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份，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亚学者张磊夫所著《国之枭雄：曹操传》；今年2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将日本学者堀敏一的《曹操》译出发行。近一年中，相继有两种海外汉学的曹操传记问世，实是三国迷之幸事。这两种传记无疑因西方汉学与东洋汉学的传统不同，而会有不同的风格；前者是英语世界中唯一一部曹操的学术传记，后者是日本学界世纪初的力作。从两本书的封面上，差别也一目了然——关于二者内容，是深入浅出还是系统完整，是否提供了新知与新颖的理论，宜有方家专述，而单看书籍装帧，就很有讨论的必要，我指的是堀敏一的《曹操》译本，因为张磊夫一书，收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从其多年沿用的制式书影，并无甚特别之处。
堀敏一《曹操》中文本则不同，大32开精装，书衣黑底，不另用图案装饰。封面唯红与黑，远远看去，书名苍朴厚重的红色隶笔从浓黑一片的背景中跃出，想来是有意要向读者暗示1800年前乱世血与火的氛围。这时候如果剥开书衣，可以进一步发觉设计者的用心，暗色硬封的对应位置勒出阴文“曹操”二字，凹陷效果做实了“入木三分”和“力透纸背”；而再翻过两张衬纸，可以发现书名那两个字仿佛是接连穿透了三个平面：拈起扉页，可以看出若有若无的墨影，好像阴魂不散的样子——硬封和扉页如果套叠起来，又组成一次完整封面的单色版——而这墨影效果是怎么造成的呢？原来设计者利用了扉页背面的空白纸页，以浓墨反印了“曹操”那两个字，好比是封面上写红字的人擘开暗黑，使了内力，最终将黑色印迹明白无误地复写在序言前这一页白纸上，显现出“隔山打牛”的神功。但要是这样说，扉页用纸还嫌稍厚，如果透光性更强，效果可能会更好。
计较起來，这本书在设计意图与效果间的罅隙并不止这一处。定睛细看封面，自有更丰富的信息映入眼帘：责任者与出版者宋体的细细笔画一上一下渗将出来，同样用了红字。封底照例依行业常态，有专业人士的荐语，也以密密麻麻的血色小字呈现——这些想来都在设计者的帷幄运筹之中，唯封底底部，不得不印上的白底黑色二维码及条形码，不免破坏了外观的整体效果，宛如扮奸雄的一位戏曲演员，白脸勾好了之后却去春风一度，颊上留了唇印子而不自知，匆匆上台亮相：这两种码分明服务于品牌推广与图书销售，对一个普通读者至多只有一次性用途的，其实委之腰封就好，大可不必在黑书衣上戳上永久的印记。
当然，说书衣只有红与黑，还是不完整的：回到封面，不必更凑近观察，则见“曹操”两个大字间还有金色小楷，字体和颜色都有凝练而经久不散的意味，对传主率先进行一次评价：“三国志の真の主人公”。这金色还可以视为是色调的补充，起到调和的修饰效用。其间保留的两个平假名，标明本书来自东瀛的出身。我挺赞同把曹操视为“三国志”真正的主角（之一），这种论点渊源有自，清代整理《三国演义》的毛宗岗，就在《读三国志法》一文中提到了三国的三奇或三绝：曹操、关羽、诸葛亮。我认为，这是毛宗岗真正演绎他自己版本的三国：三角演义。那么，《曹操》一书封面和扉页上“三国志の真の主人公”一句，究竟是出版方也包括设计者读透三国之后所写下的营销词，还是另有出处呢？本书在勒口之内，除版权页外，中文译本十分克制，几乎再没有译者与出版者的其他说明，通览全书也不知究竟。查日本亚马逊网站上的刀水书房原版，见到类似仿宋体的大书名下有小字，一模一样的话，知是中文本直接沿袭了原版的措辞。并且，看它由破折号引领，再看网站注录信息及各处征引状况，这并不是广告语，而算是副标题。
如果锱铢必究，这就是中文本的另一个瑕疵了，在版权页上并没有交代副书名，而使“曹操”两个字孤零零地刊载在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中，使本书与陈舜臣的小说，以及列在坊间各种“中华历史名人丛书”、“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帝王大系”、“历史人物系列丛书”、“中国皇帝皇后百传”等等通俗书籍中的《曹操》相重名。是不是会引起混淆且不说，但观察近年来学术著作的流行做法，正副标题更合乎读者的期待。两个书名层次不同，句式相异、性质判断有差别，彼此照应、相互牵制，由两者间的张力生发意义，由距离感触动修辞效应，这的确会比更古早阶段只有一个简洁的书名、乃至仅以主人公的姓名为题的做法更有效果。更要紧的是，这是日文版原有的，而中文版不免不够完整。
如果求全责备，日文本封面也不是没有问题。纤巧的字体与中文本的隶书相比，当然与传主时代相去稍远。封面上用的图案倒是后汉时代的武士俑——明确将说明文字标在封面下方，就汉文读者对书籍封面的印象来说，不免有点冗余。甚至也有副作用：这位骑悍马执长槊的武士，出土于甘肃武威，那是三国时的西凉，先有董卓在那里发迹，再是马腾、马超父子据此割据，都算是曹操劲敌。曹操传记的封面，请了一尊西凉武士来，迎面相对书名，是要封镇传主呢？还是想拆台捣乱报复呢？抑或曲解为用西凉武士表明魏王武功卓著，平定了北方？
日文版的装帧要素与书籍之关联颇可再三推敲。但从形式上说，使用考古文物作封面图案标示出处，毕竟是谨严的做法，也合乎史学及现今版权的规范。但由此我们来看中文本，遂又有一个问题浮将上来：书衣上那力透纸背的“曹操”二字，有什么出处呢？这个问题，书中同样也没有任何交代。
计较起来，两个字都不规范。“操”字右下将“木”变形成了“尒”——“操”有个异体字作“撡”，当与此有渊源。而“曹”字，成了“曺”，出头的两竖少了一竖，令人想起《儒林外史》中那个著名的吝啬鬼严监生，临终要将两根灯草拔掉一根方肯咽气，吴敬梓的灵感莫非来自“曹”的这一偷懒写法不成？或者写“曺”字的始作俑者难道是严监生家的老祖宗？
但其实，“曹”字不止有这两种写法。曹字早见于卜辞，甲骨文从二“東”一“口”会意，以门口两个灯笼（東）表示双、偶之意，所以后世也引申为类、群、辈；在金文中，“口”变为“甘”即今曹字下的“曰”，但到了汉代，以今所见隶字字形来看，并不十分稳定，字形上渐次略省：
可知曹字有多种写法。历代碑碣上所记异体，即所谓“碑别字”，更有：
加上“曹”和“曺”，计有二十种不同的字形，足足是孔乙己所谓“回字有四样写法”的五倍，其中参差各态，譬如《鲜于璜碑》那一体，其上遒然一横捺，可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型之渊源，很是神似。据此并可知，“曺”“曹”二形属这个字在历史上不断简化过程中较常见的形态，才不是多一根少一根灯芯的事儿。今通行“曹”字则可见于《张景碑》（159年立）和《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185）十月立，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合阳县。1956年移立西安碑林）。
而汉碑上的“曺”形似乎更多，或许这就是后来几乎只有“曹”、“曺”二形并行的原因。如今，韩国汉字就择用“曺”为规范字，而不像中、日、新各国，悉用“曹”。
从今所见上古碑碣文字，尤其是《熹平石经》和《正始石经》的情况可知，“曺”并不只限于《康熙字典》所谓。不过，其中的《正始石经》在此还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的年代虽然比上文所列其他汉碑更晚了几十上百年，但须知它正是曹魏时期所立的，确切说来，是魏废帝齐王曹芳正始二年，按古、篆、隶三体刻《尚书》《春秋》，立于太学的。其碑文风格工整精絜，论者以为可以视为当时标准书体。虽欠实据，但仅在“曹”字的问题上，料想作为天子之姓，当确实是比较固定与正式的写法。后汉时已多写“曺”体，所以肯定不算一时特别的缺笔避讳，而况缺笔避讳的史料依据只能溯及唐初，常见的也只是缺末笔；另一方面，当时司马氏尚未曾专政，如若要说刻石者或书写者出于政治立场别有用心，故意将曹氏的“曹”缺胳膊少腿，这阴谋论也不能成立。
这样一来，用“曺”倒是更加贴合曹魏时代的状况，而况，隶字风格古直，也与魏武帝的个人表述风格十分合拍。就像王右军的传记书名不宜用美术字乃至涂鸦吧。所以前述日文版“曹操”笔画纤细，我觉得不如用汉隶。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标题中有“曹操”二字汉文书籍共有五六百种。其中，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就有几本书就注意用隶字，但是看起来，尤其是后出几本，因为汉字简化的缘故，要使用规范汉字，所以很明显乃当代人的题签。那么，堀敏一《曹操》中文本书名是不是也是现题的书法字呢？为何又用异体，而不用简体字呢？我找到了一册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版张体义著《曹操墓风云录》，发觉其中“曹操墓”三字之间大小虽略有差别，前二字与堀敏一《曹操》中文本书衣上的却一模一样。
2010年所出版的包含曹操为名的图书有约五十种之多，要知道，此前的2009年及更早，每年都不过十来种。这是因为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发现了曹操墓。这一考古发现入选了中国社科院评选的“2009年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其真伪问题却有争讼，学术圈内外纷纷热议。《曹操墓风云录》正应时而出，以曹操（墓）为卖点。同年出版另有《曹操宗族墓群》（任晓民编着，江苏科技出版社2010年10月）一种，“曹操”二字似乎更为高古，尤其是“操”，右上三口呈倒置的“品”，与常见字形不同，可辨识度与美感都有点奇怪。经查方知，是取了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文字，乃属西汉时期，与曹操时代相去略远。而其“曹”字，亦用异体“曺”，则出东汉《赵宽碑》（光和三年（180）刻，在今青海省乐都县）。相形之下，《曹操墓风云录》封面用字风格比《曹操宗族墓群》更显一致，前三字同样用了集字的方式。所以，并非堀敏一《曹操》中文本有意袭用《曹操墓风云录》的题签，而是这两本书上的“曹操”所见略同：均来自东汉末年的碑铭：“曺”字出《曹全碑》（185年）；而“操”和“墓”用的都是《郭泰碑》字。
《郭泰碑》又常称《郭有道碑》，查郭泰亡于169年，今碑虽是傅山依原拓临摹另刻，而原碑传是蔡邕（132-192）撰文并书丹，文在《文选》卷五八，中有句：“懿乎其纯，确乎其操。洋洋搢绅，言观其高。”二字集于《曹全》、《郭泰》二碑，并不只是在风格上协调的问题，更有意思的是，两块碑都是曹操（155-220）在世时代书写立石的，是他的同时代字。而又尤其是后一字，即曹操之名，是蔡邕所书写的。曹操与蔡邕之间有忘年交，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读书种子，既是历史学家、文学家，又是音乐家、书法家，前引《熹平石经》即传说出自他的手笔。公元192年，蔡邕死于王允之手，堀敏一在书中也有提及，多年以后，大约是建安十二三年（207-208），曹操念及旧情，将流落在匈奴的蔡邕之女蔡琰以重金赎回，于是“文姬归汉”，《悲愤诗》一作，乃至托名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诗皆赖此得以传世。其实，“曹”用《熹平石经》字，“操”字用《郭有道碑》，全集蔡邕字，也不失为另一种选择。若能起曹操于地下，他一定会很满意能有老友的字给自己传记作题签吧。只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曹操》设计者知不知晓这一段史事呢？也就是说，如今“曹”借《曹全》、“操”引蔡邕，这同时代字究竟是不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巧合？以我自己刚刚从网上查到这两个字出处的经验，我悬揣，更大的可能性，是在书法字网站或字典上轻而易得的素材——假如是精心表达的意义，那就不应该不着一字，没有在书上留下任何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