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蒂读《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一纸一书，前世来生

一

根据今年年初英国《书商》（The Bookseller）杂志的报道，2018年的英国纸质书籍市场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一，售出量达近一亿九千万册，总价值超过十六亿英镑。纸质书增长的势头，超过了电子书。这十几年来关于电子书是否会取代纸质书的争论，结果似乎彰显易见，应该说，纸质书已经从那种危机感中走了出来。

纸质书最沮丧的时刻，要数十来年前。2007年11月，亚马逊首发Kindle电子阅读器，以后几年，电子书越来越流行，到2010年底，Kindle成为亚马逊最畅销商品，销售量甚至超过《哈利波特》系列，电子书对纸质书的挑战不容忽视，悲观者认为：纸质书已面临绝境。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英国著名书史学家大卫·皮尔森（David Pearson）的《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Books as History）出版，他所要探索的，就是在快捷简便的电子媒体数字文本的冲击下，装帧成册的实体书籍，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皮尔森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他的论据却不只是对纸质书的“手感”情怀，他回到历史的纵深处，提出了“书籍超越文本”的概念。在他看来，虽然书籍所要传递的内容，特别是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等，可以用更容易更新的电子文本代替，电子报刊可能更优于纸质报刊，人们也能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各类文学名著，但是，书籍并不只是文本的载体，书籍自存在以来，就是人类物质文化承传的一部分，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实体，这种特征，是电子文本无法代替的。书籍，本身就是历史。

二

皮尔森是英国著名的书史学家。二十多年前，我与他曾在维多利亚博物馆的国立艺术图书馆共事，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收藏部主任。当时，我们刚进博物馆的几位都对他颇为尊重，因为他年长我们十来岁，剑桥大学博士，典型的学者，已有专著出版。

1996年，世界图联大会在北京举行，图书馆的老馆长彦·凡德·华特伦（Jan van der Wateren，1940-2016）、皮尔森和我一起出席。当时我有一个演讲，初稿请皮尔森过目，他用细钢笔在上面做了不少修改，字迹秀丽，就像老师批改学生的作业一样。当时还一起去看老北京的四合院，逛了琉璃厂，老馆长生动活泼，拿着相机东拍西拍，还拽着街上的大爷大婶合影，皮尔森则拘谨很多，安静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他说他出门从来不带照相机，所有的东西都看在眼中，记在脑子里。

从北京回到伦敦后不久，我就去西敏大学就职，皮尔森也去了维康信托。一晃二十多年，其间我们没再联系过。去年，草鹭俱乐部约我写一些关于西方书籍的文章，为了不出硬伤，我得复习功课，就在网上找到皮尔森，向他请教一些基本知识。多年没见面，我想象他应该学术味更浓，可能是正宗老学究了，但没想到他也离开了传统的图书馆领域，在伦敦市法团当了多年高管。他还笑着说，他不仅在工作上世俗化了，在写作上，他也跳出了学术著作的小圈子，他最受欢迎的书，是大英图书馆出版的一本关于西方书籍史话的通俗读物。他顺手从书架上取下这本Books as History，我一看就很喜欢，觉得这样的入门读物，是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所以，我就把此书推荐给了草鹭俱乐部和译林出版社，帮着联系了大英图书馆的版权，因为此书字数不多，我也就同意当了翻译。应该说明一下的是，这本书的书名直译应为“书为历史：超越文本的书”，但总觉得它有些拗口。所以，在与译林出版社、皮尔森及大英图书馆出版社商量后，大家同意以《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作为中文版标题。

所以，《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并没以掉书袋的形式来讲述干枯的线性的书籍史，此书是“史话”，几个章节如同七巧板，共同拼贴出西方书籍的精致画面。皮尔森博学多识，过眼之书信手拈来，简洁的文字含金量极高，又有大英图书馆、国立艺术图书馆、伦敦大学等庞大的收藏为后盾，此书配以数百张彩色插图，极为养眼。虽然此书通俗易懂，可算是书史中的“绘本”，但对爱书的普通读者和书史研究的专家来说，它应该有着同样的吸引力，因为皮尔森提到的每本“案例”都值得深入研究，可以写成“书话”，而且，他又在附录的“延伸阅读”增加了最新的条目，更是能让入了门的读者们顺藤摸瓜，进入一个更为学术的广阔天地。

三

全书虽然有两百多页，但文字只有几万字。共有八章，现将其内容梳理如下，可算“导读”。

第一章是“历史中的书籍”，书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之物，也是人类文明史的一部分。书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摧毁书也就是摧毁文化。如今，书籍面对着数字时代的挑战，我们需要以一套全新的价值观来看书籍的未来。皮尔森信手拈来用作举例说明的有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米兰公爵、马洛笔下的浮士德博士，还有美国作家布拉德伯里的《华氏451度》、电影《星球大战》中与都柏林三一学院长形阅读室极为相像的绝地圣殿档案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现存第一第二版本等等。

第二章“超越文本的书籍”，讲的是书籍如何超越所承载的文本。在西方文化中，书籍的形象随处可见，不仅在图书馆和书店中，也在绘画、建筑、纪念碑、雕塑、各类标志和符号里，名人政客借助书房的背景让他们看上去更庄重严肃。皮尔森谈到了自古以来书籍的排版、设计、字体、封面、插图、装饰等，如何以最佳效果表达内容，同时也让书籍拥有文本之外的艺术价值，例如中世纪抄本的边框及首字母设计、抄本及摇篮印刷本里的插图，封面设计的演变等。这一章中，我们也能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艺术家设计或制作插图的著名书籍，例如凯尔姆斯格特的《乔叟》、吉尔的《四福音书》、魏尔伦的《平行》等等，还有八十年代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艺术家手制书。皮尔森也谈到了大众化普及版的“人人系列”以及企鹅平装本的成功。

第三章“同一中的个性”，指的是书籍在印刷上的同一性及多样性。从十五世纪古登堡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大规模机械化印刷的出现，这几百年中，书籍制作的每个环节都是手工完成，每本书都可称个性。手动印刷时字母油墨可能涂抹不均匀，铅字可能掉落或损坏，印刷过程可能会出这样那样的差错，这些都会让同一部书的不同印本有所不同。同一版框内锁定的那一版活字，因纸张（植物纤维纸、羊皮纸或犊皮纸）的选择、对开页版框之间的距离，就能印出非常不同的花样，决定着普通本和豪华本的区别。更有许多因宗教或政治的原因对某一书页的删节或勘误，让某书独一无二，即便是约翰逊博士这样的大家，在《西部岛屿之旅》初版时，也曾以新的书页取代原页上对某教堂的不敬之辞。

第四章“因藏家而得不同”，等书籍到了读者手中，那可就更会有五花八门的个性风格了。书籍的机械化生产之前，印成的书页没有统一装订，一千套书页就是一千个个体，它们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等着被交付给装帧师、书商和读者，之后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例如，美国华盛顿的伏尔加莎士比亚图书馆因藏有八十二册莎士比亚的第一对开本而闻名于世，这批藏书中的每本都不相同，因为它们在印张、装帧、标志、收藏历史上的差异。藏书家和读者总是以各种方式在书上留下痕迹：签名、藏书票、旁注、眉批、涂鸦、笔记、涂改或残损。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福音书》因为是被圣奥古斯丁亲自带到英国而格外宝贵，蒙田的一本《随笔集》因范维恩的写写画画而成为孤本，亨利八世竟然也是位辛勤的批注者，奥顿曾因损毁公共图书馆中的书籍而被监禁，现在这些被损书籍反而成了英国当代艺术的经典。这一章的内容最有意思，也让我们知道藏书的风尚早已改变，品相干净完美几乎未被开封的书籍，是比不上那些曾被前人批注涂鸦的。

第五章“因装帧而得不同”，一直到十九世纪，装帧和印刷一样，也是由专业人士完成。装帧师将书页折叠、缝制、装帧成书，每一本都是手工制品，即使同一位装帧师刻意制作两本式样风格相同的书，使用同样的材料和装饰工具，但因为手工制作，两书之间会有不可避免的细微差异。装帧技艺五花八门，历代装帧师们创造了从简单到豪华的精美书籍。最有趣的是，历史上书籍装帧的过程会给后人留下意想不到的遗产，这就是装帧材料中所使用的废弃的旧文件。因为纸张曾经非常昂贵，所以，废旧的纸张或皮纸往往在装帧时被重新利用，这些废纸可能是用过的校样、印坏的书页、舍弃的文件，或是有悖于当时宗教或政治的要被销毁的书籍等。它们被用作新书的扉页、书封、书脊的衬里，接缝的裱衬等等，这些几百年前的 “废纸”会给当代的研究者们带来惊奇的发现，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的手稿、威廉·卡克斯顿早期印制的作品等等。

第六章“图书馆的集体价值”，作者介绍了一些伟大的图书馆，读后会让人很想去这些图书馆参观。第七章“未来的价值”探讨着在预算消减、读者变少的情况下，公共图书馆如何对待当代出版的书籍，如何判断一部书是否值得保存。最后一章，是对五本英国学者弗朗斯西·培根的《亨利七世治国史论》的详细对比，分析了它们超越文本的各种特性。

四

皮尔森在中文版的前言中说：“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书籍不仅是页面上的文字，它们还曾经被拥有、被阅读、被收藏、被代代相传，每一本书都有它的独特的历史。一本书的实体形式、文字内容、个性历史等各方面，共同组成了这本书的整体。”所以，作者邀请读者在这本《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的空白之处批注涂写，让这本书变得独一无二。而译林出版社也正给读者们提供这种方便，此书开本很大，每页上都有许多空白，可以让读者写笔记做记录。而且，因为作者的文字简洁，点到为止，可以继续研究的空间极大，此处为读者举个例子。

例如书中第二十页上的那张中世纪抄本的插图，因为草鹭俱乐部用此图制作了作者签名的纪念卡，所以，我特地写信去问皮尔森此图的来龙去脉及象征意义，他很快给我回了邮件，以下是我根据他的邮件，加了点说明，译释而成的：

这张图片来自一本为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生卒1442-1483，在位1461-1470、1471-1483）特制的抄本，抄本制作时间大约为1475年，此书现藏于大英图书馆。图上描绘的是一位作者将作品呈现给王室或贵族恩主，这种图景在中世纪后期的书籍中相当常见。画面表现了作者完成一部书之后的自豪，也表现了受书者的欣赏，说明书籍真是一件极佳的礼物，赠送时也需要有正式的仪式。在这张画上，单膝下跪的赠书者是杜普米非（Laurens de Premierfait，1380-1418）著名的法国诗人，在十五世纪初，曾将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名人命运》（De casibus illustrium virorum）从拉丁语翻译成法语。图上他的恩主是法国的贝利公爵（Jean Duc de Berry，1340-1416）。

大英图书馆所藏的这部抄本是杜普米非的作品，但此书却不是为法国贵族特制而成。虽然这幅图画表现的是贝利公爵的宫廷，但画面边框的装饰却表明此书真正的主人是爱德华四世。爱德华四世出生于法国，在位时正是英国内战玫瑰战争期间，所以他的统治被分为两个时期，1471年，爱德华四世打败亨利六世，重得王位。我们能看到边框的两个盾形纹章上的装饰，红色部分是三只狮子，是英格兰的象征，这一徽标在十二世纪就被英王使用，以鼓舞士气，至今仍然被使用在许多盾徽上，例如英格兰足球队的三狮徽标。盾徽上的蓝色鸢尾花是法国的标志，用在此处，表明英国国王始终认为，中世纪时法国曾经是英国的一部分。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英图书馆书籍史话》的设计，邀请了“世界最美的书”的设计师朱赢椿，典雅大气的黑色封面，烫金文字，书口三面鎏金，绝对比英文原版要更美更豪华。若说“超越文本的书”，若说“作为艺术品的书籍”，那么这本“黑皮书”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