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让孩子读《海的女儿》吗：文艺作品中的“三观”争议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表示，自己从来没有给女儿读过《海的女儿》这种“经典童话”：“就为了一个只看过一眼的男人，需要用姐妹的资源（美丽的长发）、自我的阉割（无法说话）和终身痛苦的代价（直立行走如刀割），换一个所谓的爱情……矮化海洋女性物种，跪舔人类男性。”她还认为，“包括所有happy ending的王子公主式童话也不适合讲给女孩听。她们不是只能年轻美丽柔善可欺，也不是只能有嫁给王子这一种结局。”

这位家长的发言在互联网上引发广泛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我觉得童话是很可怕的，从小洗脑小女孩结婚就是happy ending，问题是结婚才是一切的开始”；反对者也嘲讽道，“童话都是糟粕，读了会被男人骗，建议您给女儿读婚姻法”。

这并不是童话作品第一次引发争议。去年《胡桃夹子和四个王国》在北美上映前夕，凯拉·奈特莉做客《艾伦秀》做宣传时，她提到某些迪士尼动画片在她看来其实三观不正，例如经典名作《灰姑娘》和《小美人鱼》，她就禁止自己三岁的小女儿观看，以免她从小受到坏影响。《小美人鱼》就是改编自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在奈特莉看来，为了一个男人放弃自己美妙的歌喉，不值得推荐。

除了童话以外，其他类型的文艺作品也常常因为三观问题引发争议。从去年豆瓣“三观党”的讨论，到《都挺好》大团圆结局看似“三观正”实则对女性价值的贬低的批评，“三观”愈发成了我们阅读一本书、观看一部影视剧中的显性问题。究竟该如何合理地评价文艺作品中的三观？

变化中的“三观”

什么是三观？简单地说，它是我们常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总和，代表着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因此，所谓正确的三观应该是以真善美为旨向，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做人要厚道，要对婚姻生活忠诚，出轨就该遭到道德唾弃，不可欺负老实人，要为受屈者鸣冤……这样的三观是民间社会赖以存在的底座，是民间社会井然有序的无形规范。

问题在于，三观是不是亘古不变的？

有些原则的确是千百年来人们一以贯之遵守的，与此同时，又有许多规范和准则在某个时代是约定俗成、自然而然，但随着时代演变，它们便显得陈旧、落伍，亟需被时代淘汰。比如在封建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是常态，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女子却必须“三从四德”。在那个时代，这是正确的三观，但今天如果还有人信奉这一条标准，肯定会遭到批评和挞伐。

由此可见，从来就没有脱离时代孤立存在的三观，我们对于文艺作品三观的评价必须考虑到具体的历史语境，充分理解写作者的思想“局限”——人不可能揪着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假设无法理解这一点，那么古典文学名著里几乎没有所谓正确的三观：《红楼梦》贾宝玉前后跟多少人有过情感关系，对情感不忠诚；《水浒传》中几乎没有“好人”，要么人格有失要么滥杀无辜，像李逵这种把小孩劈成两半的简直是恐怖分子……

《海的女儿》创作和发表的历史语境，也非常复杂。这篇童话创作发表于1836-1837年，19世纪的欧洲女性地位远远低于男性，“女性低等”是当时普遍的意识形态。除了这个大背景外，也有安徒生的研究者指出，《海的女儿》是安徒生写给一位同性恋人的隐晦“情书”，在恋人结婚前夕，安徒生表白被拒，后来创作了这个童话故事并再次寄给恋人，“海的女儿”寄寓着他对这段情感的情深与哀婉。所以安徒生说，这个故事只有成年人才懂得其内涵。

后人如果以所谓的“贬低女性”来解读《海的女儿》，其实就是以21世纪的标准去要求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人，既是苛刻，也是对一部作品内涵的窄化。

当然随着时代变化，人们的三观在变化，童话作品也在变化。自1937年迪士尼第一部公主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到2018年的《海洋奇缘》，80余年的时间里迪士尼上映了10多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动画片，观众可以清晰看见这些女性的变化，她们从等待被王子拯救的公主，一步步进化成独立、自主、追求自我、勇于探索的新时代独立女性。

观众乐于接受《海洋奇缘》，不代表着《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就是糟粕，否则所有古典作品都将迎来“灾难”。诚如贾樟柯所说：“对电影而言，恻隐之心非常重要，在理解人性困境方面，艺术是重要的出路。如今礼教在抬头，过度的道德主义在抬头，就意味着法西斯在抬头。艺术不是法律，而是抒发情感的通道。很多事情我们总在避讳，让道德主义长时间地施加于艺术，这种正义之名终将导致人文的灾难。”

优秀文艺作品有远超乎“三观”的价值

但这仍无法解答那位妈妈的困惑：我们可以理解以前文艺作品的三观缺陷，但并不代表着今天我们还要接受它们；我们可以带孩子去看充满女权主义色彩的《惊奇队长》，而不是阅读安徒生《海的女儿》。

这一逻辑的问题在于：将文艺作品的价值局限于“三观正”，可实际上，文艺作品的诸多价值里，“三观正”背后的道德教化可能是排序最后面的——要道德教化，你读思政课本效率更高。

文艺作品的首要价值在于，它“保存着对世界、对生活个别、殊异的感受和看法”（李敬泽语）。就像苏珊·桑塔格在接受“耶路撒冷奖”的演说中说：“提供意见，甚至改正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感受复杂性。”

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做道德判断，而是提供复杂性。它有虚构的特权，它有对人心的捕捉，它殚精竭虑地想象种种斑斓的内心景象，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野转变”，不断增加、修正、丰富、深化我们对人以及人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认识。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文艺作品中那些出轨的女人。现实生活中，出轨者就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许多文艺作品中触及这个题材，我们的态度却可能不同。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明明是个出轨的女人，但读者看到她那种忠于自己情感的“生机勃勃”，又不免被她打动；比如韩国一些很经典的爱情伦理片，李政宰的《情事》，裴勇俊、孙艺珍的《外出》，全度妍、孔侑的《男与女》，均涉及男女婚外恋，但在导演细腻的镜头下，男欢女爱并非简单的道德对错可以概括的。

优秀文艺作品让我们充分感受到“美”——文字的美、影像的美、形式的美；在给予美的同时，拓宽了我们对人性的与世界的认知——世界从来不是像法律写的那样清晰分明的，我们也能够经由文艺作品“获得一次短暂成为上帝的机会，抽离开此时此地，去带着了解的同情，看善里的黑暗，看恶里的洁白。也只有在艺术品里，我们才能自由地感受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押沙龙语）。

同样地，《海的女儿》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它的美与丰富，不同年龄段的人会有不同的阅读感受。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对于一个儿童来说，他/她阅读《海的女儿》首先感受到的也许不是所谓的三观（孩子很难察觉到这层意思），更可能是童话本身的语言美，是悲伤，是爱，是一种非常炽烈的追求。

所以千万不要太小看经典——它的价值远超于三观，也不要太小看你的孩子——他们对世界的接纳和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强。

“三观”也是批评方法，但应慎用

我们不赞成对任何文艺作品动辄以三观为唯一标准来做评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三观不能作为一种批评手法。

鲁迅先生在论述《红楼梦》的主题时谈到：“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真正伟大的作品是经得起多方的多重解读的。就如同针对一部小说的批评方法，可以是新批评，可以是作家论，可以是精神分析，可以是结构主义，可以是解构主义，可以是后现代，也可以是道德论……

三观当然也可以是一种批评角度。文艺理论大家朱光潜在《谈多元宇宙》一文中，以恋爱与道德的冲突为例，对此问题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恋爱和道德相冲突时，我们既不能两全，应该牺牲恋爱呢，还是牺牲道德呢？……就我看，这所谓‘道德至上’与‘恋爱至上’都未免笼统。我们应该加上形容句子说，在‘道德的宇宙’中道德至上，在‘恋爱的宇宙’中恋爱至上。所以遇着恋爱和道德相冲突时，社会本其‘道德的宇宙’的标准，对于恋爱者大肆其攻击低毁，是分所应有的事，因为不如此则社会赖以维持的道德难免隳丧；而恋爱者整个的酣醉于‘恋爱的宇宙’里，毅然不顾一切，也是分所应有的事，因为不如此则恋爱不真纯。”

也就是说，在“爱情的宇宙”里，你可以恋爱大过天，但在“道德的宇宙”里，三观本就是标尺。虽然很多人并不喜欢“三观党”，“三观党”或许有将艺术窄化为传声筒之嫌；但它的确也丰富了我们看作品的方式，“三观党”在舆论中也有被污名化之嫌。假设不是迫于显性或隐性“三观党”的压力，迪士尼的公主们可能都还在等待白马王子拯救。

最后的疑问是，在多元宇宙、多元标尺里，到底哪一个标尺应该优先？

对于市面上许多糟糕的文艺作品，它们没有任何艺术美可言，也没有什么复杂性的展示，它们纯粹就是观念的演绎，它们也仅剩下“观念的宇宙”。针对观念本身，观念的碰撞是最有效的，这个时候，三观反倒成为唯一及物的批评方法。

但对于经典作品，慎用三观标尺，因为它有多元宇宙，一个三观会让你蒙蔽所有。就像你不让孩子读《海的女儿》，当然不会损失什么，但当你动辄以三观来否决经典作品，那么你们错过的世界难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