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解读《傲慢与偏见》

私奔、家庭、认知、傲慢与报应——《傲慢与偏见》的题外话

文 | 毕飞宇

大家好！我今天换一个打法，不去具体地分析作品。我们就围绕着《傲慢与偏见》这本书，说一些作品之外的题外话，有时候，围绕着一部作品，它的题外话也许更有意思。

题外话一：私奔

在《傲慢与偏见》里头，就小说的线索而言，有一个主线，达西和伊丽莎白的自由恋爱。在这个主线之外，有一个小小的枝杈，那就是莉迪亚和威克姆的私奔。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莉迪亚和威克姆是结了婚之后回到内瑟菲尔德的。既然他们都结了婚了，奥斯丁为什么还要写他们私奔呢？

回到“傲慢”与“偏见”。不是《傲慢与偏见》这本书，而是“傲慢”与“偏见”这两个概念。简单粗暴地说，《傲慢与偏见》这本书的重点就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傲慢，一个是偏见。但是，小说不是哲学，它没有能力、没有必要对概念加以推导和辨析，它所擅长的是描绘，具体一点说，描绘人物，再具体一点说，描绘人物的性格、行为和命运。我说了，小说的主线是达西和伊丽莎白的自由恋爱，那么达西是什么性格呢？害羞而又善良。因为害羞，达西的行为缺乏准确的表现力，在他人的眼里，他的害羞类似于傲慢；伊丽莎白同样善良，却活泼，有失于轻浮和草率，这样的性格容易陷入偏见。概括起来说，《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貌似傲慢的达西并不傲慢，伊丽莎白也消除了自己的偏见，“公主与王子最终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达西不傲慢，这是《傲慢与偏见》的主旨内容，是小说的内驱；另一半，也就是伊丽莎白的自我修正，她消除了偏见，这同样构成了《傲慢与偏见》的主旨内容，是小说的方向。

如何能体现达西“真的“不傲慢呢？伊丽莎白的妹妹，莉迪亚，她出场了。因为天性里的放荡，她和同样放荡的青年军官威克姆私奔了。达西在这个要紧的关头站了出来，作为一个体面的、高贵的富家子弟，达西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身份，他东奔西走，花时间、卖力气、还出钱，最终让威克姆和莉迪亚结婚了，他挽救了伊丽莎白一家的声誉。通过莉迪亚的私奔，达西确立了他真实的性格：热情、乐助、体面、慷慨，还有谦卑。奥斯丁描写莉迪亚私奔的原因就在这里。通过这一个枝杈，《傲慢与偏见》的作者告诉她的读者：私奔是可耻的。补充说一句，《傲慢与偏见》写于1796年至1797年，1813年出版。

那我们就沿着私奔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吧。44年之后，也就是1857年，在英国的对岸，法国，一部堪称小说教材的伟大作品出版了，它叫《包法利夫人》。这本书写了一个叫艾玛的女人，因为受到浪漫主义小说的影响，她在婚后一直想做一件事，也就是私奔。艾玛很不幸，她的私奔没能成功，最终，她服毒自尽了。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序言告诉我们，《包法利夫人》取材于现实，夏尔包法利的原型是福楼拜父亲那家医院的实习生，他叫德拉玛。1837年，德拉玛第二次结婚，他娶了一个17岁的、名叫德尔芬的乡下姑娘，这个乡下姑娘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她在婚后搞过两次婚外恋，1848年的3月6日，德尔芬在倾家荡产之后，选择了自杀。

福楼拜就是以这个故事作为蓝本写成《包法利夫人》的。老实说，虽然我多次认真地研读过这部小说，这部小说究竟说了什么，我到现在都没有把握。也许这正是这部小说伟大的地方。虽然小说取材于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可是，透过《包法利夫人》，我们看不出福楼拜的立场，他极度地克制，耐着性子呈现。福楼拜最终留给我们的，是唏嘘，是喟叹，是一言难尽，还有荡气回肠。

干脆，我们就沿着私奔这个话题再说几句吧。1877年，也就是《包法利夫人》出版后的第20年，一部同样可以当作小说教材、同等伟大的小说出版了，《安娜卡列宁娜》横空出世。我想说，《安娜卡列宁娜》这本书的内容要比私奔宽阔得多，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和私奔有关，那就是安娜和沃伦斯基的婚外情。事实上，安娜的结局比艾玛惨烈得多，最终，不是砒霜，而是一列火车碾压了安娜激情澎湃的身体。

一口气说了三个私奔，一个重要的问题浮现出来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可以体现为孩子一般幼稚：莉迪亚，艾玛，安娜，她们是“坏人”么？

我们首先来看莉迪亚。在小说的内部，莉迪亚未婚，她私奔的男友威克姆也未婚，她们的私奔最多只是“没办手续”，问题并不严重。但是，在《傲慢与偏见》里头，奥斯丁清晰地告诉我们：莉迪亚是一个标准的“坏女人”，她和威克姆的存在只有一个作用，证明达西是一个“好人”。

艾玛的问题则比较严重。她已婚，还是一个母亲，她的情人可不是一个，艾玛是那种和“多名异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女人。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福楼拜并没有确立作者的道德高地，他没有审判艾玛，更没有宣判。我们这些做读者的固然不会认为艾玛一心想私奔而觉得她光荣，可我们这些做读者的也没有觉得艾玛想私奔就一定可耻。

安娜的问题同样严重。已婚，已育，丈夫疼爱，家境优渥。即便如此，她依然红杏出墙。如果我们是一个仔细的读者，我们会吃惊地发现，托尔斯泰不仅没有审判，相反，尽管安娜的丈夫卡列宁是受害方，同时也没有做错过什么，然而，我们这些做读者的还是不自觉地“站队”了，我们站在了安娜的这一边，我们觉得卡列宁虚伪，我们觉得他配不上我们的安娜。我们衷心地希望安娜幸福，最起码，希望安娜能够活下去。安娜死了，我们像失去了一位朋友。

如果道德审判是公平的，那么，刚才那个孩子一般幼稚的问题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莉迪亚是“坏人”，艾玛和安娜是“更坏”的坏人。可是，道德审判极不不公平。文学的“人设”，或者说，文学的阅读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莉迪亚是“坏人”，艾玛只能是一个“灰色的人”，而安娜则绝对“不是”一个坏人。

同样是私奔，评判标准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的呢？

我只能说，从1813年到1877年，短短的64年，小说的人物没变：女人，或者说，人类，他们在小说的内部私奔；作家其实也没变：他们始终站在人类文明的前沿，他们一直在关注人类的情感，尤其在关注人类表达情感的方法、方式。

——真正变化的是我们。是我们这些做读者的。严格地说，真正变化的，是读者所代表的人类的道德标准，或者说，文明的形态。人类的文明史在告诉我们，人类从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发展到了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人类从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发展到有权利修正自己的生活，或者说，有权利选择更加符合我们意愿的生活——道德，作为人类生活的公约数，它从来就不是恒数，它是一个动态，它越来越有利于我们人类自己。

64年的小说史告诉我们——

小说在参与人类的文明史。小说在提醒我们，所谓的文明史，是一部从自我束缚走向自我解放的历史，是一部向人类的情感、尤其是人类的情爱致敬的历史，一句话，人类的文明史就是向着人类的内部驱动退让的历史。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作者——小说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

作为小说的读者，我们非常容易产生这样的逻辑错觉：作者写出了小说人物，小说人物在影响小说的读者。就文学这么一个小系统来说，这个错觉可以成立。

问题是，没有一个人只生活在“文学”这个小系统里头，哪怕他是一个职业作家或职业批评家。人类真正的生活场域只有一个，那就是“文明”这个大系统。文明在推动文学，文学也在推动文明，作者，小说人物，读者，他们都具备了能量，在文明的驱动下，他们是互能的。他们彼此激荡、彼此推动、互为因果。作者可以通过小说人物推动读者，读者更可以推过作者去推动小说人物。

我想这样说，莉迪亚、艾玛、安娜，她们做了一件相同的事情——因为激情饱满，她们分别在1813年、1857年1877年私奔，在本质上，她们是同一个人。然而，不同的文明形态让同一个女人变成了三个不同的女人。也许她们错了，也许她们和我们每个人一样，伴随着人性的贪婪和弱点，但是，正如诗人所说的那样，她们是“追求者”。文明，最终选择了“追求者”，——这就是为什么莉迪亚是一个“坏人”，艾玛仅仅是一个“灰色”的人，而安娜则干脆就“不是”一个坏人。

所以，我在这里讨论的既是私奔，也不是私奔，我相信大家都懂的。

作为一个作家，我想说，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家；

作为一个读者，我想说，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

接下来的一句话是自然而然的：有什么样的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有什么样的文学就有什么样的文明。

题外话二：家庭

现在，我们拿起了一部小说，一看，它是从一个家庭的内部写起的。我们会轻描淡写地说：“喔，写家庭的。”这里头有它的潜台词：一部小说从家庭的内部展开，属于文学的“常规操作”。

《傲慢与偏见》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家庭。丈夫贝内特，妻子贝内特太太，他们有五个女儿，按照长幼的次序，分别是简、伊丽莎白、玛丽、凯瑟琳和莉迪亚。《傲慢与偏见》所写的就是贝内特家的女儿找男朋友的故事。我们先不管找男朋友的事，《傲慢与偏见》是一部家庭小说，这个结论没毛病。

家庭，或者说世俗的家庭生活，作为叙事文学的叙事对象，它是什么时候进入小说的呢？老实说，我才疏学浅，我不能确定。但是，家庭，我说的是世俗家庭，这个如此普通、如此平凡的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大面积地进入小说、从而变成小说的叙事主体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现成的，文学史上有所体现。它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

我们都知道一个历史常识，因为自由贸易，更因为商品化，18世纪的英国走向了强盛。差不多在18世纪的70年代，英国出现了一批特殊的人物，也就是以范尼伯尼为代表的职业女作家，史称“蓝袜子”。“职业女作家”可不是我们的“专业女作家”，没有人给她们发工资，她们要走市场的。这就意味着一件事，“蓝袜子”写的是小说，也是商品。为了提升商品——小说——的销量，简言之，为了好卖，“蓝袜子”瞄准了世俗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尤其是世俗生活里头青年男女的恋爱与婚姻，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固然是写作的策略，说到底也是商品的要求。

“蓝袜子”的文学价值并不高，这个自有定论，但是，这不等于说“蓝袜子”在文明史上就毫无意义。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因为“蓝袜子”，世俗的、日常的家庭生活，就此大面积地走向了小说叙事的主体。某种程度上说，《傲慢与偏见》所走的也是“蓝袜子”的道路。因为艾略特所说的那个“个人的才能”，奥斯丁把这一路的小说推倒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已。

即使没有奥斯丁，我依然要说，普通的、世俗的家庭生活大面积地走进小说，彻底改变了小说的世界。

第一，世俗家庭生活的重点不在家庭，在世俗。世俗有一个同位语，去神。更进一步说，神，或者人神关系，让位给了普通人，让位给了世俗的人际关系。西方文学一直存在这样一个“剪刀差”，神的地位在一点一点地下降，人的地位在一点一点地上升。神——半人半神——（史诗）英雄——骑士——帝王——王公贵族——普通人——世俗生活里的普通人，大体上就是这样。这个次序是激动人心的，——小说就此变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自由世界。道理很简单，“世俗家庭”包含了每一个人，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小说就此涵盖了每一个人。它为后来的小说探讨人类的复杂性、丰富性、可能性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样本。世俗家庭无死角，人物亦无死角，小说就再无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没有奥斯丁，文学史上也会出现奥斯甲、奥斯乙和奥斯丙，谁也挡不住。

第二，小说大面积地描绘世俗家庭生活，直接影响了人类的审美。

在讲私奔的时候，我说，道德标准不是恒定的，它是一个动态。现在我们要涉及的是美学上的常识：审美的标准、审美的趣味也不是恒定的，它也是一个动态。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审美有一个“场”，场地的场。“审美场”从来都是一个伴随着文明形态而随时挪移的一个东西，你把梵高的作品拿到达芬奇的面前，你把罗丹的作品拿到古希腊去，那是能吓死人的。某种程度上说，文明的进程也是一个“审美场”不停漂移的过程。新的审美趣味的出现，通常是以挑战旧的文明形态作为起始的，而新的审美标准的确立，意味着文明形态转变的最终完成。大家只要考察一下三寸金莲和五四运动的关系，这个问题就会一目了然。

小说描写的对象自然也是审美的对象，世俗家庭大面积地走进小说，它会带来一件事，世俗的生活、世俗生活里的每一个普通人，就此进入了审美的范畴。这可了不得，是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我甚至想说，是文明史的一次飞跃。没有文艺复兴，尤其是没有启蒙运动，单纯依靠文学和艺术其实是做不到的。说到这里我估计我会受到质疑，你看看古希腊雕塑里头的人体，普通人和普通人的家庭生活早就是人类的审美对象了。同学们，那其实是一个假象。那不是人，是神。在人类的童年时代，古希腊人只是按照人的样子在表现神。没有对神的巨大热枕和虔诚，尤其是，没有对神的浩瀚无边的耐心与谦卑，那些“人”不可能是那样的。许多人都说，古希腊艺术是“写实”的，我们东方是“写意”的，在我看来，古希腊固然不是“写意”的，其实也不是“写实”的，是“写神”的。——那个怎么能叫做“写实”呢？和“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今天，我们可以用3D打印机分毫不差地拷贝一个人的躯体，我想说，科学问题另当别论，就艺术创造而言，这样的“写实”狗屁都不是。

小结一下，当世俗的普通人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变成我们的审美对象的时候，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算最终完成。家庭，这正是我要说的题外话二。

题外话之三：认知

如果我们仔细，我们会发现，一部《傲慢与偏见》，它真正的主旨不在傲慢，而在偏见，严格地说，在消除偏见。我这样说自然有依据，因为达西从来不傲慢，是伊丽莎白“以为”达西傲慢。

我们先说小说的男一号，达西。这是一个出身高贵同时还有钱的公子哥，在小说的第一部分的第10章里头，达西和伊丽莎白第一次见面了，是在一个舞会上。我这么说吧，一个来自深圳的富二代或者富五代，他来到了偏远的小山村，参加舞会来了。舞会一直在演奏斯特劳斯的圆舞曲，突然，音乐换了，变成了大秧歌。来自深圳的富家子弟走到村姑王翠花面前，说：“翠花，你是不是很想抓住机会跳一曲秧歌呢？”

——大家不要笑，我在此说明一下：除了人名和音乐的名称，我刚才所说的这句话是从《傲慢与偏见》里头原封不动地实录下来的，是小说里的原话。达西的这句话里头有三个关键词，很想，抓住机会，秧歌。我们来替翠花想一想吧——你的话太傲慢了，什么叫“很想”？什么叫“抓住机会”？什么叫“跳秧歌”？你大爷！你以为我们乡下人只会跳秧歌？姑奶奶就是会跳也不和你跳！你凉快去。偏见就此产生。

既不是傲慢也不是偏见，那么，《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呢？是一个人如何从偏见当中走出来、获得符合实际的认知。简言之，获得“真”知。

为了把话说清楚，我们来回顾一下《傲慢与偏见》的情节，也就是事态的发展脉络：

达西来到了乡下——乡下姑娘伊丽莎白以为达西傲慢——伊丽莎白对达西产生了偏见——伊丽莎白和舅舅去湖区旅游，意外来到了达西的老家，通过大管家雷诺兹太太的嘴，伊丽莎白知道了，达西从小就是一个品性优良的孩子——伊丽莎白的妹妹莉迪亚私奔了，她的舅舅加德纳出面了，挽救了莉迪亚——加德纳舅舅说出了实情，挽救莉迪亚的不是自己，是达西——伊丽莎白发现自己过于轻浮，她对达西的认识是错误的，是偏见——伊丽莎白最终接受了达西的第二次求婚。

这一回顾，问题清晰起来了，《傲慢与偏见》表面上是一部恋爱小说，骨子里，它是一部有关认识论的小说。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奥斯丁描绘了一个有关认识论的故事，虽然她不是一个哲学家，虽然她未必真的思考过“认知”这个哲学问题。

重求真，重实证，重认知，重反思，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题外话。

老实说，从文化心理上说，《傲慢与偏见》太欧洲了，甚至于，太英国了。它的文化基础或者说哲学基础是标准的英国式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求真这个层面。

关于求真，东西方是有区别的。哲学家邓晓芒先生系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依照邓晓芒先生的说法，西方和东方在文化心理上都有“求真”的需求，然而，在方法上却又有所不同。前者的“求真”具有死心眼的性质，就是“真“本身，真就是真实，真就是真理。为了“真理”，一切都可以不管，“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A就是A，老师说A等于B也不行。东方人也求真，“真”很重要，但是，另一个东西也重要，那就是认知主体的态度，你必须“诚”。换句话说，东方的文化心理看重的不只是“真”，更是“真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非常关键，“金”和“石”究竟是怎样的，这是西方哲学的重点，甚至是唯一的重点。东方的关切则有所区别，它不局限于“金”和“石”，而在当事人的态度。只要我们修身、养性，高度地忠诚，“金”和“石”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它自己会“开”。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只要关系有，喝什么都是酒。”换句话说，只要两个人都以诚相待，态度对了，酒固然可以是酒，水也可以是酒，可乐和橙汁都可以是酒。“喝什么都是酒”这句话是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东西方文化的区别。在“关系有”这个先决的态度面前，A可以是B，也可以是C，甚至D。换句话说，“真”与“真理”往往取决于我们的需要，它可以商量，随时都可以移动。——这是我对邓晓芒的转述，如果有误，错在我，不在邓先生。

好吧，现在，达西不是一个傲慢的人，伊丽莎白怎么办？是一味地坚持自己，还是反思、勇敢地修正自己？奥斯丁的意思很简单，伊丽莎白有能力反思自己和修正自己。用《傲慢与偏见》的小说情节来说，就是伊丽莎白承认自己对达西“有偏见”，同时接受达西的求婚。——在这个故事情节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东西，那就是实证。

我想这样说，虽然《傲慢与偏见》这本书不见得有多好，但是，它只能来自欧洲，甚至，只能来自英国。这个是由“求真”的文化背景决定了的，中国人不可能写这样的东西。我们的“求真”大多具有口号的意味，遇到具体的事情，尤其是“认知”，那是可以通过“做工作”这样一个特殊的途径来解决的。

对奥斯丁来说，“求真”的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因为它牵扯到个人的幸福，——如果认知出了问题，或者说，出了问题之后不知道反思，不能够勇敢地修正，美好的婚姻就错过了。相反，如果能获得符合实际的认知，那就可以获得美满的姻缘。——这话是不是真的？我们不讨论，反正奥斯丁就是这么想的，她的小说也就是这么写的。

题外话四：傲慢

现在的问题是，要想让伊丽莎白修正偏见，自我革新，可以有许多路径。比方说，让伊丽莎白误以为达西“生活作风”有问题，或者说，让伊丽莎白误以为达西偷了东西。——通过故事的发展，它一样可以达到让伊丽莎白纠正“偏见”这个目的。那样的故事更劲爆、更具可读性。男人的缺点多了去，为什么奥斯丁会抓住“傲慢”不放呢？老实说，用“傲慢”来推动故事，这样的故事其实不好看。关于傲慢，这正是我要和大家探讨的第四个题外话。

我想谈两条，那就是，文化背景和时代对一个作家的影响。

首先我要说，一个作家，无论他具有怎样惊人的、颠覆性的才华，他依然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正面、侧面或者对立面。这个背景起码有两个方面，一，社会，二，家庭。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共识，老师们谈得也比较多，可我想强调的是，家庭文化，就“影响的力量”而言，它的作用也许更大。我们应当注意到，奥斯丁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这样的家庭强调道德、在道德上偏于保守主义，这个说得通。同样，因为家庭内部宗教氛围的缘故，这样的家庭对于“傲慢”和“谦卑”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敏感与侧重，这个不仅说得通，更可以理解。

另一个就是时代。《傲慢与偏见》写于1796年至1797年，也就是18世纪的世纪末，它是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时代，而事实上，工业革命是一个粗略的说法，一般来说，它起始于18世纪的50年代。但是，有一个是时间点是关键的，那就是1785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联动式蒸汽机正式投入使用。不要小看了这一台机器，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是革命性的。是它，给工业革命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加速度。

可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在《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宾利和达西是坐着“四轮马车”来到乡下的。这是英国的乡村，我们尚未看见工业革命对它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如果简奥斯丁再晚上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在小说的开头，来到内瑟菲尔德的也许就不再是马车，而是汽车或火车，如果是那样的话，这部小说就彻底不一样了。补充一句，《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813年的11月，就在11个月之前，那个即将书写“最好”和“最坏”时代的伟大作家，他刚刚来到人间，他是狄更斯。

另外的一点我们必须同样不能忽视，奥斯丁写作《傲慢与偏见》的时候，卢梭和伏尔泰离开这个世界也才20来年。所以，我想这样说——工业革命加速了，奥斯丁却没有做好准备，她尚未进入新的时代；启蒙时代远去了，奥斯丁的精神依然停留在那里。

启蒙运动，这是一个无限庞大的话题，谈论它我力所不能及。但是，就小说的内容而言，《傲慢与偏见》笼罩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光环里头，这话我们可以说。启蒙运动起始于英国，中心却在法国，在法国发展，在法国壮大，然后，再一次波及四周，《傲慢与偏见》是启蒙思想在小说内部的具体体现，这话我们也可以说。

扼要一点说，启蒙运动的中心思想其实就一句话：争取世俗生活的幸福。如果一定要文雅一点，也可以换成康德的说法：“用人的眼光看人”。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影响我们“用人的眼光看人”呢？宏观地说，两个：宗教和封建。启蒙运动就是摒弃“宗教教义“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如何才能摒弃呢？还是借用康德的说法，我们要“勇敢地使用我们的理性”。通过“勇敢的”理性，正确地认识自然、正确地认识社会，用“自然的法则”和“社会的法则”去替代“宗教教义”与“皇帝诏曰”。只有这样，人，才能成为“人的目的”，才能够告别蒙昧，才能够走向“明亮”。启蒙就是明亮，就是世俗的幸福。

那么，《傲慢与偏见》这本书到底说了什么呢？。具体说来，追求爱情，获得美满的婚姻，这和启蒙运动的精神——“争取世俗生活的幸福”——高度地契合。如果你们允许，我想这样说，《傲慢与偏见》就是一部关于启蒙运动的“主旋律作品”。

刚才我们说到了启蒙运动的几个关键词：理性、法则、明亮、幸福。这个是哲学意义上的，那么，把启蒙运动的精神换成接地气的说法，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就出现了：自由、平等、尊重。

——自由。每个人都必须是自由的；

——平等。每个人都必然是平等的；

——尊重。人与人之间只能是相互尊重的关系，人不可以傲慢与自大，每个人都不可以做人上人。

《傲慢与偏见》写的是自由恋爱，不是包办婚姻，所以，自由在这里不是话题，免谈。但是，平等、尊重，这个就必须面对了。亲爱的达西先生，——你自己觉得你和我是不平等的？——你居然在我面前傲慢？——NO。

故事就此产生。奥斯丁选择了傲慢，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题外话五：结草与衔环

现在，利用最后的一点时间，我再来说点其它的题外话，我们先来看看奥斯丁所描绘的四对恋爱吧。

第一对，简和宾利。这是一对符合各种道德标准的好青年，他们体面，优雅，礼貌，最终，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第二对，伊丽莎白和达西，这是一对同样体面，优雅，礼貌的好青年，然而，他们有瑕疵，有缺点，经过自我修复和自我的更新，他们保持了优点改正了错误，他们自然也应当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第三对，柯林斯和夏洛特，他们自私，阴暗，但总体上还是好人，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无聊，窘迫，可以过日子，却说不上幸福；

第四对，威克姆和莉迪亚，这是一对问题青年，男的卑劣，女的放荡。在达西、舅舅加德纳和舅妈加德纳太太的帮助下，他们虽说结婚了，但是，生活非常不幸，即使伊丽莎白不停地救济，他们的生活也是入不敷出的。

可以总结了。简单地说，奥斯丁是依照这样一个逻辑线索来完成这部小说的，——品性好的、做好事的人有好婚姻，品性不好的、做坏事的人则没有好婚姻，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因果关系并不成立，但是，《傲慢与偏见》确实就是这么一个思路，这是一部以道德规劝为目的、因果报应为特征的小说。

说起因果报应，我们也许会非常开心，因为我们中国人很讲究因果报应，我们的文化心理里头有这个东西，我们的文学心理也是这样的。你们去把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找出来统计一下，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因果报应的故事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说起因果报应，我们也许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佛教强调因果，尤其强调轮回，是佛教导致我们产生了因果报应的文化心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因果报应”的基因在佛教来到中国之前就有了。

在我们的汉语里头，最能体现“因果报应”精神的，是一个成语，结草衔环。

我们先说“结草”。这个典故来自《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晋军和秦兵在辅氏（今天的陕西大荔县）交战，晋将魏颗与秦将杜回厮杀。难分难解之际，魏颗突然发现一个老人用草编的绳子套住了杜回，杜回被魏颗俘虏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离奇的事情呢？有原因。晋国大夫魏武子有一个爱妾，叫祖姬，她没生孩子。魏武子生病的时候对儿子魏颗说，我死了，让祖姬改嫁。到了临死的时候，老先生却改口了，说，我死了，让她殉葬。没想到，在父亲死后，魏颗没有执行父亲的临终遗言，他让祖姬改了嫁。魏颗认为，父亲临终前已经糊涂了，糊涂话不能当作遗嘱来执行。

晋军胜利的当天夜里，魏颗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祖姬的父亲，祖姬的父亲告诉了魏颗实情。这个实情就是，因为魏颗做了好事，他救了祖姬的命，他从祖姬的父亲那里得到了福报。

“衔环”的典故则来自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说东汉的杨宝在9岁的时候救了一只黄雀，一百天之后，黄雀飞走了。当天夜里，来了一个黄衣童子，告诉杨宝，说：“我是西王母的使者，是来谢谢你的。”表示感谢的礼物则是四个白环，这四个白环可以确保杨宝的四代子孙位列三公。后来，杨宝的儿子杨震，孙子杨秉，曾孙杨赐，玄孙杨彪，他们都做到了太尉。

现在我来布置家庭作业。同样是因果报应，我的问题是，《傲慢与偏见》里的因果报应和中国式的因果报应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区别到底在哪里呢？我愿意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以上内容都是个人的一些浅见，是《傲慢与偏见》的题外话。因为切口比较大，不少话题实际上超出了我的能力，我也很勉强。不妥当不正确的地方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2018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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