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枕书：即将到来的“令和”，也并非完全无关政治

虽然我不太关心日本政治，但难得经历“换年号”这样的历史时刻，今早还是打开了年号发表的网络直播。上午十一点四十分左右，菅义伟官房长官举起写有新元号的白板，竟是“令和”二字，一头雾水。再听解释出典，说取自《万叶集》卷五传为大伴旅人所作的《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序以汉文写成，开篇有“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等语，两句各取一字，遂成“令和”。一时日本媒体呈举国欢呼之态，庆祝头一个没有引自汉文经典、而是引自日本古典的年号横空出世。这也很好地贯彻了此前安倍的命令：“元号出典以日本所撰书籍为佳。”

《万叶集》自然是日本自古以来的经典，如假包换的日本原创，非常适于去中国化的目的，也能满足一般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尽管年号制度本身并非日本原创，但说到底，“你们开心就好”。

在新年号发表之前，当日上午九点半开始，日本首相官邸召开了“元号恳谈会”，与会者包括九位“有识者”，即日本各领域的精英：诺奖获得者山中伸弥、NHK会长上田良一、日本民间放送连盟会长大久保好男、日本私立大学团体联合会会长镰田薰、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名誉会长榊原定征、日本新闻协会会长白石兴二郎、前任最高裁长官寺田逸郎、作家林真理子、千叶商科大学教授宫崎绿。其余暂不论，且说宫崎绿。看直播时就注意到两名女性代表之一的她穿着一身“和服”，十分惹眼。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已成定式的现代和服，而是一时很难找到文献依据的某种“和服”，外罩宽松的黑缘羽织（外套），也与一般式样大有区别。网上一时惊呼“好像卑弥呼”，虽然卑弥呼所处时代的服饰据说应是“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魏志·倭人传》）。

元号恳谈会

宫崎绿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曾经在NHK工作，一度极有人气。后来因种种缘故远离媒体界，又回归学界，一路由东京工业大学讲师到千叶商业大学助教授、教授、学部长等等，如登直梯，并积极参与政治。不久被卷入伪造职历的风波，有人指出她在东工大时期并非正式雇佣的“讲师”，而是“非常勤讲师”。宫崎绿后来也承认自己当时的确是“非常勤”，但对外称“讲师”亦无不可云云。以“非常勤讲师”冒称“讲师”职历的，在外国或许有隙可钻，没想到在“非常勤”一词的发源地日本，竟也有这样堂而皇之的事，可谓胆识过人。

宫崎绿在这样的场合作此装束，自然有其考虑，比如她事后接受采访说自己穿的是“大岛紬”（鹿儿岛南部奄美大岛所产绢布）中最上等的“白大岛”，因为她是“白大岛大使”，特地来作宣传。这不伦不类的衣服也许的确寄托了宫崎某种政治抱负（譬如复古、颂扬传统），也因此获得了一些源自无知的赞美，但部分清醒的日本网友还是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么穿像新兴宗教教祖”“她还有识者？我看是热爱权力和权威的阿姨”。难得日本政府作出姿态，特意请来两位女性“有识者”参与这种会议，却还是令人狐疑。

宫崎绿

年号公布结束，走出官邸的山中伸弥被记者包围。就像战后日本代表性的科学家是汤川秀树一样，如今最常被捧出来的是山中伸弥。经历了无数大场合的山中教授答案算得上滴水不漏，有记者说，“令”一字颇让人联想到“律令”“法令”等词，印象较为严肃。山中答：我认为“令”挺美的。有人询问：“有识者们讨论的情形是如何？”山中说，“令和”一词最得赞赏。又说，自己是科学家，今后当为国为民不断努力云云。这话也很有趣，似有“我是科学家，我也不知道这些文史用典方面的事，你们不要为难我”的意思，或者说，日本政府挑选这样一群专业外的“有识者”来选定年号，更像是走过场。而不时抬出山中教授，是否能挽救日本学界日益失堕的信誉？在研究经费左支右绌、学界（不论文理）频繁造假的今天，不知日本的学术神话及诺奖神话还能延续多久？

被记者包围的山中伸弥

选择年号的团队已经明了，至于又是哪些学者参与了年号的制定工作？按照惯例，会请日本文学、日本史、中国文学、东洋史等领域的研究者各提出几个方案。而团队成员一般也会保密，因为本人常常不愿公开。平成年代即将过去的今天，我们已知前代团队由市古贞次（日本文学）、山本达郎（东洋史）、目加田诚（中国文学）、宇野精一（日本儒学者）、贝冢茂树（东洋史）、坂本太郎（日本史）组成，提出“平成”的是山本达郎。据前几年目加田诚后人公开的资料可知，目加田当时提出了二十个备选方案，多出自《诗经》《尚书》《易经》，如“修文”“天昌”“靖和”“靖之”“普德”“允德”“修和”“和平”“大有”“成文”“纯熙”等等。这些学者已全部去世，关于当时择定年号的具体情形还有诸多不明确处，只能等待日后新资料公开。譬如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已公开大正十五年（1926）天皇御崩后的《元号建定ノ詔書案》，可知当时与“昭和”（出典：《尚书》“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一起作为备案的还有“元化”（《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陈子昂诗“仲尼探元化”，李邕赋“伟元化之工作”，李白文“笔鼓元化，形分自然”）和“同和”（《礼记》“大乐于天地同和”，《国语》“居同乐，行同和”，《吴越春秋》“君臣同和，福祐千亿”，徐陵文“万国同和”）。亦可知迄今为止，日本在选择年号时都以汉籍经典为依据。更早的前代学者们多半寄托了对明君和太平盛世的期待，经历了战后岁月的学者们显然普遍强调“和平”，万幸平成年代的日本也的确在基本和平中落幕。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元号建定ノ詔書案》，可知当时与“昭和”一起作为备案的还有“元化”和“同和”。

那么参与制作出“令和”的又是哪些学者？目前已公开的有中西进（日本文学）、石川忠久（中国文学）、池田温（中国史）。中西进是研究《万叶集》的著名学者，博论题目是《万叶集的比较文学研究》，也精通古典汉文。媒体认为“令和”很有可能是他的提案。就这三位的学术地位来看，也不比“平成制作团队”逊色，无论精通汉文的人如何挑“令和”的刺，指出其实在《文选》等经典中早有登场、不必强行与《万叶集》挂钩，这一年号本身依然有浓郁的时代色彩，很好地反映出现今日本政界、学界、民间集体对“汉化”“中国影响”的排斥。对“日本特色”“日本原创”“日本本土化”“日本独特的风土孕育”等特点的强调，近乎日本文史学界的政治正确。其实江户时代已有不少学者作出过这样的努力，日本要强调本土原创，固然理所应当，而强调过头，并不意味着好事。

有国内媒体认为“令和”不从《易》《书》等经典中挑选，显得很轻快，“没那么多政治意味。天皇的权威色彩进一步稀释，而更加突出了全体日本国民的主体性”，这显然忽视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不以汉文经典为依据，并不等于没有政治意味。淡化天皇作为“君主”的象征，不等于这个国家的政治会保持理智昌明。《万叶集》与《易》《书》的对比，并非只是“轻快”和“政治化”的不同，首先是“日本文学”与“儒家经典”的区别。

事实上，《万叶集》成为日本的国民经典，是近代以来的事。在江户时代，这仅是极少部分学者和歌人才会吟咏的歌集，那时学者的学问基础仍是汉文经典。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精英阶层意识到脱亚入欧之际，也应有能与莎士比亚等西方文豪的创作相匹敌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在三上参次和高津锹三郎的《日本文學史 上》（1890）中，《万叶集》被抬到了国民文学的重要位置：“上至万乘之贵，下及匹夫，无不歌咏。”并赞美《万叶集》的歌风表现了“朴素、雄浑且率真的日本人的心情”。明治以来，出现了大量注释、解读《万叶集》的作品，正冈子规就曾极力推崇《万叶集》，认为其与现实密切关联，着眼于生活，是“写生、写实”的艺术。尽管江户时代有儒学家痛心日本人只知道读白居易这样清新柔丽的诗，而不知欣赏韩愈等人的深沉雄浑，认为日本人的趣味过于纤细柔脆，但明治以来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赞颂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侘寂”，一方面又将《万叶集》定义为“朴素、雄浑、率真”。了解了《万叶集》被发现及重新评价的历史，便不会认为这部古典著作全然等于“轻快”和“去政治化”。

明治二十三年（1890）《日本文學史 上》

去年十一月初，栃木县的足利学校举办了以“年号”为主题的展览，展出著名的南宋越刊八行本《周易正义》（陆游之子陆子遹朱点标阅本）及《尚书正义》，江户初期写本《周易》、古活字本《礼记》、古活字本《贞观政要》、明本《后汉书》等等，标记历代年号出处，不可谓不用心。到江户后期，足利学校已萧条至极，而维新以后，这里又被学者复兴，被赋予“尊王”的象征意义。尽管历史上足利学校长期由僧侣掌管，校内所藏儒学经典也多经禅僧之手校读。我很热爱足利学校保藏的珍贵汉籍，也对足利学校有极好的印象，但对这里举行的“释奠礼” （特别是对此津津乐道的学者）不置可否，对新近成立的“日本儒教学会”更投以冷眼。不知那些积极从“儒教”中汲取资源、试图构建理想日本政治社会的学者们，对“令和”是否失望？不要紧，这些聪明的学者总能从浩瀚经典里寻找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并善加解释、重构，以符需求。

就在刚刚，看到新闻说，足利学校将在4月6日公开江户后期刊刻的《万叶集》，这并不是一般我们所熟知的“足利学校珍籍”，但无妨。毕竟当日我去“年号展”，到场的不少群众对我热爱的汉籍也充满茫然：“什么是宋版书？”“木版印刷是什么？”也怪展览的解说做得不够细致贴心。

今日午后，一位日本友人发来短信：“令和二字读起来很好听，字也很好，但不依据汉籍而选择《万叶集》，无疑是最糟的选择。象征了这个国家领导层教养的缺失，以及非常遗憾的现实：这个国家文科学问的败北。”

他不是学界中人，只是一个不满安倍政权的普通日本平民。这番话或许不同于网上的流行言论，不妨作为参考，故而照录于此。至于身边师友的反应，既有毫不关心的，也有希望不如废除年号制度的，不宜一概而论。无论如何，现在已是平成的尾声，希望“令和”真如字面意思一般，带来美好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