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1882年《排华法案》之前世今生

加州的金山：华人移民大批进入美国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除了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与欧美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扩大经贸范围等等之外，还打开了另一扇门，亦即对外移民之门。而这扇门一经打开，便再也关不上了。

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中国人口达到了一个小高峰。乾隆朝初期（1740年代）到后期（1790年代），仅户部统计的内地各省的人丁总额已经由1亿递增至3亿，经过嘉庆朝的持续增长，到道光朝初期的1830年代也就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理论上已经达到了4亿。也就是说，在短短100年时间内中国人口增加了3亿，而同期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直接导致了贫困人口的直线增加和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天下之大，皇朝斯盛，而谋生之艰难或止于一个碗饭。

鸦片战争之后，劳力一夜之间可以作为资本大量输出海外，从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历代都有移民现象，特别是华南潮汕一带往东南亚地区的移民，但鸦片战争之后的这一轮与之前的都不相同。

《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四年后的1848年，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并兴起了淘金热潮（Gold Rush），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导致华南特别是广州一带的中国人大量前往该地。

1849年初，54名华工抵达加州San Francisco，到1850年底直线上涨至4000人，到1851年已有25000人。最初，移民们把San Francisco叫做“金山”，在澳大利亚墨尔本1855年发现金矿成为新金山之后，他们又改称San Francisco为“旧金山”。中国后来的官方译名为“圣佛朗西斯科”，通行名称则是“三藩”。

1860年代末，美国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估计，在美西地区有7万到10万中国劳工。他们也不尽是为贫穷所驱使，有些人是追寻资源和财富的国际冒险者，更多的则是在看到昔日同乡衣锦还乡后，踏上前往北美的轮船的“打工仔”。

在抵达金山前，华工们要在海上漂泊三个月，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暗无天日的十二个星期。绝大部分人乘坐的是类似奴隶贸易时期的货船，蜷缩在甲板下层狭小的空间之内，容易染病或遭受意外之灾。1850年一艘叫做“蒙塔古夫人”号（Lady Montague）的船运载了450名华人，抵达美洲时候已经有300人染病死亡。1871年“朵罗瑞斯•尤嘎特”号（Dolores Ugarte）突发火灾，船员把中国人锁在甲板下的船舱之后弃船而去，导致500华人遇难的惨剧。

在北美商人的眼中，华人和茶叶、瓷器等货品没有多大区别，极少给予人道主义的考量。华人最终踏上了美西大陆之后，大部分立刻沦为了淘金的“苦力”（coolie）。

萝卜与大棒：美国对华人移民的反应

对于接踵而至的华人，美国政界最初是鼓励的，扩张中的美国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1849年，旧金山市长约翰•吉瑞（John Geary）特别为华工举办了欢迎仪式。1850年9月，加州正式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第31个州。又过了两年，第二任州长约翰•麦德谷（John McDougal）鼓励华人去整理开垦沙加缅度河三角洲（Sacramento River delta），很快，这片面积500万英亩（2万平方公里）的百无一用的沼泽地就成了肥沃丰腴的农田。

1865年，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在加州招募修建跨洲铁路的工人，白人应聘者寥寥无几。公司老板查理斯•库劳克（Charles Crocker）不得不招了50名华工，但这些矮小的中国人能不能担起修铁路的重体力活，他心里也没底。然而，这批华工迅速证明了自己的耐力和价值，截至1867年，在该公司12000名建筑工人队伍中，华人占了75%之强。

不只是加州，到1860年代末，华人已经占爱德荷州和蒙大拿州的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从事矿业，此外还经营洗衣店、饭馆和小杂货铺。华人同时带来的，还有勤俭耐劳的精神和中国家庭伦理。

当时的美西亟待开发和改造，美国政治精英们对中国移民虽也有偏见，但总体上还是认可其价值的。1868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为欢迎中国钦差蒲安臣举行的晚宴上，纽约州众议员爱德华•皮庞德（Edwards Pierrepont）曾就此事发表看法。他提到美国历史上曾发生的仇视外国劳工的现象，特别是爱尔兰劳工(笔者注：1845-1850年“马铃薯大饥荒”中，上百万爱尔兰人移民到美国，引发当地劳工和一些政客的抗议和不满)，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华工身上，当地也通过了一些限制中国移民的法令”。但皮庞德认为，当此跨洲的太平洋铁路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之时，“美国最需要的是人工劳力，而中国最需要的恰是输出这些劳力，这是多么互惠互利啊！”

正是在这种进步主义的氛围下，华盛顿与蒲安臣缔结了《天津条约附属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不得禁阻两国自由移民，从法律上为华人进入美国打开了方便之门。

可惜好景不长。1869年5月，皮庞德提到的美国跨洲铁路东西合拢，从美东到美西原本需要6个月的路程大大缩减为6天。时值美国内战结束不久，大批解甲归田的白人士兵离开饱受战火屠戮的美东，坐上火车到美西新土地上寻找机会，成为新的一批移民。

这些白人新移民在加州并不好过，找工作很难，很快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移民，认为华工既抢了他们的工作，也压低了工资。1870年6月30日，《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刊发仇视性言论，称中国人和黑人一样愚蠢，不配在民主社会中生活，而“现在要紧的不是讨论和做决定，而是付诸行动”。自此，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开始出现，惨剧接连不断，排华逐渐成为主流趋势。

1871年10月24日，500余名白人男子冲进洛杉矶唐人街抢劫杀人，18名华人遇害。马克•吐温在1872年出版的《苦行记》（Roughing It）里也描述了旧金山附近华人社群的生存状态，他说：“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又看到新闻说在光天化日的旧金山的大街上，一些男孩子用石头把一个无辜的中国人打死了，尽管许多人目睹了如此无耻的行径，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干预”。

可见华人社群所受之歧视与不公，早在《排华法案》出台前十多年已然如此。华人劳工并不曾从修建美国跨洲铁路的苦劳中收获什么，相反，他们的尸骨装船运回祖籍的却比比皆是。

这一时期，“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蔑称出现在美国的报纸和画册上，其形象通常是留着长辫子戴着苦力帽的华人形象。后来又出现了官老爷模样的“孔夫子约翰”（John Confucius），最终是高智商反派“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在20世纪前半期的欧美文学、影视和动漫作品中常见，为人邪恶、奸诈，暗中操纵犯罪组织，意图颠覆西方世界。其实，直到现在，欧美的“中国叙事”仍不乏“中国佬”的影子，隐秘地投射出19世纪的排华过往。

阻止中国妇女移民美国：1875年《佩志法案》

与“中国佬”相对的，是中国女性形象的刻板化理解和表现。去年，欧洲时尚品牌D&G出了个商业短片，片中年轻的华人女性浓妆艳丽、眯眯眼，在画外颇有性意味的提问下，暧昧不明地微笑。短片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以D&G道歉告一段落。其实，D&G短片式的广告或影视作品还有很多，其中华人/东方女性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往往让人有青楼女子的联想，而出品人自己往往觉察不到隐藏在历史记忆之中的排外和种族主义信息。

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美国排华历史中，女性是最早的受害群体。1875年，美国通过了《佩志法案》（Page Act），这是美国第一个限制性的联邦移民法案，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国女性。

法案的发起者、加州众议员郝瑞斯•佩志（Horace Francis Page）等人认为，很多中国女性到美国后以卖淫为生，造成道德和社会危害，故应予明文禁止。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从旁提供“科学”证明，指斥中国人携带其自身免疫但白人感染后必死无疑的病毒，而中国卖淫女恰是传播病毒的媒介。

通常在一个新开垦区，人力资本总是最重要的，而最初的移民群体也总是以男性为主。在19世纪中叶的加州，华人移民就以男性为主，女性人数只有男性的十分之一，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初抵美西的华人女性会沦为妓女。这种情况和最早一批从美东抵达美西的白人女性是一样，乃是性别不平衡造成的社会问题。

然而，佩志们终究是戴着种族有色眼镜看待华人女性的。《佩志法案》正式名称是《移民政策补充法案》（An Act supplementary to the acts in relation to immigration），因其限制移民的对象又被称为《排斥东方人法案》（Oriental Exclusion Act）。至此，美国可以自由移民的所谓“开放边境”（open borders）时代宣告终结。

在《佩志法案》的影响下，加州一带的华人女性比例从1870年的占华人人口的6.4%骤降到1880年的4.6%。这对华人劳工而言是雪上加霜，在当地娶个华人妻子变得异常困难，许多人转而与同处社会底层的爱尔兰女性移民组成家庭，故而在美国的第一代华裔中间有很多欧亚混血儿。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许多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看上去一点儿也不“东方”的历史原因了。

然而对华人劳工而言，更大苦难还在后头。

排华高潮：1882年《排华法案》

1876年，亦即《佩志法案》通过的第二年，国会全面调查中国移民对美国社会造成的物质与道德上的挑战。

1877年，加州成立了反华的劳工党（Workingmen’s Party）,其党魁既在集会中高呼“中国人必须离开”，又建议在南边筑墙以免中国人从墨西哥溜进来。又过了两年，该党推动加州通过两条宪法修正案：一条限制美国公司雇佣华人，另一条剥夺华人的选举权。同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加州99%的选民排斥中国移民。

1880年，美国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废止了“蒲安臣条约”中的移民规定，定点清除了法理障碍。1881年，加州出台法令，禁止“蒙古人”（即华人）与白人通婚，美西其余六个州随即群起效仿。

复经种种准备和宣传鼓动，1882年5月6日，美国第21任总统切斯特•阿瑟（Chester Arthur）正式签署了《实施有关中国人的条约规定的法案》（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Chinese），俗称《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中国人移民美国，并责令各级法院不得允准中国人归化。只有六类中国人可继续进入美国：1）教师；2）学生；3）旅游者；4）持合法文件返回美国的劳工；5）商人及其家人；6）外交官及其家人。

作为美国第一个针对特定种族和民族制定和实施的联邦反移民法，《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至为黑暗的一页。此后，针对华人的明目张胆的暴力犯罪直线上升。

1885年9月2日，怀俄明州约150名白人煤矿矿工向华工开枪，杀害28人、伤15人后，又将数百华人逐出聚居区，并将房屋付诸一炬，史称“石泉大屠杀”（Rock Springs Massacre）。

1887年，一伙7名白人盗马贼在地狱峡谷（Hells Canyon）的蛇河（Snake River）靠近俄勒冈州的一侧，伏击和枪杀了34名华人淘金工人，并将残尸抛入河中，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蛇河大屠杀”（ Snake River Massacre）。

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人在这两起反华杀戮中被定罪。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石泉大屠杀”的嫌犯们获释那天获得了英雄般的欢迎，数以百计的白人老少对他们报以掌声。“蛇河大屠杀”之后，有媒体评论说这是中国人自找的，因为他们“入侵了”美国的金矿。不少人都处在反华的歇斯底里之中不能自拔。

同一时期，在愈演愈烈的排外浪潮中，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和华人一样遭殃，暴力已不仅仅针对某种肤色或族群。1891年，11名意大利移民在新奥尔良市被一群滥用私刑的白人暴徒杀害。1897年数十名斯拉夫和波兰旷工在宾夕法尼亚州遭到一个白人民兵组织的袭击，或死或伤。1909年内布拉斯加州南奥马哈的希腊城被3000多名白人放火焚烧，一名希腊儿童丧生，整个移民社区被迫搬迁。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伴随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外来移民不断涌入，尤其是东欧和南欧移民。这种移民劳工群体不仅直接从空间上给当地的保守白人造成压力，在信仰习惯上也殊为不同，由此引出所谓“种族科学”——其倡导者认为，新移民缺乏开创之精神，尽是些来自“低劣族群的低劣人等”，而这些人正在挤占更为优越的“当地”白人的生存空间。当然，在这些所谓“科学”解释之背后，也从来没有人关心或者拷问究竟有多少印第安人业遭屠戮或暴力驱逐。

因此，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波的反移民浪潮，可视为美国国内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一次以联邦法律为后盾的暴力反扑。新移民不管来自哪个国家、属于哪个种族，都有可能在街上或家里遭遇不可测的攻击和厄运。

噩梦的延续：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之后

当此局势下，原本法律效力为期10年的《排华法案》于1892年延长10年，到1902和1904年变为无限期延长，激起了中国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同年出台的补充法案《基尔里法案》（Geary Act），则要求所有的中国移民登记办理“居住证”，并随身携带，否则将被罚以苦役，或遣返中国。自此，用学者贝思•留-威廉斯(Beth Lew-Williams)话说，对华人移民的“边控从边境线延伸到了内陆”。

与此同时，美国的移民法律进入所谓的“本土主义”（nativism）时期，侧重排外，分别于1917年、1921年和1924年通过的三个移民法案乃是其发展的重要推手。

1917年的《教化法案》（Literacy Act）以受教育程度为是否接纳移民的基准，禁止年龄16岁以上的文盲移民美国。移民在进入美国之前要接受测试，如果不能在以其母语书写的普通文书内读出30-40个字，则不被接纳。这项法案虽然对欧洲移民也形成了限制，但由于亚洲劳工的文盲比例较高，法案实际上阻止了亚洲劳工进入美国，因此又被称为《亚洲禁止区域法案》（Asiatic Barred Zone Act）。

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案》（Emergency Quota Act）则确立起赴美移民的“配额制”，规定其他国家每年赴美移民人数不能超过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该国移民人口的3%。《1924年移民法案》（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进一步将每年的移民“配额”缩减到1890年人口普查中移民人口的2%。此后，中国赴美移民基本中断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结成同盟，《排华法案》失去继续存在下去的政治基础，最终在1943年被永久废止。中国赴美移民配额改为每年105人。1965年美国通过《移民和国籍法案》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废除了1921年以来基于种族和出身的移民“配额制”，中国移民开始重新大量进入美国，而大陆方面的移民则要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近十年，大量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成为改变美国华人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美国各地都有“中国城”（China Town）。

2012年6月，在《排华法案》通过整整130年后，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正式就此法案向华人致歉。对在美华人而言，这是一个迟到的公道，有关历史记忆还将被反复提及，用来自加州的国会议员赵美心（Judy May Chu）的话说，“（只有这样）歧视和偏见才不会重演”。而这也是美国华裔用以加强身份认同的重要历史资源之一。

内部的历史： “白人至上”主义

二战之后，人们回头去看《排华法案》，往往会有“非美国”的感觉，似乎只有挫败纳粹和种族主义、广纳移民和实行多元文化的那个才是美国。其实不然，与多元主义一样，“白人至上”、“种族优越”的意识形态同样根植于美国的社会和历史。

只有在这样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才能理解1882年《排华法案》的由来，可以说它是1861-1865年美国内战后“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盛行的结果。

许多人认为，美国内战以北方对南方的胜利而告终，意味着奴隶制度以及作为其支撑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溃败——1863年林肯总统发布《解放奴隶宣言》（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战后“重建时期”，美国又相继通过三个宪法修正案，赋予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美国公民（包括解放了的黑奴）平等的权利。但实际情况是，在那时“白人至上”的思潮方兴未艾，而种族主义也并非南方所独有的。

在南方，为了抵消《解放奴隶宣言》和上述宪法修正案的影响，各州迅速通过了限制黑人自由的“黑人法令”（Black Codes），剥夺他们投票的权利，限制他们生活区域、活动方式，等等。与此同时，民间秘密组织“三K党” （Ku Klux Klan）成立，以暴力手段推行“白人至上”之理念，其势力遍及南方各州，成员中包括最高层级的政府官员。

1871年，美国国会出台法令取缔“三K党”。1882年，最高法院裁定又该法令“违宪”。而那时，“三K党”所追求的主要目标，亦即在南方恢复白人的统治，已经藉由民主党的选举胜利而基本实现了，一整套旨在强化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也随之确立。

这里顺带讲一句，当时民主党的情形与今日大不相同，赤裸裸地主张“白人至上”，事实上直到1966年之前，阿拉巴马州民主党的口号一直是“白人至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设”转变的契机，是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候实行的“南方策略”。

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就“普莱西告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做出裁决，认可所谓“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制度，最终为种族隔离政策和“吉姆克劳法”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

“三K党”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里，要到1915年。这时，它的目标已不仅仅是黑人，而是扩大到针对所有的外来移民、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在1920年代的巅峰时期，其成员超过400万人，其游行、集会、焚烧十字架等活动遍布全美。

这一时期的“三K党”显然不乏各路盟友。1915年，由大卫•沃克•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1875-1948）导演的无声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在美国上映，而这部电影的剧本是美化三K党的小说《同族人》（The Clansman）。影片传递出来的深刻的种族主义和白人优越论，迅速在全国很多城市引发了大骚乱，直至今天仍旧是备受争议的电影之一。

1916年，一个名叫麦迪森•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华尔街律师兼优生学者出版了一本题为《伟大种族的消亡》（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的书，大肆宣讲“北欧人种优越论”（Nordic superiority），声称那种让美国成为“各国被压迫者的避难所”的理想主义，正在将这个国家卷入亡族灭种的深渊之中。格兰特认为，美国伟大的根源在于其初代白人殖民者即北欧人种的优越血统，他们有着新移民永远不会有的基因潜力。如果任由各国移民继续涌入，对“种族、信仰和肤色的不同视而不见”，那么白人拓荒者的血统将会断绝。因此，他主张美国开展优生学项目。

这本著作并不畅销，但很快在美国政治精英中找到了共鸣，尤其是在国会山。来自华盛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Albert Johnson）看完书后联系了格兰特，两人一拍即合。而正是这位约翰逊议员推动国会通过了《1924年移民法案》，事实上禁断了中国和很多国家的赴美移民之路。

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盛行的局面，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根本改观。在民权运动的冲击下，美国相继颁布了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和1965年《投票法案》（Voting Rights Act），从法律层面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和投票权歧视。但即便如此，“白人至上”与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仍远未结束，比如南方的密西西比州直到1995年才正式批准了1865年废除奴隶制度的联邦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

时至今日，种族主义问题仍不时浮现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不少政客也依旧在言行举止中流露出对这一问题的短见或漠视。今年初，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夫人带着一群孩子参观州长官邸，其间把两个生棉花球递给两个非裔孩子，问道：“你能想象自己是一个整天都得去摘这种棉花球的奴隶吗？”在该夫人看来，这可能是一种场景教育，在“奴隶”这个词说出口的时候，她全然没有意识到这对他人而言是何其沉重的历史。

当前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有关移民问题的政治正确的一层，都需要追溯到美国内战及重建以来的种种变化，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遭遇，也是如此，而且华人移民的命运是和非裔等很多族裔的遭遇紧密相关的，即便在1882年《排华法案》之后，情况仍旧如此。一些华人家庭因特殊的遭遇，在美国华裔史乃至宪法史上都留下了记录，这一点我们下章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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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