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内战的

编者按：《危机将至》是一部美国内战研究，尤其是战前历史研究的经典作品，曾获得普利策奖。在美国历史上，除了美国革命（包括独立战争和费城制宪），恐怕没有比南北战争更重要的研究课题了。但是，各种专著、论文、小说、电影和纪实作品等大多集中在内战本身上，本书则把重点投放在南北战争之前。作者戴维·波特（David M. Potter）以严密的考证，深入的分析及条理清晰的讲述，详细介绍了美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内战的过程。作者力图从卷轶浩繁的史料和大量的研究成果中找出导致战争爆发的各种社会因素，分析美国之所以最终走向内战的深层原因，而不是满足于常规历史叙事给出的浅显结论。本书内容丰富，言出有据，脉络清晰，叙事精彩。看完后有一种意犹未尽，希望能有续篇继续讲下去的感觉。

在欧洲，1848年正是革命之年。而在美国，由于刚从墨西哥手中夺得包括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等处的大片土地，加上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剩余领土，美国正处于向西部扩张的狂热浪潮中。但在建立新州的过程中，是禁止还是允许奴隶制，逐步成为撕裂美国社会的关键问题。是否允许在新建州中实施奴隶制，一开始只是在国会中，在具有不同理念、代表不同利益的议员之间，在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博弈，后来发展到南北政治派别之间的对决，最后演变成南北社会的全面对抗。随着南方诸州相继宣布脱离联邦，继而炮击萨姆特要塞，最终导致内战爆发。

实际上，美国内战是诸多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奴隶制是主因，领土的扩张是诱因，州权至上的理念（杰斐逊与麦迪逊分别起草的弗吉尼亚决议和肯塔基决议为此提供了法理基础）是加速器，而这正是内战爆发前13年间奴隶制的隐患不断发酵，在新建州禁奴与蓄奴的不断争斗，南北隔阂不断加深，联邦纽带不断撕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上层的政治角逐，也有媒体的推波助澜，还有民间人士的积极介入。最终，虽然社会局势的总体走向不会改变，但确实有一些偶然事件（如布朗起义），有一些不当处置（如堪萨斯勒孔普敦宪法的强行通过），有一些双方之间的误判和相互刺激（如北方并非一定要立即解放蓄奴州的奴隶，只是不希望奴隶制扩散到新建州，而南方有时争的只是抽象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实现），导致矛盾的激化，从而加剧了南北社会分裂的速度。

奴隶制的隐患早在费城制宪时就已经埋下了。从建国开始，奴隶制一直是笼罩在美国人民头上的幽灵，是依附在美国社会结构上的毒瘤。只要奴隶制继续存在，只要奴隶主与废奴主义者处于同一个政府中，只要自由州与蓄奴州处于同一联邦中，冲突迟早都会爆发。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承认奴隶制是错误的，在宪法中也极力避免出现奴隶制的字样，只是为了建立包括蓄奴州在内的联邦，暂时默认了奴隶制存在的现状，但通过在西北领地禁行奴隶制和禁止非洲奴隶贸易，期望奴隶制最终能够自然消亡。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州也确实取消了奴隶制。而南方，尤其是下南方的几个州，不但要继续维护下去，甚至还坚持要扩大蓄奴州的范围。在一次国会辩论期间，面对南卡罗来那州议员脱离联邦的威胁，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针锋相对，发表过一次感人至深的著名演讲，驳斥了脱离联邦的分裂言论，表达了维护联邦的至诚。

在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申请加入联邦的过程中，围绕威尔莫特禁奴条款的博弈，1850年的妥协案的达成，《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漫长辩论，修建西部铁路引起的南北冲突，堪萨斯发生的流血冲突，联邦最高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一案的判决，堪萨斯勒孔普敦宪法的强行通过，约翰·布朗起义，全国范围的党派——民主党的分裂，北方共和党的崛起，以及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这一系列事件使得南北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双方的理念和目标越来越无法调和。

出于对国会话语权和影响力缩小的担心，对南方种植园生活方式的前景的担心，南方极力争取能够在新建州中增加蓄奴州，从而能够在国会的力量对比中取得平衡，确保南方的社会形态不会发生变化。南方一开始只是蓄奴权利之争（甚至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权利之争），宪法解释的法理之争，有时甚至是意气之争，随着双方矛盾的加深，最后演变成奴隶制的存废之争。而北方只是原则之争，共和国的未来之争。北方并不想干扰南方蓄奴州的现状，只是希望把奴隶制局限在现有的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消亡，不希望把奴隶制延伸到新建州，不希望在新建州的土地上出现黑奴，甚至任何黑人。但一些极端的废奴者则无视社会的现实，在没有找出解决黑奴出路的情况下，以道德绑架的方式，把取缔奴隶制，释放黑奴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由理念上面。而顽固的奴隶制捍卫者希望继续维持当前的等级社会结构，扩大蓄奴州的范围。

在民主党把持国会两院的情况下，经过多年的博弈，国会终于在1854年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等于否定了密苏里妥协。法案的颁布不仅没有解决争端，还把庙堂上的争端引向堪萨斯的领地，引向废奴主义者与维护奴隶制人士之间的直接冲突，最终出现了“流血的堪萨斯”。这是一个转折点，即奴隶制存废之争不仅是国会中的政治博弈，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协调，现在则演变为民间的直接对抗。1850年通过的《逃亡奴隶法案》本就已经引起北方人的反感和暗中抵触，现在则进一步升级。

在总统和国会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开始介入奴隶制的问题。在受理《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一案时，最高法院对《1820年法案》，也即密苏里妥协进行合宪性审查。最后做出《1820年法案》违宪的判决，同时认定国会无权禁止在领地内实行奴隶制。这一判决完全支持了南方的立场，但也彻底激怒了北方的各界人士，甚至包括州法院系统的法官，因而立刻招来北方人的强烈抗议，最高法院也因此成为众矢之的。北方愿意做出的最大让步是承认现有蓄奴州的局部地区有权保留奴隶制，同时也希望这只是暂时的，经过一定时间的过渡，美国最终应该是一个人人得享自由的共和国。

布朗起义本是一个鲁莽的废奴主义者的个人行为，但对南北方的感情纽带造成了极大伤害。布朗起义的主要目的是煽动奴隶暴动，逃离种植园，争取自由。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布朗的死激起了弗吉尼亚人和北方人的极大同情，这种同情反过来又引起南方人的深刻疏离感，造成南方人的心理震动，以及对置身于被奴隶包围的危险生活环境中的恐惧。同时，这一事件产生的后果也使南方的联邦主义者的心态开始发生转变。

共和党在北方的崛起，林肯当选总统，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共和党只是一个新生的北方党派，由于其反对奴隶制的党纲，在南方没有任何基础。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林肯赢得了全部18个自由州（在新泽西赢得7张选举人中的4张），但没有一个蓄奴州投票支持林肯，甚至林肯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南方的总统候选人名单中。南方人对共和党心存忌惮，对共和党组建的政府心存疑惧。尽管林肯在就职典礼上既坚持立场，又释放了善意，并保证不会干涉现有蓄奴州的奴隶制问题，仍无法消除南方人的敌意。当年的总统候选人斯蒂芬·道格拉斯曾有预判，林肯的当选意味着联邦危在旦夕，看来联邦的情景堪忧。

炮击飘扬着星条旗的萨姆特要塞，以及要塞的陷落具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这等于是向联邦宣战，从而激发了北方人保卫联邦的决心。萨姆特要塞的炮声揭开了内战的序幕。

如果不是不顾一切地争取在新建州蓄奴的权利，如果事先知道强行脱离联邦会导致长达4年的内战，夺去60多万人的生命，奴隶制彻底崩溃（如果没有内战，南方现有的奴隶制至少还能继续维持较长的时期），战前一味主张脱离联邦的南方政界人士、州政府、州立法机构，以及推波助澜的极端分子和政治势力是否会停下脚步，冷静地思考一下，脱离联邦的前景究竟是什么？是否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当然，这些都不能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