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攀评《希特勒的阴影下》︱东欧右翼的前世今生

中东欧国家的历史可谓波澜起伏，从上古时代起，无数部落和民族在东欧平原穿梭迁徙，互相征战。近代以来，中东欧国家也是风云变幻。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东欧各国纷纷独立，一些国家还发生了革命。从1920年代后期起，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陆续建立了右翼政权，涌现出了不少右翼“明星”，其中的多数随后投奔了纳粹。马丁·拉迪（Martyn Rady）和丽贝卡·海恩斯（Rebecca Haynes）主编的论文集《在希特勒的阴影下》（In the Shadow of Hitler, I.B. Tauris, 2011，以下未加说明者皆引用自此书，不特别标注）对其中部分右翼人士的个人生平做了探讨。笔者提过克罗地亚的弗兰采蒂奇，现在我们就来了解其余人士吧。

波兰英雄：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

德莫夫斯基在波兰民族主义中举足轻重，笔者之前介绍波兰民族主义的文章里曾经提过他。他出生于1863年，早在1893年，德莫夫斯基的民族主义就自动排除犹太人、德意志人和其他少数民族。1897年，他建立了国家民主阵线（SDN），以及国家民主党。1903年，德莫夫斯基出版了《一个当代波兰人的思想》（Mysli nowoczesnego Polaka）：他不再把民族视为一个精神文化实体，而是一个物理单元，少数民族自然是异类。德莫夫斯基把历史上的波兰共和国的败亡归咎于贵族特权，相应地，他鼓吹波兰民族利己主义，以领导欧洲，并要求波兰改正过去的错误，实现民族更新。德莫夫斯基同时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他直接把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外国人和社会另类等量齐观。德莫夫斯基要求用自主、独立、果决，而且时时刻刻意识到其对于民族的责任的新人取代旧波兰人。他还认为，犹太人和贵族类似，将个人利益置于民族整体之上，因此正是他要从未来的波兰清除的那类人。

德莫夫斯基和毕苏茨基一直勾心斗角。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毕苏茨基远赴东京，建议日方将波兰裔俘虏组成波兰军团对沙俄作战，并要求日方支持波兰独立。德莫夫斯基则亲赴东京阻挠毕苏茨基，他更青睐“进化”路线。

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波兰社会党挺身而出，并号召波兰工人发动武装起义。1905年，国家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在波兰罗兹大打出手。同年国家民主党参加了沙俄在波兰组织的选举，并收获颇丰。1906年，德莫夫斯基进入沙俄国家杜马。虽然沙俄当局并未投桃报李，而是继续镇压，德莫夫斯基痴心不改：1908年，他认为德国对波兰的威胁更大，并认为，波兰对于宰制中东欧至关重要，这是波兰和周边强权纵横捭阖的本钱。

1915年，德莫夫斯基移居西方，继续折冲樽俎。1919年，他代表波兰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波兰独立后国内政争不断，出现了政治危机。1925年，波兰国内认定德莫夫斯基为可能进行意大利法西斯式政变的候选人之一（另一个候选人是西科尔斯基将军， General Sikorski）。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实际领导政变的是毕苏茨基。

1926年，德莫夫斯基仿照他钟爱的意大利法西斯建立了大波兰营（Greater Poland Camp），这个组织也和当时统治波兰的萨纳奇政权异曲同工。和纳粹不谋而合，德莫夫斯基鼓吹犹太人阴谋论，他甚至把威尔逊（Wilson）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说成亲德国的国际犹太人代理人，并把波兰描绘成国际犹太人组织控制的劳动力来源，他明目张胆地把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引为同道也就不足为奇。

德莫夫斯基于1939年撒手人寰，他的思想则薪火相传。莱赫和雅罗斯瓦夫这对卡钦斯基兄弟就把德莫夫斯基认定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先驱之一。当前波兰右翼都对德莫夫斯基五体投地。

霍尔蒂的左右手：贡贝什（Gyula Goemboes）、萨洛西（Ferenc Szálasi）和托莫伊（Cecile Tormay）

熟悉历史的人们知道，1919年，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短暂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就是其教育部门负责人之一，以及匈牙利红军的师政委。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绞杀之后，霍尔蒂（Miklos Horthy）在西方的支持下执掌大权。早在革命前，匈牙利贵族们就视犹太人为心腹大患（Paul Hanebrink: In Defence of Christian Hunga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56-57）。卷土重来之后，匈牙利贵族们认为犹太人在革命幕后煽风点火（Rogger and Weber, The European Right, A Profil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pp.370），并重建了寡头政治（Rogger and Weber Ibid. pp.375-376）。1938年起，匈牙利趁火打劫，并变本加厉地反犹（Rogger and Weber Ibid. pp.382）。

贡贝什1886年降生，他早年在奥匈军队中服役，从此追随右翼。匈牙利革命期间，贡贝什加入匈牙利民族防御联盟（Hungarian National Defence Union）并成为其主席，他流亡维也纳时，该组织迅即成为匈牙利右翼流亡者的司令部。1920年，贡贝什支持一部根据种族进行大学生配额，并大幅度削减犹太人配额的法律。他还在大学中招兵买马以辅助霍尔蒂。此时，他已经和初生的纳粹同声相应（Joseph Rothschild,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1974, pp.171）。

1922年，贡贝什建议当时匈牙利执政党首领兼首相贝特伦（Bethlen）转向右翼群众，贝特伦拒绝，双方分道扬镳。之后，贡贝什建立了一个反犹、反自由主义和反布尔什维克的基督教反对派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 Opposition）。1923年10月，在该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贡贝什对意大利法西斯心驰神往，并要求建立“匈牙利特色”的法西斯主义。

1932年，在青年右翼的压力下（Rogger and Weber Ibid. pp.378），贡贝什成为匈牙利首相。他模仿墨索里尼对右翼组织发表演讲。为了争取匈牙利大工业和大银行的支持，他缓和了之前的反犹态度，并夸口他的社会政策能够让匈牙利工人不再认同社会主义。贡贝什巡回匈牙利全国，试图用右翼纲领动员群众，并再次尝试建立右翼群众政党。不过，贡贝什许诺的社会改革基本上成了泡影，他提出的右翼“合作主义”制度也铩羽而归。屡屡碰壁后，霍尔蒂对贡贝什越来越心存芥蒂，贡贝什的野心及其改革口号也让匈牙利旧贵族芒刺在背。1936年10月，贡贝什在慕尼黑附近一家诊所一命呜呼。

贡贝什死前一年,也就是1935年，萨洛西建立了箭十字党（Arrow Cross），其标志来自十一世纪的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一世（Ladislas I），而仪式和口号则模仿意大利法西斯（262页）。该党鼓吹“匈牙利主义”（Hungarism）：萨洛西个人崇拜；要求扩张到“喀尔巴阡山-多瑙河”（Carpatho-Dabubian），甚至远及黑海、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犹太人无处存身。萨洛西坚称的独得之见都停留于纸面。在萨洛西设想的世界秩序里，希特勒是“欧洲部族首领”，墨索里尼则是副手；他认定的亚洲领袖是法西斯日本，而美洲则由转向纳粹的美国，和阿根廷领导。基督教被萨洛西设定为匈牙利人的精神纽带，他也特别强调死亡和牺牲。

匈牙利复辟时，该国社民党签订城下之盟，画地为牢（Rogger and Weber Ibid. pp.375），箭十字党趁虚而入，瞄准了工人和农村无产阶级。匈牙利旧贵族对一切社会改革兴致索然，让他们如鲠在喉的萨洛西数次身陷囹圄；箭十字党的主要盟友是“万字党”（swastika party）。

1944年3月19日，由于时任匈牙利首相卡洛伊（Kállay）首鼠两端，纳粹占领了匈牙利，匈牙利犹太人顿时陷入灭顶之灾。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当年十月萨洛西成了匈牙利右翼联合政权的首脑。上台后，萨洛西坚称，纳粹胜利近在咫尺，为此新建两个匈牙利党卫军师，并对匈牙利工业进行了战争动员，此时纳粹则落井下石。在覆灭前夜，萨洛西快马加鞭地屠犹，仿效纳粹德国进行各方面的组织。1946年，萨洛西上了绞刑架。

塞西莉·托莫伊1876年出生， 1937年去世。她为复辟欢呼雀跃，视霍尔蒂为圣经启示录预言的化身。托莫伊对犹太人可谓恨之入骨，在她看来，犹太人把匈牙利人的身体搞得神魂颠倒；犹太人的布尔什维主义让匈牙利国家分崩离析；犹太人腰缠万贯，而匈牙利人一文不名。她建立的组织自然鼎力反犹，为了从匈牙利高等教育中排除犹太人而东奔西走，该组织并于她死后协助引进了纳粹的排犹法律。身为女性，她把女性视为民族的永恒精神化身，与大地及基督浑然一体。在托莫伊眼里，女权主义是“犹太-布尔什维克”附属，因此她要求女性做好贤内助，循规蹈矩，服从家庭和男性家长。1936年，她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剧变之后，上述这些人物，尤其是他们的首脑霍尔蒂时来运转。匈牙利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án）公开称霍尔蒂（以及前述的贝特伦等旧贵族）为“民族英雄”（https://visegradpost.com/en/2017/06/27/orban-rehabilitates-horthy/），匈牙利官方已经连续多年系统地重写历史，美化霍尔蒂及其时代，甚至纪念二战末期对抗苏军“保卫布达佩斯”（Nora Berend , “Magyar Myth Makers”, History Today, Vol.64 Issue 3 March 2014）。

罗马尼亚“双星”：科德雷亚努（Corneliu Zelea Codreanu）与安东内斯库（Ion Antonescu）

提到罗马尼亚，人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各路体育明星和多瑙河风光，不过，罗马尼亚还有许多并不美好的事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的经济文化停滞不前（Rogger and Weber Ibid. pp.514）。罗马尼亚政府一手进行土地改革，一手严厉镇压共产党（Stavrianos, The Balkans since 1453,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 pp.689-691）。这样一种状况下，罗马尼亚诞生了不少右翼“明星”，以下两位便是其中的翘楚。

科德雷亚努1899年出生。一战后，罗马尼亚也爆发了工人运动，布尔什维克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影响颇大（Rogger and Weber Ibid. pp.518）。科德雷亚努和其战友潘库（Pancu）一道，力图让罗马尼亚工人效忠国王和正教会。他对罗马尼亚大学里犹太人学生日益增多忧心忡忡，认为犹太人天生倾向共产主义，并控制了工商业，威胁到了罗马尼亚中产阶级。1923年，他建立了一个组织，反对授予犹太人罗马尼亚公民权。1924年，科德雷亚努建立了一个右翼青年组织，以反对当时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的亲苏联，反罗马尼亚情绪。

1927年，科德雷亚努建立了大天使米迦勒军团（Legion of Archangel Michael），其意识形态和法西斯侪辈们如出一辙。该组织还特别在罗马尼亚工人中活动，以抵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930年，该组织的军事部门铁卫队（Iron Guard）成立了。经济大萧条刺激了这个组织的发展。这个组织不仅以“基督教人”（Christian man）为其目标，也和罗马尼亚正教会密切携手，在农村地区活动。不过，当时的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Carol）对右翼群众运动并不感冒，甚至视若寇仇。1938年2月，卡罗尔建立了国王独裁；同年四月，科德雷亚努被捕；同年11月，他被送上了西天。1941年1月，该组织被安东内斯库率领的军队镇压了。

安东内斯库1882年出生，长期在罗马尼亚军队中任职。1940年，他和希特勒会面，并给后者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同年9月，罗马尼亚陷入政治危机，卡罗尔逃亡，米哈伊继位，安东内斯库上台。由于罗马尼亚主要政党拒绝和他共事，他转而和上述的法西斯组织铁卫队携手。铁卫队力图为其领袖科德雷亚努复仇，可谓无法无天，双方联盟迅即破裂。1941年，安东内斯库在获得希特勒的许可之后镇压了铁卫队，之后他建立了一个军政府。1941年，安东内斯库率军加入纳粹侵苏，他视之为反共战争，甚至宗教义举。安东内斯库把犹太人看成对罗马尼亚不忠，以及经济剥削者，他不仅亲自发布命令，强行驱逐大批犹太人，而且制造了一片腥风血雨：一共有三十万犹太人在他统治时期丧生，其中二十万到二十五万犹太人，以及两万吉普赛人埋骨于安东内斯库治下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Transnistria， 二战中罗马尼亚在其占领的苏联土地上建立的一个机构，以敖德萨为首府）。1946年6月1日，安东内斯库被处死。罗马尼亚剧变之后，九十年代该国一度出现了纪念安东内斯库的热潮。虽然该国在2003年禁止公开纪念此人（https://www.ushmm.org/research/scholarly-presentations/symposia/holocaust-in-romania/romania-facing-its-past），但是其形象仍然大为改善（Marius Cazan,“Ion Antonescu’s Image in Postcommunist Histriography”, in Alexandru Florian ed. Holocaust Public Memory in Postcommunist Roman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208-241）。

“瓦尔特”的敌人们：斯托亚迪诺维奇（Milan Stojadinovic）、利约蒂奇（Dimitrije Ljotic）和霍尔斯特瑙（Glaise von Horstenau）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是中国观众颇为耳熟能详的故事，瓦尔特的敌人们不仅仅来自于南斯拉夫以外，南斯拉夫各国也产生了“自己的”法西斯。笔者介绍过乌斯塔沙，以下两位法西斯则是塞尔维亚土产的。

斯托亚迪诺维奇1888年出生。1935年，他成为南斯拉夫王国首相。1937年12月他访问意大利的时候，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认定他为法西斯分子。直到战后，这位前首相还为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善意”辩解。1938年1月，斯托亚迪诺维奇访问柏林，并和希特勒谈笑风生。他还支持德奥合并，因为他认为这将使得哈布斯堡王朝不再死灰复燃。在其领导下，南斯拉夫王国在经济和政治上越来越靠拢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而疏远英国与法国。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思想倒也其来有自，他终身信服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他的竞选口号也和纳粹颇为神似，并模仿了纳粹的某些动员手段（Stavrianos Ibid. pp.631）。1939年，随着纳粹步步紧逼（Stavrianos Ibid. pp.631）他被摄政王保罗拿下。二战中，斯托亚迪诺维奇避居毛里求斯，并被丘吉尔认为可能成为南斯拉夫的吉斯林（Quisling，二战中挪威的纳粹傀儡），从而被严密监视。战后，他移居阿根廷，创办杂志为庇隆出谋划策。1954年，他还会见了同样流亡阿根廷的原乌斯塔沙政权头目帕维利奇。

如果说斯托亚迪诺维奇更多地纸上谈兵，利约蒂奇则身体力行。他出生于1891年。1913年，利约蒂奇赴巴黎学习法律，并在此受到了法国法西斯人物毛拉斯（Charles Maurras）及其运动的影响。1920年他镇压了塞尔维亚铁路工人罢工。1920年代，利约蒂奇是塞尔维亚激进党的活跃分子，并且向当时的南斯拉夫国王建议进行独裁。1934年，利约蒂奇建立了一个右翼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塞尔维亚中产阶级。该组织持大塞尔维亚主义立场，其纲领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法西斯主义颇为接近，强调宗教的领导地位，自然少不了反犹主义：利约蒂奇直接把犹太人阴谋追溯到了法国大革命。顺理成章的，利约蒂奇支持和纳粹交好，也因此在塞尔维亚拥趸寥寥。

1941年纳粹占领南斯拉夫后，利约蒂奇受邀在伪政权中任职。不过，纳粹嫌他人气太低，影响新政权观瞻，他只能间接掌控经济。1941年8月底，内迪奇（Milan Nedic）傀儡政权建立，利约蒂奇的拥趸掌管工业和司法，并充斥着媒体。同年9月，纳粹交给他一支民兵武装。1941年10月，利约蒂奇组织在幕后举办了一次“大型反共济会展览”（Great Anti-Masonic Exhibition）。

内迪奇政权振振有词：塞尔维亚的首要任务是在强权战争亦即二战中生存下来， 并因成为“保护塞尔维亚生存”的卫士心安理得。当代塞尔维亚来了个鹦鹉学舌。纳粹继续屠杀塞尔维亚游击队，以及犹太人、吉普赛人。利约蒂奇及其同道们则对纳粹的屠犹行径充耳不闻。1945年4月底，利约蒂奇因车祸丧生，其组织成员也作鸟兽散：一部分向盟军投降，其他的人则四散奔逃，继续传播其理念。

上述两人都在南斯拉夫土生土长，霍尔斯特瑙则来自奥地利。此人出生于1882年，早在一战前，他就把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融为一体，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自然让他五雷轰顶，甚至一度陷入绝望。一战后，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奥地利共和国的对立面，靠拢基督教社会党，加入了推动德奥合并的德奥人民同盟（German-Austrian Volksbund）。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就成了冲锋队的一员。他支持的是“渐进”的德奥合并路线，这正是希特勒在1934年纳粹于维也纳发动的政变失利之后采取的那条路线。后来他也承认，早在1937年他就意识到，德奥合并是“纳粹议题”，不过他仍然始终认为德奥合并是“历史的必然”，无可阻挡。德奥合并之后，霍尔斯特瑙成了奥地利一个省的部长，以及大德国议会议员，觊觎奥地利土皇帝的他不免有所哀怨。不过，他仍然为希特勒执鞭坠镫，成为纳粹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

在波兰活动数年之后，1941年霍尔斯特瑙来到克罗地亚，成了乌斯塔沙的军事顾问。虽然他日后极力辩解，但是，现存的文件证明，他的手上沾满了克罗地亚犹太人的鲜血。他对纳粹的性质及其行为其实了如观火，但是仍然对纳粹亦步亦趋。1945年5月，他被美军俘虏。因为害怕被落入瓦尔特们手里，此人自杀了。

三位“带路党”：汉莱因（Konrad Henlein）、班杰拉（Stepan Bandera）和蒂索（Jozef Tiso）

大家都知道，“我们时代的和平”是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在慕尼黑之后的自吹自擂。慕尼黑的导火索则是苏台德问题，汉莱因正是苏台德德意志人的首领。汉莱因早年一度以“温和”面貌示人，1937年晚期，汉莱因逐步皈依纳粹，他的成长史，也正是苏台德地区法西斯主义的历史。1937年11月中旬，汉莱因致信希特勒，表达了他的忠诚，1938年他访问柏林，承认了希特勒的老大地位，他的胃口也随之扩大，越来越忠于纳粹理论。汉莱因的纳粹并不停留在口头，而是一马当先，驱逐，隔离，奴役甚至杀害苏台德地区的捷克居民。不过，汉莱因的行动并没有让纳粹高层满意，也没有避免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和汉莱因争权夺利。1945年5月，落入美军之手的汉莱因自行了断。

班杰拉1909年出生于西乌克兰，这里是当代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西乌克兰，有一个颇为活跃而且强大的西乌克兰共产党，不幸的是，他们于二十年代末期被清洗了。1920年代，班杰拉加入了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rhanizatsiya Ukrains’kykh Nationalistiv, OUN），该组织刺杀了一些苏联和波兰官员。

尽管各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之间龃龉不断，他们都想利用纳粹入侵苏联实现乌克兰“独立”，他们和纳粹在反犹、反苏以及组织原则等方面也一拍即合。1941年4月到5月，班杰拉在纳粹卵翼下建立了两个乌克兰军团，其制服和1918年的乌克兰民族共和国（Ukrainian National Republic）军队制服相似。这些组织随纳粹进入利沃夫以后，对当地的犹太人进行了屠杀。同年6月30日，同样在班杰拉的推动下，上述组织未经纳粹许可在利沃夫宣布乌克兰“独立”，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和乌克兰自主正教会（Ukrainian Autocephalous Orthodox Church）都表示支持。几天之后，班杰拉和其副手锒铛入狱。之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开始武装活动。从1943年到1945年，班杰拉派武装对沃伦（Wolyn）和东加利西亚的居民进行了大屠杀（http://volhyniamassacre.eu/）。该武装一直存续到1953年。

1944年秋，节节败退的纳粹想起了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这根救命稻草，班杰拉和其副手再度上阵厮杀，并率领一批人马另立山头，他们自然是螳臂当车。战后班杰拉逃亡西德，并于1959年被克格勃击毙。尤先科上台之后，班杰拉的塑像立了不少，以班杰拉命名的街道也涌现了一些。

蒂索是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早年接受了天主教政。1918年后，蒂索转向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加入了奉行天主教，也敌视社会主义的斯洛伐克人民党。斯洛伐克民族主义制造神话和悲情叙事，并且把自身和天主教挂钩；蒂索则遥相呼应，提出斯洛伐克民族主义是捍卫天主教的途径。1930年代，蒂索和捷克、匈牙利的天主教政党讨价还价，还和汉莱因眉来眼去。在此期间，他曾因为“反捷克言论”被判处缓刑。天主教的反犹主义也在蒂索意识形态中占据一席之地，虽然他不怎么强调这种思想，以免陷入孤立。慕尼黑之后，斯洛伐克人民党立即宣布“自治”，蒂索成了“自治政府”的总理。1939年3月，蒂索被解职，他立即奔赴纳粹德国寻找庇护，并最终如愿以偿地成了“独立”的斯洛伐克的总理。在蒂索治下，绝大多数斯洛伐克犹太人被送往波兰的集中营，他还驱赶了许多捷克“殖民者”。1947年4月，蒂索在布拉迪斯拉发被绞死。近年来，和其邻国们一样，斯洛伐克也出现了美化相关右翼人士和思潮的势头，虽然其程度较为轻微（https://www.tabletmag.com/scroll/193124/an-interview-with-slovak-historian-dr-pavol-mestan）。

余论

除了上述人士之外，本书作者们还探讨了希特勒的英雄雪内勒（Georg von Schoenerer）、德国反犹主义教父弗里奇（Theodor Fritsch）、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诗人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以及芬兰的案例。由于篇幅和地理范围的限制，笔者无法详细叙述，十分遗憾。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与学界对中东欧各国的了解集中在二战后和剧变后两个时期，这显然不够全面。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中东欧各国，除了概述性著作如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之外，国内较少译介相关研究，国内学界也较少涉及相关领域，这不能不说是遗憾。而且，中东欧右翼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东欧剧变以后，右翼思潮和运动迅即卷土重来，并且相继在其中一些国家上台。当代中东欧各国对上述人物的纪念，以及由这些纪念活动反映出的当代中东欧各国社会和相关思潮特别是右翼民族主义的状况（Gareth Pritchard, “Collaborator: No Longer a Dirty Word?”,  History Today, Vol.64 Issue 12 , December 2014）国内媒体人士甚至专业人士也少有提及，这也是十分令人遗憾的。笔者希望这本书能够早日译出，以飧我国读者，增进我国社会对中东欧历史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