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民︱书生“三变”为“封侯”——刘师培的“阿谀取容”

说起近代中国的善变人物，一生短暂的刘师培（1884-1919）肯定算是比较著名的一个。从政治立场转变的角度追溯，刘师培由一传统文士，转变为一反满革命论者，为其第一变。1908年初，刘师培转而又与两江总督端方暗通款曲，充当侦察革命党活动的密探，事发后于1909年初公开加入端方幕府，并同昔日激进的政治立场决绝，复归于存古派，可为其第二变。而其第三变，则发生在民初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之时，经不住功名利禄诱惑的刘师培为袁世凯歌功颂德，其中所提请开方略馆建议，激起的反响尤大，颇值得详细钩沉。

刘师培致江督端方的投诚信

民国肇建，侥幸从四川资州兵变中逃生的刘师培开始任教于成都国学院，大约一年半的时间。1913年夏，刘师培携妻回扬州省亲。遗憾的是，省亲后他没有返回成都复职，却转而北上投靠了时为山西督军阎锡山心腹的南桂馨。在南桂馨推荐下，刘师培出任阎氏的都督府顾问，不复再有以往在成都时相对单纯的读书讲学生活。

由于阎锡山非北洋派出身，又曾有过加入同盟会的经历，他受到正在大力推行中央集权政策的袁世凯的猜忌。为了自保和取信于袁，在南桂馨建议下，业已由山西督军变为山西将军的阎锡山，利用袁世凯在全国范围内征召所谓经学通儒装点门面、大搞复古动作的机会，把到太原尚未满一年的刘师培推荐给袁世凯。为了能够让袁世凯重用刘师培，阎锡山特意具名写了一封保荐信，详述其生平业绩与家学渊源，高度评价了刘师培的学问，请求袁世凯能够马上接见和重用刘师培。有关信息稍后曾被《申报》披露，其内容如下：

为保荐经学通儒，请准送觐事。窃自汉代表章六经，崇尚实学，一时通儒硕彦，阐微言于既晦，守师说以名家，用能经学昌明，蔚为风气。盖以学术之纯疵，有关治术之得失，际此众说争鸣之会，诚得通经致用之士，实足为匡时厉俗之资。兹查有前分省补用知府刘师培，江苏仪征县人，由举人拣选知县，保洊知府，曾派充学部咨议官、粤汉铁路顾问官。该员博闻强记，颖悟过人，经史百家，靡不淹贯。自襄事南洋督幕，于吏治掌故研究有年，力求实用，而于保存国粹，提倡尤力，故东南人士咸耳该员淹博之名。嗣充四川国学院院长，兼办存古学校，分经教授，造就多才。其征文考献之功，尤为川人所交颂。上年来晋，锡山知其传经累世，粹然儒者，聘充顾问。一年以来，讲学论文，深资获益，而考月著书之宏富、修业之精勤，为晚今所仅见。锡山深知该员学有本源，用特据保荐，理合附呈履历，伏乞恩准送觐，量材录用，无任惶悚命之至。（《刘师培送觐之保荐呈》，《申报》1914年10月21日）

收到阎锡山推荐后，袁世凯只任命刘师培为“政治咨议”这样的顾问闲官，月俸两百元。1915年初，急于笼络各方势力为自己卖命的袁世凯召见了刘师培，“著交教育部从优任用”。

袁世凯的姿态让一直不能忘情功名利禄的刘师培受宠若惊，以为得遇明主，富贵荣华可期。他马上用骈文撰写了谢恩呈给袁世凯，表示自己得以书生身份为其赏识，感恩荣幸至极，读书应对之外，唯有专心等待差遣以作报答。全呈文句华丽肉麻，但却格调低下、媚态十足：

恭维大总统乾德诞敷，谦光下济，风宣衢室，化溢灵台。访辛尹之遣箴，聘申公以束帛。偕偕士子，伸风议而遂栖迟；駃駃征夫，咏咨诹而怀靡及。顾复不遗葑釆，忝备荛询，班周士之外传，进汉臣于前席，俾闻国政，责以春秋致用之方，遂候禁宫，置之朝夕论思之地，宠光曲被，陨越滋虞，惟有勉竭涓埃，冀图报称。申远猷于辰告，励亮节于寅恭。尔有嘉谋，庶备南宫之专对；朝无阙事，愿窥东观之遗书。（《刘师培谢恩骈呈》，《申报》1915年1月24日）

上海《新闻报》（1915年1月24日）也转载了该文，并加有按语，称其“系一篇骈体文字，辞藻典雅，真樊樊山（即樊增祥，引者注）所谓以文字报国之杰构”。

而镇压“二次革命”和扫平“白狼”后，袁世凯的实权和威望已经如日中天。这位当年被临时参议院和舆论视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的临时大总统，此时已成为正式大总统，并在1914年通过的新约法中获得了近乎专制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还被陆军总长段祺瑞、副总统黎元洪及各省将军联合进封号为“神武大元帅”，“以示尊严无上之威”（天竞：《神武大元帅》，《新闻报》1914年8月2日，第四张第一版）。

耳闻目睹及此，急于获得袁世凯宠信的刘师培遂公然上呈颂扬袁世凯的文治武功盖世：“内乱勘定，萌庶乐生。元首之德，贤于尧舜。宣著方略，以诏后人。”（转见友箕：《我独无解于今日之刘师培》，《神州日报》1915年5月24日）刘师培这里希望袁能仿照清朝《圣武记》旧例，开设“方略馆，并请设总纂、纂修、协修、提调、收掌各官”，“以纪寰宇宁平、兵革不作、修文偃武、民乐升平之盛迹”（《专电·北京电》，《申报》1915年5月1日；《北京专电·刘申叔尚作承平雅颂谈》，《神州日报》1915年5月2日）。

可惜刘师培的这个提议非常不合时宜，恰赶上中日关于二十一条交涉的关键时刻。此前一直对袁世凯联合英美制日策略不满的日本利用“欧战”列强无暇东顾的良机，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苛刻的二十四条要求，同时暗中又双管齐下，与袁世凯的政治对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清朝遗老秘密谈判，以支持孙中山和清帝复辟为代价胁迫袁世凯就范。4月26日，日本政府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修正案，敦促袁世凯政府尽早签署协议，然后又步步紧逼，于1915年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和战争威胁，限期四十八小时答复。无奈之下，袁世凯政府被迫于5月9日接受通牒，但拒绝了最为关键的第五条，将日方该条中要求管控中国军械、警察、铁路，全部聘用日本顾问等内容主张另行再议，“容日协商”，5月25日，双方签订协议。日本的要求及通牒先后公布后，从4月底开始，国内舆情激昂，抗议日本政府之余，更多是对袁世凯政府及所谓亲日派外交官采取妥协手段导致外交失败、国家主权丧失现状的反思与批评。

因刘师培无视客观事实和当时的危急局势，更主要或因其请开设方略馆、仿修《圣武记》的言论太过肉麻浮夸，其立论旋即遭到诸多指责，所谓“众口交腾”也。如1915年5月2日《申报》上就有署名默的《挨时日》一文讽刺刘师培无视现状、公然撒谎谄媚：

中国之时日，以挨而过，时局可知矣！且此所挨之时日，其能有几危难，亦可想矣。然而今日之世，尚有以为“寰宇又宁，兵革不作，修文偃武，民乐升平”而请开方略馆如刘师培者。

《神州日报》上则有评论挖苦刘师培此举表面是投机取巧、为了迎合袁世凯当局，实际显示其私心太重，系变相替自己谋饭碗：

刘申叔请开方略馆，固可为识时务俊杰，亦不失为书生本色，而且功德无量。殆自总编纂以至录事，将来吸纳寒畯，正自不鲜矣！于清史馆外更新辟一新啖饭所矣！岂不盛哉？（老谈：《琐言》，《神州日报》1915年5月4日）

稍后，1915年5月24日《神州日报》又专门发表“社论”《我独无解于今日之刘师培》，挖苦其厚颜无耻、大肆撒谎，“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文章还追溯刘师培在《国粹学报》时期的表现，以衬托其与今日的反差，接着并讲述了刘师培民初之发家故事，“以辗转缘附而入阎督幕府，又膺荐剡，荷蒙知遇，感激驰驱，以忧患之余生得大隐于朝市，亦不可谓非其福”，文章进而感慨刘师培急于为袁世凯效命，居然高调请开方略馆，表面是吹捧袁氏，实则自甘堕落、肆意说谎欺骗：

方中日交涉事机之急，自负床之子，稍有闻见，莫不知国势阽危，如不终日。而刘申叔顾以治定功成之呓语，欺饰自宫，涂塞耳目，自隳人格，固所不恤，其视项城为何如人？……嗟乎，申叔可以寐矣！

该社论进一步分析刘师培如此做法之造因，认为其系自作聪明、不甘寂寞，贸贸然就作效颦东施，却又饥不择食、不自量力，以一饱学书生身份主动介入莫测政海，沦为御用文人，实在可恨可叹：

以中岁拓落，沉滞下位，久处京华，不耐玄默，亟欲发愤以功名自见。又见今之以口舌取卿贰者，亦非无人，于是忍俊不禁，攘臂而起，亦人之恒情。不悟人各有所长，东施效颦，适增其丑。且当世虽盛言复古，而政海风波，迄未晏静，岂容有文士经生回旋之余地？若为区区升斗之禄，藉此以图报称，则以申叔之高文绩学，亦何施而不可？而必献其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之故技，以求诡得于万一，是亦不可以已乎？……申叔惟一饱之是谋，不务正学以言，而曲学以阿世。假令辕固而生今日，其愤慨又当何如？

参政院参政、政事堂上行走王鸿猷面对刘师培此举及朝野间的复古之风，也专门向袁世凯上条陈，忠言进谏，分析当前形势，提出解决困境措施与应采取的用人策略。内中王氏特别点名批评“刘师培请开方略馆”一事，认为系“阿谀取容”之举（《北京电》，《申报》1915年5月17日）。王鸿猷的提议及其对刘师培的弹劾，曾引起舆论比较广泛的关注。像1915年5月21日《时报》即发表评论说：“刘师培曲学阿世，久为清议所不容。”

青年顾颉刚看到《时报》上述报道后,一度为刘师培鸣不平，认为只依靠这样的简短讯息，并不能判断刘师培之所为究竟如何。换言之，在北京做官，有阿谀行为自难避免，刘师培无法免俗，也可以理解：

其详事亦无见，不知刘氏何故招人忌也。居官京中而言不阿世，固难能矣，何独于刘氏而责之。且刘氏尚能曲学，而其他阿世者，即曲亦不会，王劾有其他怨乎？

顾颉刚认为刘师培虽然“品行本不好”，但可以聘任其为大学教员发挥长处，强过陈衍之流文人任教“百倍”，顾颉刚这里天真地以为大学教员薪水很高，刘师培势必愿意就任，只可惜“政府用人不以其道，一刘氏犹不能保，亦可惜矣”（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十五卷，58-59页）。

不过，后来顾颉刚也通过朋友张正甫了解到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希望聘请刘师培担任中哲学门教员，刘却提出了苛刻条件，每周只愿上课“二点钟”，月薪却需要“五百圆”，顾颉刚感觉刘开价太高，实则是不愿意去大学任教。为此顾颉刚又感慨道：“堂堂大学校，只以中材充教员。一二负时望者，又有恃而不愿就，学术其能昌乎？”进而，顾颉刚此处又评论刘师培学术，认为刘氏学问其实也不足以在大学任教：

余观刘光汉之学，亦只以记诵掇拾见长，沟通大义，非所责矣。盖观物之变，洞察上下，非以哲学为根柢不可。起顾中国，谁则任之？（第一流有太炎先生，第二流有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五卷，70-71页）

此处顾颉刚还记载了张正甫对刘师培多变历史的看法，张认为刘师培清季以来善变之故，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钳制于其妻”的结果，只是不知道此次刘师培于“日本要求迫切时”上书袁世凯之事，“此不知是其妻谋否也”。顾颉刚大概在这时才恍然大悟之前王鸿猷弹劾刘师培“曲学阿世”的缘由，于是他对刘师培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并在昔日为刘师培辩护的记录旁加眉批，表示自己当时失察：“至今为新朝佐命，其言验矣。愧吾当时不能审矣。”（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第十五卷，59页）

由时论和时人的激烈反应，可以管窥刘师培的吹捧同现实的真实情况相脱节的程度。无怪乎刘师培此议会成为笑谈，被时人编为《滑稽小说·亏得刘师培》，刊发在1915年5月5日《申报》上——该文借募集“救国储金”以应对国难的现实与刘师培请开方略馆之强国根据的强烈反差，对其嘲讽挖苦。

稍后，《甲寅杂志》上亦刊有评论指责刘师培请开方略馆的提议，说其不顾老百姓真实处境之悲惨，公然撒谎，歪曲现实，为袁世凯粉饰太平：

人民既在水深火热之中，亦运而已矣，谓人民安乐太平为唐虞以来所未有，此特刘师培之所见而已。若我侪小民，宁生于桀纣之世，而不愿生于此舜日尧天之世也。（伍孑余：《言之者无罪》，《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

有意思的是，当时像刘师培这样不顾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中方失败的现实，为袁世凯大唱赞歌、庆祝交涉胜利的，一般袁氏手下颇不乏人，如驻日公使陆宗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广东巡按使李国筠、山东巡按使蔡儒楷等，他们均曾致电袁世凯庆祝和平与大总统外交成功，其中龙建章“且主张开全国提灯大会”庆祝，“其电中措词备极颂扬之致”。这些人的表现虽被目为“丧心病狂”“不知有国耻者”，然而均比不上刘师培请开方略馆这样的关注程度，或因这些人仅为“循例颂扬”，出格程度与受到的关注程度均不如刘师培之故。

事实上，当时参与中日谈判的外交人士如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等也认为此次交涉的胜利者为中方，认为中国在强大日本的压力下，已经尽可能将伤害降低到最少程度，虽然袁政府签署承认协议，但已将最关键的第五项中的管控中国军械、警察、铁路、全部聘用日本顾问等日方无理要求另行再议，“容日协商”，并未完全满足日本的勒索。日本国内舆论亦认为日方此次交涉目的并未达到，反而激发了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故此次交涉实为日本的失败，舆论要求更换外相及驻华公使。曹汝霖事后的回忆仍坚持此点，认为自己及二十一条均被污名化：

揣日本此次所提之《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随其所欲，直可亡国。幸我府院一心，内外协力，得此结果，亦是国家之福。世人不察，混称《二十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二十一条中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尤异者，我虽列席会议，而此约之签字者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我是次长何能签约？世人都误以为此约由我签字……（参看黄花通信：《痛定中都人士之情状》，《神州日报》1915年5月19日，第2页；《中日交涉最后之一把痛泪》《外交当局之振振有词》，《神州日报》1915年5月19日，第3页；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版，133页）

较之媒体对刘师培此论的口诛笔伐，袁世凯虽然为刘师培请求开设方略馆、仿修《圣武记》的建议吸引，但尚有些许自知之明的他仍有所顾忌，并未完全听从刘师培建议，没有成立方略馆，仅仅派吴闿生等十六人去编辑《平乱记》——主要是“平白狼及赣宁乱纪事本末”，有意思的是，袁世凯却没将“原请人刘师培”吸纳于编纂者中。刘师培却毫不在意，之后又参与组织筹安会，议政复参政，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吹法螺，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中“笔墨最勤者”。如1915年11月17日《顺天时报》上刊登的《阔哉！刘上大夫》一文中的讽刺，刘师培作文“满纸神功圣德、纬武经文，亟示其感恩图报之素志”。

1915年12月中旬袁世凯帝制自为后，袁世凯及其手下不再有所忌惮，议定增设方略馆，“按清制办理”，命手下文人于其中效法清朝编修《圣武记》纪念其文治武功的做法，编辑《神武记》，“俾与前清之《圣武记》后先媲美”（《帝制声中之新著作·统率处之〈神武记〉》，《（长沙）大公报》1915年12月17日） 。

可惜云南宣告独立，护国反袁运动爆发，袁世凯逐渐众叛亲离，稍后连洪宪皇帝称号也被迫取消。袁世凯大势已去之后，《神武记》一书之后续自然就不了了之。而视袁世凯为恩主的刘师培也落下“有文无行”“曲学阿世”的“莽大夫”恶名，其这一时期为袁世凯背书诸作被时人视为笑柄，认为其肉麻程度和下贱指数可媲美昔年扬雄的《剧秦美新》一作。

对于此，刘师培特意撰有《书杨雄传后》一诗为自己声辩。在诗中，刘师培称赞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为多才“通儒”，可惜遭到朱熹在《通鉴纲目》中的恶评：“紫阳作纲目，笔削更口诛。惟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刘师培认为这样的评价对扬雄不公平，他依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认为“淡泊”名利的扬雄在王莽称帝之初——“居摄初”（公元6年）即已去世，并未来得及为王莽效力，“身未事王莽”，“何至工献谀”，扬雄充其量是“大纯而小疵”，可惜由于朱熹等宋儒讲究纲常名教，“宋儒作苛论”，让扬雄落下谄媚恶名。可以看出，刘师培这里不顾历史事实极力为昔日扬雄替王莽鼓吹一事辩诬，其实际意图是借酒浇愁，为自己依附袁世凯、甘作“莽大夫”一事进行自我辩护。

刘师培诗，此图片蒙上海收藏家王金声先生提供

刘师培上述之言虽有狡辩、自辩成分，但也提醒我们不能太过强调刘师培等所谓筹安会六君子在促成洪宪帝制中的作用。筹安会一帮文人为复辟帝制大吹法螺，的确起到了助纣为虐、粉饰太平的作用，然而却不能影响大局。其实若是没有这帮文人的鼓吹，大权在握的袁世凯同样可以规复帝制，依靠军政实力，速战速决，甚至还会更顺利，激起的反对意见更少，“做皇帝与不做皇帝，直可以一言而决耳”。袁世凯手下武人张敬尧即曾于全国联合请愿会大会上霸气十足地表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们只服从袁世凯，而且能够在五分钟之内让袁黄袍加身，根本不需要什么民意表演、法律程序与文人的鼓吹粉饰。只是自以为得计的袁世凯并不愿意赤裸裸采用武力方式而帝制自为，他更希望看到刘师培等一干文人发挥“咬文嚼字之能”，“剧秦美新”。

形成悖论的是，刘师培这帮文人的文宣工作其实属画蛇添足，非但无益于袁世凯的帝制大业，反而经常充当了“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让人们更加意识到所谓民意的真相以及袁世凯做作之虚伪，由此大大消耗了袁世凯专制统治之合法性，更让袁之弱点日益为其手下武人、反对派及日本等列强看穿。

刘师培去世后，也不断有人为刘师培辩护，他们认为刘师培之所以善变乃至误入歧途，是因外来影响造成的结果，再加上其妻何震的背后鼓动威逼。像顾颉刚的友人张剑秋1915年时即认为刘师培之所以投靠端方，“盖穷极使然”（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十五卷，70页）。再如郝昺蘅为刘师培所作的辩解：“即其遭命所至，实亦有由。外荧志于孔壬，内湛情于房闱。瘠渴积年，勃谿累日。磨而不磷，古有几人。此则世所悯谅者也。”（郝昺蘅：《吊刘申叔先生文并序》，《进德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36年12月1日）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后来在书中也曾几次有意无意暗示结婚后刘师培的人生抉择受到其妻何震左右，表示刘投奔端方亦是因何震有“名利思想”，而刘师培“疏于世故”、“不能坚定立场”，被何震“要挟”；刘师培后来参加筹安会，亦多出自何震的“时常怂恿”（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48、54页）。刘师培旧友汪东也认为刘“惑于佥壬，屡易其操”。自认为刘师培好友的易培基（“我友刘申叔”）也特意写诗为扬雄投阁事辩护，“并无投阁事，史乘漫于谩”，藉此为刘师培谀袁辩护。

易培基诗，此材料及图片蒙上海收藏家王金声先生提供

事实上，考察刘师培洪宪时期的经历便可发现，阿谀袁世凯为其善变的自然之义，其为人功名心切，势利又好投机，故才能不断随时随世而变，并非完全系受外缘诱迫所致。故后来曾有记者（尘梦：《六君子赞》，《民国日报》1916年8月14日）结合刘师培当年善变之历史撰文讽刺其“三变”：“本书生之无知兮，欲尝革命之味也。纵侦探之可为兮，不如封侯之贵也。孔子曰：君子有三变，斯人之谓也？”

（本文蒙收藏家王金声先生提供两幅图片，复旦大学硕士生赵帅提供顾颉刚的资料，特此说明和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