理学界培养抗衡胡焕庸及中央大学地理系的机构和人物。他在陪都重庆创建第一个国家级的地理专业研究机构——中国地理研究所，由黄国璋出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与同城的胡焕庸一较高下。同时，朱家骅邀请旧识顾颉刚在中央大学兼职，制衡胡焕庸的势力。

1943年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胡焕庸奉蒋手谕担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延揽中央大学（南京高师和东大）的毕业生，实行校友治校，胡焕庸一时炙手可热，成为中央大学的实权派和核心人物。同年，胡焕庸接替翁文灏出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无论事业还是学术都达到了顶峰。

1948年，胡焕庸执教中央大学地理系二十周年，门生特意举行纪念大会，由地理系第一届毕业生朱炳海主持，与会嘉宾有中大代校长周鸿经，中央地质研究所所长李春昱，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林超，中大各院院长及名教授数十人，会场四壁悬满各方的致贺立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赠送四字“扶学遵道”。桃李满天下的胡焕庸一时风光无两，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门生的下次聚会竟要再等三十年。

同样在1948年，胡焕庸担任第二届国大代表，参与选举总统。年底，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大代表处给胡焕庸准备了去台湾的机票，但据胡本人所言，他听闻中共广播说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如果留在大陆，一概不加处分 ，所以就坚决拒绝去台，而同学张其昀却毫不迟疑地登上飞机。不过，胡的子女众多，负累过重，可能为其难舍大陆的另一重要原因。

换了天地的另一番人生

1949年，民国首屈一指的中央大学纵身变成了 “伪中央大学” 。1949年9月，作为 “伪中央大学” 的教务长，胡焕庸被人检举，与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南高同门缪凤林一起被列为反动教授，与其他六位原中央大学同事，一起被送到北京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分析自己的思想，反省自己的过去。1950年“镇反”期间，敏感的缪凤林被吓中风，卧床不起，送回南京，数年之后，孤苦而终。

1950年夏，胡焕庸受训结束，虽然有老师竺可桢的长袖善舞，但地理学界已然换了江山，胡焕庸与中央大学绑定，被贴上了政治标签，落选全国地理学专门委员会委员，摒除在地理学界之外，同时因政治身份无人敢用。他曾想重回南京大学地理系（原中央大学），但时任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的门生任美锷极力阻扰。因为早在中央大学求学期间，任美锷就对胡焕庸倚重李旭旦心生不满，后胡又阻挠任美锷重回中央大学，鉴于胡氏当时的地位，任氏隐忍未敢发，但今非昔比。

注重意识形态的高校显然已无胡焕庸的位置，此时正值淮河大水，幸亏胡焕庸曾研究过苏北的淮河，写过两淮水利，其著作被华东水利部的大员看到，认为其有一技之长，胡氏因此跻身位于安徽蚌埠的治淮委员会，谋得技术委员兼资料室主任一职，参与淮河治理，前后共三年。

1952年，在淮河工地笔耕不辍的胡焕庸出版《祖国水利》一书，书中引用“黄河是中国的忧患”，“黄河百害，惟富一套”等民国地理学界的定论，但随即被人指责这是旧社会的说法，宣传反动观点，因为黄河在党和新政府的治理下已变害为利。敏锐的胡焕庸立即登报检讨，表示自己过去受毒素影响太深，完全接受批评，即刻订正错误。

1953年淮河治理暂告一段落，胡焕庸才得以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辗转回归地理，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的班底是由竺可桢主持下浙江大学地理系建制搬来，系主任李春芬193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43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学博士，是胡焕庸的门生，因此胡在华东师大的前几年还算平顺，但他擅长的人文地理学已成禁区，只能转向研究相对安全的外国地理学，似乎渡过劫波。不过，华东师大是新整合的学校，复杂的派系矛盾只是暂时潜伏，伺机而动。

1954年夏，“肃反运动”开始，隐藏的派系争斗迅速公开爆发，相互以政治运动杯葛对方。民国成名的胡焕庸，社会历史背景复杂，立即成为全系重点对象，不仅多次被抄家，同时还被怀疑家中藏有秘密电台，甚至将地板撬开检查。风波历经半年，最后校党委书记宣布上海市委的决定，即胡的历史问题不作处理，胡焕庸躲过一劫。1957年“反右”斗争中，胡虽受批判，但未被划为“右派”。

1966年“文革”伊始，华东师大校内风云涌动。由于被视为地理系和全校的元凶之一，六十五岁的胡焕庸备受磨难。此后一年，他白天打扫校园道路，晚间到系里学习批斗，家中也多次被抄，研究全部中断。随后，胡焕庸被定为 “反革命特务分子”，关押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专案组走遍全国，寻找罪证。例如1968年12月，专案组专门找到顾颉刚，了解胡焕庸当年组织西北建设协会之事，虽然与胡不睦，顾氏并未落井下石。

1973年6月，拘留达五年之久的胡焕庸被带回学校继续审查，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直到1979年，全国清理“文革”未了案件，上海市才正式为胡焕庸结案，宣布1954年“肃反”时的结论继续有效，即：胡的历史问题不作处理。胡焕庸的人生似乎经过一个轮回，又回到原点，但已是二十五年之后。

后来有人询问胡焕庸为何没有自裁。胡焕庸以唱戏为喻，说道：“人生就像唱戏，生旦净丑都得唱，我唱了多年的小生须生。现在该我唱丑角了，我的学生轮到唱须生武生。”“文革”如戏，须生武生作为龙套，尽在导演掌控之中。不过，并非胡焕庸所有的学生在戏中扮了丑角。

患难中施以援手的两位门生

胡焕庸一生以大学为重，但1949年之后大学门生多沦为边缘，甚至反目相向。例如得意门生李旭旦，避走南京师范学院，1957年被打为“右派”，其在民国时期积累的资本都成为新政权下的罪证。1952年之后，胡焕庸的命运多系于他的两位中学门生。学术、政治和私谊在此被演化到极致。

救胡焕庸于水火的第一位门生是孙陶林。胡焕庸曾于1931-1933年被江苏省教育厅借用，兼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校长。胡执掌苏州中学的两年期间，苏州中学包揽1933年江苏省高中会考的前三甲，震惊全省。苏州人吴传钧正在此读书，因校长胡焕庸而情钟地理，不过作为学者的吴传钧无力拯救老师。在任苏州中学校长时期，胡焕庸还积极保护参与政治的学生，其中就有孙陶林。

孙陶林（1911-2001），江苏铜山人。1932年就读于苏州中学时参与革命，受到警察机关审查，被胡焕庸设法保释。孙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专业，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后，孙陶林担任新组建的华东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将辟处淮河工地的老师胡焕庸调至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胡因此才得以重归高校，在华东师大度过余生。

1958年孙陶林调至安徽，胡焕庸在华师大的处境每况愈下。“文革”期间，胡焕庸更是在劫难逃。因为胡与国民党渊源甚深，很早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并在蒋介石任中央大学校长时期，被任命为教务长。因此，凡是运动，胡焕庸一定挨批斗，并株连全家，其长子在“文革”中为此写了数百份交待。直到“文革”之后，胡焕庸的另一位学生出面，胡才得以尽快彻底解放。

胡焕庸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1923-1926年曾在江苏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任教，教授史地。1924年，胡焕庸的班上来了一位名叫胡鼎新的盐城籍学生，这位胡鼎新就是日后的胡乔木（1912-1992）。1979年，身居中枢的胡乔木过问了一下他昔日中学地理老师的状况，加速了胡焕庸的彻底平反。

1980年中科院增选学部委员，胡焕庸有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和民国教育部地理门惟一的部聘教授身份，仍然落选，而其徒子徒孙已位居学术链的顶端。1990年再次增选院士，1901年出生的胡氏，已年届九十，大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之叹。历经劫难的胡焕庸此时也许看透了名利，但他的存在，始终是地理学界的一种尴尬。

胡焕庸以研究人口地理成名，1957年胡焕庸在华东师大成立人口地理研究室，试图重续二十年前的人口地理研究，但不久，全国批评马寅初的人口论，人口研究成为禁区，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也半途而废。1980年之后，年届八十的胡焕庸重启人口研究，更多是以人口学家示人，刻意与地理界保持一定距离。

1998年胡焕庸百年之后，中国地理学界终于长松一口气。华东师范大学在胡氏门生的再三请求下为胡焕庸塑像，置放在资源环境学院（原地理系），让其回归地理学，恢复胡在地理学的地位，可是2006年华东师范大学主部搬到闵行校区时，这座铜像却被留置。后来有门生不忍，自行搬迁到人口研究所，可见胡焕庸选择远离地理学界是正确的。

胡焕庸的同窗张其昀，避走台湾，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教育部长"，"总统府资政"，创办中国文化大学，写下煌煌巨著，无论从政还是为学，一生未断，将才华发挥到极致。而胡焕庸却在国共两方都不讨好，大陆认为他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台湾则认为他留在大陆，背叛民国，政治弄人。不过胡焕庸没有自弃，他每日坚持打拳和洗冷水澡，数十年不懈，得以享天年，并有六子一女，全部事业有成，子孙满堂，这或许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一种中国式补偿。

参考文献：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5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

《光明日报》1952年5月26日。

胡焕庸：《胡焕庸回忆录》1988年 。

胡建中：《梅花香自苦寒来：纪念先父胡焕庸教授诞辰110周年》，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年。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

《竺可桢全集》（第12册）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

（注：感谢胡焕庸先生的后人胡复孙先生提供宝贵资料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