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号“令和”：从梅花宴的政治隐喻到“日本”的建构

4月1日，日本公布了从今年五月开始施行的新年号“令和”，据官方表示出典源于《万叶集》卷五“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语，更强调这是首次从日本典籍中采用的年号。

从“令和”背后的那一场日本梅花宴出发，循着从梅花到樱花的审美意识变迁，再回到将年号与汉籍做“切割”的尝试，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建构“日本”的轨迹。

“令和”出典：一次富有政治隐喻的梅花宴

天平二年（公元730年）正月，日本诗人、政治家大伴旅人（665-731）举办了一次著名的梅花宴会，与会众人以梅花为题，共咏和歌三十二首，结集为一篇并作的汉文序，这篇汉文序正是这次新年号“令和”的出典。

在此之前，大伴旅人于神龟五年（公元728年）就任大宰府帅（九州地方长官），离开了权力中枢，同时在大宰府的山上忆良等著名文人云集，筑紫地方的文坛一时间颇为兴盛。

这次诗会自古以来都是文学史研究的重点关注对象，而这次成为新年号的出典更是引发了众多关注。

对于中国人来说，通读全篇不难发现，这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兰亭集序》结构非常类似，也不难发现“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对于张衡《归乡赋》中“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化用。但是在此之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大伴旅人这一次远赴九州的政治背景。

当时他在中央官居正三位中纳言，是皇族以下第二高官，在他之上只有知太政官事舍人亲王与左大臣长屋王这两位皇族，与旧元老多治比池守；在之后的神龟六年就发生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长屋王之变，当时政权的实际掌控者长屋王以谋反名义被赐死，因此大伴旅人这次远赴大宰府的任官，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藤原氏四兄弟为了争夺政权而采取的阴谋手段（也有一说认为这一任命是期待他能够在大宰府发挥其政治军事能力以应对国际形势变化）。这次梅花宴的时间，正是长屋王之变后的春天，因此关于这次诗会，除了文化层面的解读之外，也应考虑当时的政治背景：这是一群由于各种理由远离政治中心的人，而他们对平城京的憧憬、对政治风波动荡的警戒，以及归乡之思，却并未完全消退。例如当时大宰府次官小野老与大宰府防人司佑（四等官制下的次官）大伴四纲于天平初年所咏的几首和歌，就被认为有着明确的政治隐喻：

小野老一首

青丹よし、寧楽の京は、咲く花の、匂うが如く、今盛りなり。

大伴四纲杂歌两首

やすみしし、我が大君の、敷きませる、国の中には、都し思ゆ

藤波の、花は盛りに、なりにけり。奈良の都を、思ほすや君

大伴旅人在天平二年十一月升任大纳言，成为太政官系统内实际上的最高职（长屋王被勒令自杀，多治比池守因病去世，名义上的最高位是知太政官事舍人亲王，但是他是否有实际政治实权颇有疑问，更多是以皇族身份统领事务；藤原四子当时的官位都在大伴旅人之下）被重新召回平城京。但是在他离京期间，政治盟友长屋王被迫自杀，藤原光明子被立为皇后，藤原氏成功实现了首次的非皇族立后，等他归来之后政局大势已定，再无能为力，归京后不久他也就与世长辞，因此学界一直将他这次赴任九州地方解读为藤原氏的阴谋论。

当然，事实的真相不得而知，或许我们更应感叹的是，千余年前很可能是由于政治斗争而生的作品，现在却成了新年号的出典，历史进程真是奇妙。

樱花取代梅花：贵族政治胜利，大陆文化衰落？

无独有偶，近二百年后有一位与大伴旅人经历相似的人，这就是后世被奉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他于昌泰四年（公元901年）的政变（昌泰之变）后被左迁为大宰府员外帅，赴任途中留下了“驿长莫惊时变改，一荣一落是春秋”的诗句，就任后也有“去年今夜待清凉，秋思诗篇独断肠。恩赐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余香”的追思京中生活与天皇御恩的诗句，可知其对于这次左迁多少是有愤懑之意的。而本文想要介绍的则是他这一首咏梅花的和歌：

東風吹かば、においおこせよ、梅の花。主なしとて、春を忘るな

这首和歌咏的是自家庭院中的梅花，相传是菅原道真左迁离京时所咏，大意如下：

“东风吹起时，务必乘风将香味带来（大宰府位于京都西面，故有梅花香乘东风而来之语），即使主人不在了，也不要忘记春天。”

与大伴旅人不同的是，两年后菅原道真去世于大宰府，最终没能再回到京内。而之所以会说到菅原道真与梅花，是因为他与政敌藤原时平的对立，有时被比喻为梅花与樱花的对立，例如有一部小说，就名为《時平の桜、菅公の梅》（奥山景布子）。

与出身高贵、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的藤原时平不同，菅原道真是宇多天皇多次破例提拔才在老年时终于就任大臣之位，在他就任右大臣时的第一辞表（惯例就任前需要请辞三次）中对于自身的评价里就有“地非贵种，家是儒林，偏因太上皇往年拔擢之恩，自至诸公卿”之语，这里的“贵种”一语显然就是意识到了藤原时平而采用的表述；而两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对立，通常有如下解读：菅原道真被视为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代表，而藤原时平则被视为是贵族政治的代表。菅原道真喜爱梅花一事有众多诗文为证，而藤原氏则由于文德天皇与清和天皇曾多次驾临藤原氏的宅邸赏樱而被用樱花指代，由此，菅原道真与藤原时平两人的对立，除了两者的政治背景之外，也被赋予了更多文化上的意义：梅花被视为文人气节的代表，而樱花则成为贵族优雅高贵的象征。

喜爱梅花、尊崇大陆文化、写得一手流利华美汉诗文的老年儒学者菅原道真，与喜爱樱花、和歌的青年贵族藤原时平之间的对立，最终以菅原道真左迁、藤原氏的贵族政治获得全面胜利结束，这也被解读为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政治体系向以藤原氏为中心的贵族政治的移行，在文化层面上则被解读为唐风文化衰落、国风文化兴起的表征，可以说这是数十年来日本古代史研究中一个典型的宏大叙事。然而需要意识到的是，菅原道真=天皇政治=大陆文化，藤原氏=贵族政治=日本文化的这一结构本身就是近现代以来历史学者构建而成的，这一结构的根本目的在于解读何为日本文化的本质特征、日本文化由何而来的问题，这当然是一个视角，却未必是唯一正确的解读。

现在我们提到代表日本春季到来的花，第一反应都是樱花，每年这时候的赏樱活动已经成为社会惯例，而在樱花盛开的时节里毕业、入学更是日本人的典型期待。但是这一对于樱花的喜爱同样是逐渐建构出来的，在奈良至平安前中期，日本人提到春花的第一反应仍然是梅花，这从成书于八世纪的《万叶集》里代表性的春花仍然以梅花为主可见一斑；到了成书于十世纪的《古今和歌集》之中，樱花开始成为春花的代表，而《古今和歌集》被视为日本“国风文化”的代表之一，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其后的日本审美观。

而《万叶集》则由于其使用的万叶假名晦涩难懂的原因一度遭受冷遇，平安时代村上天皇令人于梨壶院训释《万叶集》也正是这一缘故。可以说《万叶集》是通过镰仓时代的仙觉、江户时代的契冲、贺茂真渊等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古今和歌集》则已经经由历代的传习完全渗透到日本人之中，而这或许才是樱花取代梅花的缘故。

“日本”的建构

还是以新年号“令和”为例，日本官方宣布这一年号取自《万叶集》，并强调这是首次从日本典籍中选定的年号，不难推测其想要回避汉籍的心理。但是正如网络上已经迅速找出汉籍中类似用典一样，这一回避汉籍的尝试显然并不成功。究其原因，《万叶集》成书时期的日本汉文学尚未脱离大量依赖于《艺文类聚》等唐代类书（例如张衡《归田赋》便收录于《艺文类聚》的隐逸部中，在梅花诗序成文时很有可能参考了它）的阶段，想要从中找出一个不受大陆文化影响的年号实在太过困难，更勿论选定年号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彻彻底底地受汉文化影响的产物了。

或许，针对这一新年号，我们作为日本史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对于“日本”这一国家或者文化来说，汉籍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是否真的可以切割出一个纯粹的“日本”来呢？或者说，要确认日本的独特性，是否只有通过切割日本中“非日本”的部分才能够实现呢？假如这一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又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确认日本独特性的存在呢？这是笔者作为日本史研究的从业人员，在得知这一新年号之后的主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