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副教授夫妇的乡村文化建设实验：回乡为留守儿童建书院

不惑之年，大学副教授黄勇军和妻子米莉，决定回邵阳隆回乡下建一个乡村书院。

在筹备三年，动工近一年后，一座蓝白色书院伫立在隆回县小沙江镇的群山碧水间。随之而来的是，书院中举办的“首届乡村书院与乡村振兴国际论坛”。

小山村里举办国际论坛，在隆回县还是破天荒头一回。但比这一论坛更为令人瞩目的是乡村书院的探索，究竟能多大程度上促进乡村文化创新。

“几年前，大人天天在家打牌，小孩时刻抱着手机，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因为地处偏远山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黄勇军的家乡隆回县小沙江镇江边村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年轻人都在外打工，村里多是留守老人和儿童。而教育资源的匮乏，更极大地困扰着这里的村民。

这让在传统乡村文化中沐浴成长的黄勇军尤其难以接受。

他和妻子、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米莉决定，来干一件看起来无比艰辛的事：重建乡村文明。最初的践行是一座乡村书院。

2019年3月，这座乡村书院正式投入使用。

那个山村有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模样

这是吴倩第一次去隆回小沙江镇的花瑶聚居区。

作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学生，早前，她就听她的老师米莉讲过。印象中，这里神秘而有趣。

初春的隆回依然湿冷，尤其地处高寒山区的花瑶聚居区，海拔1300多米，即使在夏天，有时也需围炉取暖。

地图上显示，他们所去的目的地小沙江镇江边村，距离隆回县城都有90公里，乘车需两个多小时。

3月23日清晨，去江边村的路上一大早就被浓雾包围。

这一天，由黄勇军和妻子米莉组织的“首届乡村书院与乡村振兴国际论坛”在江边村归与书院举行，来自海内外的60多名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齐聚这里，就“扎根乡土，探索模式，对话全球”为宗旨，从政策解读、国际视野、理论探讨、经验分享、产业扶贫等多方面出发，探寻乡村振兴的新模式、新路径、新活力、新视野。

小山村里举办国际论坛，在隆回县还是破天荒头一回。几辆巴士车呼呼行走在山路上，直引得沿路的村民围观。

这个寂寂无名的小山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最近五六年，黄勇军每年回家，童年记忆里热闹非凡的村庄，如今被“老人围坐一起抽烟打牌，小孩则紧抱手机不放”所取代。

黄勇军的父亲每次也总是向他感慨，村里到处都是打牌的，连个和他聊天的人都没有。黄勇军也记得，儿时的乡村与现在截然不同，“大人有忙不完的事和活动，各种祭祀、红白喜事、劳务什么的，小孩天天在山里到处跑”。这些典型的乡村图景，构成了黄勇军的童年记忆。

乡村在追逐城市文化的过程中，似乎忘记了自己本身的样子。

那件小事重振农村文明势在必行

乡村振兴是不是可以从文化振兴开始，这引发了黄勇军的思考。

几年前，黄勇军带着女儿回老家搞社会调研。在一个山村里，他遇到了一个和女儿同岁，同样就读一年级的小女孩。

当时，黄勇军指着贴在墙上的“天地君亲师”让小女孩辨认，结果对方竟然只认识一个“天”字，这让黄勇军惊诧不已。“我女儿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基本认识几百上千字了，很容易就可以自己阅读，但她只认识那一个字，我就觉得这个差别很大。”

黄勇军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多种的，一方面是农村师资力量薄弱，难以吸引优秀的教师留下；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科技对乡村文明体系的冲击。“我们那里有个火塘文化，大家天天围在一起烤火，文化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现在，大家都天天看电视或抱个手机。”

再有，黄勇军认为，年轻人出去打工后，以前村庄的很多集体活动无法开展。而且随着城市生活观念对农村年轻人的影响，即使他们回到村里，也都逐渐习惯过小家庭式的生活，对公共事务兴趣阙如，“我认为，这是农村急需振兴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为社会学教授的米莉认为，从心理层面，农村人在面对城市文明时，“他们对比的对象是城市，他们不认为农村也有好的东西，反正就是很不自信”。

然而，米莉认为，尽管中国目前仍在城镇化进程当中，但这并不代表着乡村文明就应该消失，“如果没有乡村，城市整个要完蛋”。在米莉看来，城市如今的不安全感，正是因为和乡村文明割裂造成的，“在城市里小孩出去的话，我要时刻盯着，但在农村，我们可以完全不管，这种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黄勇军和米莉看来，重振乡村文明势在必行。

筹建书院精神文化重建需要学者参与

为了践行自己的乡村建设理念，黄勇军和米莉决定建一座乡村书院。

在他们的定位中，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书院，而是将承担起乡村文化建设、构建教育系统和乡村产业建设等使命的一个综合性平台。届时，参与这个工程的人才、资源、项目等，都将以书院为中转站运行。

“如果说这件事情的意义或源流，我觉得更像在做梁漱溟、晏阳初他们当初做的事情，进行乡村建设实践。”在黄勇军看来，政府主导的乡村振兴，更多是从硬件设施和经济角度发力，而精神文化的重建，则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系统工程，更需要他这样的乡村学者参与。“我们和政府之间是互补的”。

书院最终定名为“归与书院”，出自于孔子的“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里面寄托了黄勇军的乡土情怀，和对儒家经世致用理想的践行。

2018年5月，筹备3年后，归与书院动工建设，并于2019年3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因为平时教学任务重，黄勇军将书院建设全权委托给自己儿时玩伴，现如今是大老板的伍焱奎负责。和黄勇军一样，取得世俗上的成功后，伍焱奎决定反哺家乡，将自己在深圳的很多产业转移回老家，并协同黄勇军筹建归与书院。“这是一件好事，必须要支持。”

而黄勇军的父母则承担了监工和后勤服务的角色，建筑工人每天吃饭也都由老两口负责。对于黄勇军的举动，父母觉得是好事，应该支持，唯一担心的是，“没有资金了咋办？”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黄勇军甚至还拉来了隆回县原副县长夏奕中，现已退休的他，是归与书院的名誉院长，负责为书院建设出谋划策，整合资源。

建成后，归与书院共有4层，集合了学习、论坛、读书等不同功能区，是一个传道授惑、促进乡村地方建设、公益助学、集国际交流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设施。

为了计划的第一步，黄勇军已组织志愿者团队，为山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提供长期支教帮扶。

工学互补寻找农创产品，培植本土产业

在黄勇军和米莉设想中，归与书院还承担了教化村民和抚慰城市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村民素质，形成一个不同于城市的乡村文明形态；另一方面，这种乡村文明也为焦虑的城市人提供一种精神补偿。

但相比于单纯的人为引导，乡村自信的形成往往更需要建立在与之相匹配的经济实力、文化实力等基础上，因而黄勇军也在探索书院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黄勇军这样定位自己：“我不是一个返乡教授，而是一个返乡务工人员。”

他认为，若要走得长远，书院必须能够自主持续运转，除了一定的公益性活动，归与书院还需要形成一个商业闭环。

在此次国际论坛中，黄勇军提出“三创”团队促进乡村振兴的想法，即寻找农创产品，培植本土产业，激发内在发展潜力；与湖南各大高校“双创”团队合作，为乡村农创产品提供创意设计、包装及推广；与“文明社区”社创团队合作，建立乡村与城市之间更紧密的产销结合。

黄勇军夫妇在做花瑶研究时发现，由于地理位置优越，隆回能够培育出品质优良的高山茶，甚至在虎形山瑶族乡白水洞村至今还生长着百年古茶树。但当时那里仅有为数不多的制茶作坊，且都采用手工制茶，规模很小。随后，黄勇军的哥哥黄勇民入股投资了当地的茶厂，黄勇军夫妇也参与了茶叶品牌设计，帮助茶厂完成一系列包装及推广工作。

这是黄勇军夫妇对于促进产业振兴的个人尝试，他们更寄希望于归与书院在将来能够体系化、规模化地承担起这一职责。

正如此次国际论坛将国内各地以至国外的学者、商人聚于隆回山村，黄勇军夫妇未来还将联系拥有不同资源的来宾，与当地村民和产业建立更为直接的联系。

个体情怀“我们只有往下走，往农村去”

黄勇军自陈，他这一套“乡村振兴”的模式，现实中并无参照物，都是自己多年理论和经验方法的总结。“一部分来自于儒家，来自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有一部分则来自儿时的乡村记忆。最终，我们将这两者融合到一起。”

接下来，黄勇军还将以归与书院为基点，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乡村书院发展公益基金”，“使之成为各类政治、社会、文化等资源能够进入、对接到乡村振兴工作之中的独特端口与有效平台，为实现我国的乡村振兴事业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黄勇军介绍，该基金将以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为政策依据，通过企业赞助、爱心捐助、政府采购、专项资金、生态农业、文创产业、收费项目、文旅融合等方式，筹集乡村书院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最终建立成为政府、资本、企业、社会人士进入乡村的独特端口与最佳平台。该基金计划在5至10年内，以建设、参与或合作的方式，最终在全国打造、运营500家左右的乡村书院。

如今，除了必要的教学任务外，黄勇军和米莉的业余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到了归与书院的运营中。

按照常规，他们目前都是副教授，本应争取发表更多的论文，或在行政道路上谋求发展，但他们从做广场舞研究开始，似乎就一直与这种务实选择背道而驰。

“当时很多人觉得我们不务正业了，你一个大学教授研究几个大妈跳舞，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黄勇军笑着说。

这样的质疑，在他们修建归与书院时同样存在。他们原本用于承接课题的时间被大量缩减，评定职称更是无限延后，而书院建设的实践性研究成果大多又不被学术标准认可，这对常人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损失。

但黄勇军和米莉似乎并不看重这些，“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只有往下走，往农村去，才能够承载我们作为一个学者的情怀。”

对于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他们更看重的是实践过程本身。“我跟其他学者说，如果我们成功了，那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成功案例；如果失败了，也是教科书式的失败案例，都是有价值的。”

记者手记

乡村建设需注重经济与文化互补

老实说，黄勇军和米莉老师做的归与书院，到底能否成功，达到他们重振乡村文明的目的，我始终保持着审慎的乐观。

近日的清明节，让城里的学生们好好放了回假，正是热闹时候。然而，在我采访时走过的许多乡村里，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此前常有学生“外逃”。农村的家长们选择花费金钱，帮孩子打包行囊，赶赴城市。而对于大量学生“外流”这种现象，当地学校往往唯有无奈与谅解，他们也清楚，这一批批外流的学生，将给教学质量带来连锁性的下降。“一个好学生，有时能影响十来个孩子的学习态度。”

这实质上，隐含着农村家长对农村教育的担忧。振兴乡村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上的。

对于出身农村的黄勇军和米莉两位教授来说，他们性格的养成、价值观的塑造，背后都有着童年乡村生活带给他们的刻骨铭心的影响。采访中，黄勇军不止一次回忆他那美好的童年，父慈子孝、邻里和谐，再加上绝美的乡村风光，完全一个理想国的画面。

也因此，他们把此次归与书院的建设，称作建设一个理想国。他梦想重振乡村文明，重新捡回那些遗失的美好。当然，他并不是一个复古者。

我认为，他们更想实现的是，用儒家文化结合现代文明，实现一个更高层次的乡村文明。

这个工程无疑是浩大且繁杂的，不是短时间能看到成果的。各种客观因素的限制，“项目”流产的风险也不小。这一点，他们也早有心理准备。

用米莉的话说就是，如果归与书院成功了，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成功样本；失败了，也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失败样本，都是有价值的。

的确，在国家大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当下，除了地方政府的主导参与外，还更应该欢迎像黄勇军米莉这样的民间力量参与进来，各方力量从不同维度努力，形成合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毕竟，乡村振兴，不是只有钱就解决了。

（原题为《副教授夫妇的乡村文化建设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