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娄烨的价值与困境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下文简称《风雨云》）2016年就拍了，风风雨雨、兜兜转转一直到如今才得以正式上映。上映之前笔者对《风雨云》充满期待，在柏林影展和金马影展率先看到成片的影评人也多数给出好评。但真的看到了电影，我的直观感受是：《风雨云》虽然不差，但也没有预期中的那样好。金马奖4项提名（重要奖项里，仅有最佳导演提名）零中，或许也是一个侧面例证。

除去娄烨尚未上映的另一部新片《兰心大剧院》，在目前娄烨已经面世的10部作品中，《风雨云》是故事性最强、商业性最强的一部。井柏然、马思纯、陈妍希、秦昊、宋佳等众多有流量有话题的实力派演员助阵；更关键的是，就像有人调侃的，《风雨云》惊险离奇程度，可与《故事会》或《知音》上的作品相匹敌。

中国南方某城市，城建委主任唐奕杰（张颂文 饰）坠楼身亡，杨家栋（井柏然 饰）负责案件的调查。他发现唐奕杰坠楼案与和紫金置业负责人姜紫成（秦昊 饰），还有几年前紫金企置业合伙人、姜紫成的“恋人”连阿云（陈妍希 饰）失踪案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唐奕杰的妻子林惠（宋佳 饰）和女儿小诺（马思纯 饰），与姜紫成的关系也非常密切，并不单纯……

唐奕杰-姜紫成-林惠-连阿云-小诺，这几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复杂纠缠？连阿云是如何消失的？又是谁害了唐奕杰？

虽然人物关系离奇，但《风雨云》并不狗血，这得益于故事的讲法。《风雨云》取景地涉及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前后时间横跨20多年；但电影并非线性叙事，娄烨采用了错落的叙事结构，经由蒙太奇连接重要的时间点，如同拼图游戏，最后一块没有放上去，就看不清故事的全貌。这既让叙事更高级，也极大增加了悬疑感和刺激感。

《风雨云》也保持了娄烨叙事语言上的一切特色。比如手持摄像，大量的主观镜头，充斥着烟雾、具有颗粒感的晦暗镜头……这些都让《风雨云》像一篇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散文。

当然，《风雨云》也依然有雨。虽然故事的背景在中国的南方城市，不过电影里极少看到晴天，滴滴答答仿佛有下不停的雨。而下雨天，一直是娄烨电影的重要背景。像《推拿》，南京的晴天非常难得，雨总在没日没夜地下，淅淅沥沥的雨也很少，一下就是倾盆大雨；《春风沉醉的夜晚》，电影始终在阴雨连绵氤氲潮湿的氛围行进；再如《浮城谜事》最后，乔永照也是在暴雨中杀人……

娄烨为何如此热衷于下雨天？下雨天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潮湿黏腻的氛围，它还是人物心态与生存状态的一种外化，低落、压抑、沉闷；雨并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人被抛掷于一个被隔离的孤独困境。

因此，娄烨的电影中很少有幸福的人。风云诡谲的时代变幻，个体渺小如浮萍，漂泊迷茫，他们或怀揣理想主义结果梦碎，或想要平稳过日而不得，身不由己地游荡。爱情成了唯一的救赎。“性爱”成了娄烨电影中另外一个关键元素，爱情是那些虚无的个体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们自我拯救、确证自我存在、短暂获得自由的唯一一块飞地。

遗憾的是，就连爱情都可能是虚无的。娄烨的电影中，鲜有精神匹配的爱情，更多的是爱情的错位、真爱的不可得，性爱是情欲上的绝望与爱情的穷途末路。爱情是救赎，但爱情又不可得——娄烨以此来反映现代人的情感匮乏与渴求，表现浮杂而躁动的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的恒久迷惘与孤独。

所以娄烨电影中的女主角常常在性爱之后落泪。《风雨云》中小诺在电话里向杨家栋表白“我喜欢你”后落泪，连阿云在被姜紫成抛弃后落泪……

她们也是《风雨云》中立得住且打动我的角色。连阿云早前只是台湾歌厅里的舞女，被损害与被侮辱，她以为姜紫成爱她，并将这份爱当做救赎；小诺从小生活在充满暴力与情感混乱的家庭中，她虽衣食无虞却极度渴望爱与安全感，因此她最后哪怕以极端的方式都要守护住一个“完整的家”。但最终她们的奢求都被碾压。

在金钱、权力、欲望极度膨胀的背景下，容不下一份完整的爱了。这是娄烨的叹息，无奈和愤怒。

娄烨一直以来的创作价值和困境（包括他的作品的上映困境），都源于这份愤怒。在一个剧变的时代，价值在失落，秩序在离析，规矩在败坏，人心在崩坏，一切都在洗牌，一个有良知的表达者，很可能是一个愤怒的表达者。愤怒者反对愚蠢、无趣和谎言，并进行勇敢的、充满反讽与想象力的实践。这是娄烨影像的独特价值，他以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戳穿时代背后的巨大空虚。

但愤怒的限度在于：它极易让创作者预设某种理念与前提，人物失去了复杂性和自主性，而流于脸谱化和标签化，成为理念下的一个工具。换句话说，时代-个体、庞大-微小的对峙刻板而僵化，具体而细微的个体不见了，愤怒造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扁平与粗暴。

这体现在《风雨云》中，就是唐奕杰、姜紫成、林慧这三个重要角色的脸谱化，官商勾结的官员就是这样的，商人就是这样的，游移于官商之间的情妇就是这样的。娄烨虽然极力赋予每个角色复杂性，但他们的内心世界还是几近空洞，他们的行动缺乏足够的必然性。姜紫成与林慧的患难爱情反倒让娄烨的愤怒像是一个“笑话”。娄烨说，“我认为在时代背景下的每个人都是无辜的”，当他将时代作为唯一的反派、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时代之后，这时他在意的或许只是这个拆迁故事的话题性，而不是人物充分的自主性。

有人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电影素材的巨大宝库，现实始终比电影更精彩。因此电影不该跟在现实背后亦步亦趋，成为现实单一的愤怒指涉。电影的魅力始终在于人，一个一个具体的、灵动的个体；先有人，之后才有愤怒。因此，阎连科的一段自我警醒，或许也适合于送给娄烨：“我很怀疑自己的作品总有一天会被时代抛弃。这承担的不是政治风险，而是艺术风险。如果太贴近现实，作品没几年很有可能遭到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