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走不出美国校园枪击案梦魇（下）

美国国家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目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人中，约有28%的人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校园枪击案所带来的PTSD再度受到关注，是在今年3月，三条鲜活生命的相继离去，向世人昭示着，紧紧缠绕着校园枪击案亲历者与遇难者家属的梦魇，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远去。

控枪乏力与“枪击演练”

心理干预之外，也有另一种声音称，只有解决枪支滥用这个根本问题才能彻底打开幸存者的心结。研究表明，拥枪比率较越高的州自杀率也越高，而在枪支管理较为严苛的州，情况正好相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也证实，48%的自杀都与枪支有关。

但是，相比于人们在提供心理干预帮助上的热情，美国的控枪力度似乎显得有些黯然失色。尽管在过去的2018年，美国超过半数的州至少通过了一项枪支管制措施，从禁止增加枪支库存和限制弹夹尺寸，到提高购枪最低年龄要求和扩大背景调查；全国步枪协会提供的数据也显示，去年各州出台的76项枪支控制措施数量在至少六年内首次超过了拥枪措施的数量，但是，在联邦层面上，除了正式禁止使用撞火枪托等类似枪械配件（这一规则在2017年10月的拉斯维加斯枪击案后被广泛呼吁），其他改革均在国会的党争中搁浅。

与控枪乏力相对应的，是校园枪击案的蔓延。诸多例子表明，校园枪击案往往不是孤立、随机的暴力事件，它极具蔓延性。

2015年，26岁的克里斯（Chris Harper-Mercer）在母校俄勒冈州姆普夸社区学院枪杀了8名同窗和1名教授前，曾在网上发布讲述2012年康涅狄格州纽敦市地桑迪胡克小学（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惨案。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的凶手、20岁的亚当（Adam Lanza）此前曾公开赞扬过安德斯·布雷维克(Anders Breivik)，后者在挪威杀害了77人，其中大多都是青少年。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传染性疾病的古尔德教授认为，校园枪击案也是一场不断扩散的传染病，每一次发生都在敲打着那些游走在犯罪边缘的青少年们，告诉他们“看，你可以这样做”。

1999年发生在科罗拉多州的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被认为是引发这场“传染病”的源头。两名18岁的在校学生哈里斯(Eric Harris)和克莱伯德(Dylan Klebold)带着枪支和爆炸物闯进学校大开杀戒，共枪杀12名学生和1名教师，24人受伤，最后在与警察的对峙中自杀身亡。自此，“哥伦拜恩”便成为了“校园枪击”的代名词。

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此前74起校园枪击或袭击事件中，嫌疑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这起枪击案的影响。其中14起计划在哥伦拜恩事件的周年纪念日当天施行，至少10起的策划者视埃里克和克莱伯德为“英雄、偶像或上帝”。甚至还有不下三名策划者亲自拜访了哥伦拜恩高中，一名16岁的少年还乔装成收集PTSD资料的学生记者，后来他因涉嫌策划校园枪击案被捕。

《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指出，在美国，大多数校园枪击案的凶手大多都是年轻男性，他们有着相似的意识形态——崇尚暴力、憎恨社会，认为自己在家庭、学校或社区遭受不公待遇。

以克鲁兹为例。克鲁兹从小是个孤儿，在领养家庭长大，他与养父亲母似乎并不亲密，争吵是家常便饭。身为特朗普“铁粉”的他和养母曾因政治立场不同而争执不下，在养母过世时，克鲁兹还戴上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在养母的灵柩旁自拍。

在同学们眼中，克鲁兹有些孤僻，不太合群，却经常在网上发布各种武器枪支的图片，这也让他在学校变得小有名气。克鲁兹的成绩也还算不错，平均能拿到B，初级军官训练课还拿了A，但在老师眼里，他却是个实打实的问题少年。故意触发警报器，无法控制情绪，甚至威胁其他同学，学校曾多次给克鲁兹开过退学警告。他曾在三年间转学了六次，其中一次还转到了专门为有情绪或学习障碍的学生开设的特殊学校。

尽管平时就表现出易怒和固执的倾向，但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让克鲁兹从一个缺爱的孤僻少年变成一个背负着17条人命的刽子手。

然而，无论枪手们出于何种原因触发暴力，从1999至今的这20年，美国大规模校园枪击事件的频繁发生，已然改变了一代孩子们的生活。

在他们成长期间，学校再也不是个安全的“避风港”，他们在那练习如何应对无差别枪击犯，挤在一起度过红色警戒演习，和朋友一起暗暗讨论枪击事件是否会发生在自己学校、哪个同学最有可能成为枪击犯。

据《华盛顿邮报》统计，2018年，美国共发生25起校园枪击事件，有25332名学生受到影响，其中33人丧生，61人受伤，案件数量和伤亡人数均创下199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影响更大的是校园封锁，它几乎成了“枪支一代”学校的标志。在 2017至2018 学年，美国总共发生了6200 次校园封锁事件，被封锁的校园无处不在，在人口特征、贫富程度、学区位置、安全措施等方面均无规律可循。

尽管各种可疑的危险信号都可能导致学校做出封锁决定，但高达61%的封锁事件与枪支有关。《华盛顿邮报》称，在2017年9月2日美国劳动节和2018年5月28日阵亡将士纪念日之间的每一个上课日都有校园因发生枪击或受到枪击威胁而被封锁。

在经历校园封锁的400多万儿童和青少年中，有超过100万在11岁以下，其中至少22万还在读幼儿园。

除了封锁，一些学校还开始举行“枪击演练”。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塞梅尔神经学和人类行为研究所临床心理学家凯瑟琳·莫吉尔看来，让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把“枪击演练”视为与地震演练一样“正常”，“某种程度上而言是一种悲哀”。

“这一代（儿童）可能变得较为焦虑，或像战争时期的儿童那样过度警惕。” 莫吉尔说。

有专家认为，在威胁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患上社交障碍、抑郁、焦虑、睡眠不足、药物滥用等生理或心理疾病。

“枪击案从来都不是一个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它什么时候发生。”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幸存学生们在国会听证会上说道。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枪击案的问题，幸存的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头表达自己的诉求。

17岁的伊斯特蒙德（Aalayah Eastmond）喜欢拉小提琴和饶舌音乐，当克鲁兹手持AR-15步枪冲入道格拉斯高中开始6分20秒的扫射时，伊斯特蒙德正在上历史课。那天，老师刚好讲到犹太人大屠杀。

枪声响起，伊斯特蒙德眼看着坐在前排的德沃莱特（Nick Dworet），一位梦想闯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游泳运动员，被破窗而入的子弹击中后倒下。逃过一劫的伊斯特蒙德随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支持控枪的学生运动浪潮中。

在美国，枪支管控就好比一个死结，从枪击事件发生后的愤怒求变，到舆论风潮退散后的无动于衷，各州的禁枪法案进程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伊斯特蒙德在内的一群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幸存高中生们却不愿向现实低头，“大人如果无法保护我们，那我们将自己保护自己。”

伴着伤痛和泪水，这群坚强的高中生们在枪击案后不久就开始了政府游说工作，反枪支反暴力的“生命大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运动也由此诞生。

2018年3月23日，道格拉斯高中的多名学生代表抵达首都华盛顿，带着遇难同学的遗照发表公开演讲，呼吁议会尽早通过加强枪支管控的法案。一天后，50万游行者走上华盛顿的街头，手持“不要再出现”（Never Again）标语为控枪，以及理性持枪文化而呼喊，这也是自越南战争以来华盛顿规模最大的青年抗议活动，世界上800多个城市也在当天出现了同一主题的游行声援。

学生们的脚步并未止于此，他们与全美各地控枪协会的青年活动人士结盟，教育公众枪支滥用与自杀、家庭暴力和帮派冲突的联系，谴责全国步枪协会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呼吁政府在进行一些具体的改变，比如禁止攻击性武器、施行购枪普遍背景调查和施行数字化枪支所有权记录等。

学生们将他们控枪的请愿传递到了白宫总统特朗普的桌上，他们更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全球力量传递他们的诉求。在去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他们还把焦点从枪支管控转向鼓励更多年轻人参与投票。

这些成就和期许让很多人都忘了他们还是一群17、18岁的孩子。“他们确实激励了这个国家。”1999年哥伦拜恩高中枪击案幸存者梅利莎·斯特拉斯纳（Melissa Strassner）评论道。

一年多来，美国大大小小的机场成了伊斯特蒙德的第二个家。除了完成学校的课程和准备大学入学申请，她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工作上——穿梭在全美各地发表控枪演讲，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的确认听证会上作证，接受各大媒体的轮番采访，成为华盛顿国会山的常客。

但近日，她在接受NBC新闻采访时坦言，自己投身学生运动的部分初衷是为了掩盖痛苦和无助，“我几乎没有休息时间，更没有时间去担心自己的心理健康。”直到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一周年纪念日有人问她会如何悼念逝者时，她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在逃避，“我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去纪念它，我连想都不敢想。”

“到底还要多少孩子用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才能让政府和学区行动起来？”两名道格拉斯高中枪击案的幸存者在同一周内相继自杀后，同样经历过黑色六分钟的“生命大游行”组织者之一豪格在“推特”上质问道。 

（本文部分素材资料来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中新网等媒体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