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冰上鸿飞可问谁——我所知道的王中秀先生

“神州国光：王中秀藏黄宾虹艺术文献展”暨“黄宾虹与近现代美术文献发掘、整理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中国美术学院落幕。

在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冯春术对王中秀先生的印象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正是王中秀先生美术史料整理与研究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他在录入上海地区的近现代美术史料时，全文录入电脑，不加删减，保持报刊的原文不变。使用时用人名搜索，即可得到自己想要的材料。常常说：‘材料工作做在了前面，后面的研究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缘起

我非常幸运的是有机会于2018年1月16日和张坚馆长、张帆影博士来到王中秀先生位于上海宾阳路梦蝶苑小区的家中，协助整理、装箱、接收王先生捐赠给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得以结识王先生。

这些资料中既有王中秀先生与黄宾虹后人、学生、家乡亲朋的书信原件157人的近千封书信，还有王先生所藏图书、杂志、拍卖图录等，王先生的绘画作品，文稿、书稿清样；黄宾虹与友人、学生、家人书信复印件、黄宾虹的《审画录》复印件，黄宾虹在民国时期的各种场合的老照片等整整装了48大箱。鉴于这批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张馆长联系学校，学校也非常重视，派了一张车直接拉回杭州。王先生捐赠的书画作品和他的友人书信等贵重物品，我们都装在档案袋里随身携带回杭州。

后来因为《神州国光：王中秀藏黄宾虹艺术文献展暨学术研讨会》的筹备事宜，我们又先后拜访过先生三次。平时，我们在微信上也时常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我们在整理他捐献这些材料时，向他请教一些我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他则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

但我又是不幸的，我认识王先生不到一年时间，王先生突然于2018年11月28日凌晨一时五十五分，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离世。我至今都不敢相信他已经离开我们，因为我们27日下午在病房里探望他时，他还很轻松地说，“（我们是）一个夏天的故事”并“合个影，留个纪念”。那天下午我帮他移了床，他还拉着我和上海图书馆王曼隽女士的手说：要加强合作！后来，看着他酣然入睡，我们才离开。不想这却成了他对我的最后嘱托。

以下我仅就自己所知道的一鳞半爪，说说我所认识的王中秀，以追思先生！

王中秀（1940-2018），生于山东烟台。据他妹妹回忆说他从小爱看书，在他七岁时，有次父亲给他买了套水浒或者三国之类的小说，他抱着书开心得在肇嘉浜路飞奔，不留神，摔倒在地。结果，他急得不顾身上的疼只知道捡书。王先生国画曾师从著名岭南派画家黄幻吾，油画则师从著名画家俞云阶，书法师从大书法家胡问遂，和谢春彦、戴敦邦、王震坤等画家极为要好，并合作连环画《封神演义故事》《镜花缘》《敦煌壁画故事》等。后因接触到黄宾虹的材料，迷上了黄宾虹，放弃了当一个画家的理想，转向黄宾虹研究，成为黄宾虹研究的著名专家、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学者。

研究黄宾虹，打开了通向学术之门

王中秀先生属于那种少见的、非同寻常的黄宾虹研究专家：这种人的勇气、工作能力，个人意志及其精力——全部耐力——都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

从1993年接触黄宾虹的相关资料始，至2018年11月去世，王中秀先生可以说是“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行他的黄宾虹研究。因为工作上极为偶然一个的原因，他接触到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黄宾虹的原始文献资料。他深入库房，翻检、复印黄宾虹书画、信札、手稿、《审画录》并开始编纂黄宾虹画册。可以说王先生进入近现代美术史，是从1994年编辑黄宾虹的文集开始的。

因为黄宾虹的手稿残缺不全，很多无法辨识，需要找到手稿的发表报刊，还要发现被遗忘了的诗文来佐证。王中秀在上海图书馆发现有浩若山积的近现代报纸中有上海艺术社团和书画家作品集、文集未经整理，于是利用家在上图附近的优势，集中对近现代的上海杂志、报纸进行仔细的阅读并作了大量笔记（这些笔记现已全部捐给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保存）。“上图”的近现代报刊大都做成了微缩胶卷，他用放大镜“地毯式”地搜索和摘录。他重点翻阅了上海地区当时发行的报纸副刊，集中精力查阅《时报》《时事新报》等注重美术报道、关注艺坛情况的报纸。关于《时报》的查看和整理、录入电脑，就耗时两年多。《时事新报》所花的时间更长。他从这两份报纸所获美术文献材料也最多，其他如清末的小报上相关美术资料虽少却珍贵，也决不放过。他白天在图书馆阅读、抄录，回家全靠汪师母一个字一个字在键盘上敲出来。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正是王先生美术史料整理与研究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他在录入上海地区的近现代美术史料时，全文录入电脑，不加删减，保持报刊的原文不变。使用时用人名搜索，即可得到自己想要的材料。常常和我们说：“材料工作做在了前面，后面的研究工作就会事半功倍”。

据多名中国美术学院的校友回忆说，他们在上图都看到了一个老人：手拿放大镜，在看报纸胶卷，巡检与美术相关的文献，这个老人就是王先生。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回报也是丰厚的，王先生1999年《黄宾虹文集》（六卷本）出版，2005年《黄宾虹年谱》出版，2018年《编年注疏黄宾虹论艺书信集》出版，2019年9月《黄宾虹年谱长编》，与增补的《黄宾虹文集全编》（8卷本）将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王中秀先生曾说：“……过去好几种黄宾虹年谱都说，黄宾虹1915年或1916年在《时报》工作，为节省时间，我就把这两年的《时报》分割成若干个小时段，在里面搜索黄宾虹的影子，结果没有发现，看来年谱记载的时间有误。但是手稿里面有一份贴的剪报，应该是黄宾虹发表过的一组文章，但既不知道发表时间，也不知道是哪家报刊，这就麻烦了，就像一宗无头案件一样。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偶然一次，脑海里又出现了这份剪报旁的“九三六”这些数字，显然是黄宾虹本人用毛笔写的。我突然眼前一亮，“九”可能指的是民国九年，后面的数字则是几月几日。那时上海图书馆藏书楼还在徐家汇漕溪路，我马上跑过去调出那一天的时报，果然就出现了黄宾虹的名字。这样一找，前后几百篇文章都牵出来了，也就弄清了黄宾虹最晚是1919年到《时报》工作的。检索报纸是很累人的，因为信息量实在太大。海量的信息常常让你摸不着头脑，可能一天、一个礼拜下来都一无所获。但这给了我一个提示：报纸是一座宝库，过去搞不清楚的问题都藏在这座宝库的角落里。为了编黄宾虹文集，我有整整两年时间在图书馆里寻找、抄录跟黄宾虹有关的文章。”

在长期的美术图书编辑过程中，尤其是黄宾虹作品集、文集的编辑过程中，王中秀先生注意到近现代美术资料离我们时代不远，但散佚严重，一些错误的信息在众多文章中反复被引用，以讹传讹，主要是因为近现代美术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做得不够扎实。在做黄宾虹年谱的过程中，他深感文献引用中的错讹问题到了非正本清源不可的程度。决定利用上海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广泛收集资料，开展对上海近现代美术资料的完整梳理。而王先生对我们时代和后世的影响，也正取决于他为研究黄宾虹挖掘出来的丰富史料，精确地演绎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美术活动，拓展了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视阀与疆域。

王中秀就是王中秀，由于其巨大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无论他做《黄宾虹文集全编》《黄宾虹年谱》，还是做《中国画名家作品真伪——黄宾虹》《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黄宾虹画传》《虹庐画谈》《王一亭年谱长编》《曾熙年谱》等都做的彻彻底底，成为他人案头的参考书。另有多篇文章发在专业杂志上：如《撤退还是转移——国画复活运动前夕的折衷派》《海上双英——天马会和晨光美术会之观察与感言》《重读〈宾虹书简〉和〈黄宾虹画语录〉的疑惑——与王伯敏教授商榷》（连载）。为研究黄宾虹和近现代美术史，真是多年几乎足不出户，生生坐穿了两张结实的凳子（汪韵芳师母每次提起那两个凳子的事情，都是眼含泪花，哽咽难语。）

研究黄宾虹，结交五湖四海友朋

王先生生前的同道好友，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更多的收集到第一手资料曾经拜访过黄宾虹的晚辈如汪世清、汪孝文等，黄宾虹的学生如石谷风、晏少翔、吴一峰、顾飞等。所有黄宾虹当时健在的遗属，如黄用明、罗时敏夫妇，黄鉴夫妇，小儿子黄映宇，小女儿黄映家，长孙女黄高勤等。并与香港藏家钱学文有多次通信。国内问学于先生的年轻学者如杭州的骆坚群、查永玲、何鸿、陈永怡等。广州的黄大德、李伟铭、李若晴、蔡涛等，北京的华天雪，香港的陈蓓，以及远在德国的女博士钟含泱等。另与黄宾虹老家安徽歙县的黄宾虹亲戚、故旧皆有书信往来，如安徽的鲍义来等。与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等人过从亲密，有多通书信往来。

据我仅知的来向他问学的外国学者就有澳洲的学者罗清奇，德国的贝·米沙，日本的后藤亮子，美国的安雅兰、洪再新等人，都从他那里获得过帮助。据我们初步统计，给他写过纸质书信的就有150多人。后来还有不少人就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

只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学者向他提出请教，他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自己手头掌握的资料，如果你有需要，都会倾囊相授，决不藏私。这也是其品格高贵之处，把学问视为天下公器，希望人人都有机会得以从中受到裨益。

在上海博物馆、安徽博物馆、辽宁博物馆、广东、香港……所有藏有黄宾虹书画信札的单位和机构都有往来，要么拜访，要么书信往来，穷尽办法寻找一手资料，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为研究黄宾虹，中秀先生不仅成了宾翁故旧、家属、学生的好朋友，而且常常走访他们，并多次循着宾翁走过的山川和生活的地方逐一探访。既寻旧址，也向一些耆旧打探黄氏旧闻，并收有民国时期的黄宾虹所到之处老地图、老照片，进行对照研究，不使自己的结论有一点空疏和虚无。真是“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

王先生扎实史料功底，对黄宾虹评价公允，不做溢美之词。文风平淡朴实，不做夸张语，客观、冷静，极具说服力。王先生以追寻学问的挚诚的心，多年耙梳史料，无论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还是与人辩难，他都有丰富的、别人未发现的材料支撑；在纠正某些研究的谬误和重新立论方面，极其谨慎。是在别人那里通过点滴材料就敢穿凿附会，望空而断，而在先生手里由于有大量民国时期的美术、文化、社会历史背景材料，对于黄宾虹的研究、上海现代美术状况、美术界人物了然于心，如同福尔摩斯断案一样，剖析的丝丝入扣，令人信服。

伟大的事业肇始于远大的目光，成于持久的坚持与坚强的毅力。他知识广博，思想清晰，行动迅捷，非常执着。从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或变动的时势而改变自己的理想，见风使舵。据汪师母说王先生终其一生都保持全然的自然与真诚，他单纯真挚，待人以诚，从不装腔作势，一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笔者曾向他请教裴景福在上海与吴昌硕的交往，他坦然相告：不知道。

他不懂得顾及自己的利益。说话耿直，坚持真理，决不妥协，不说违心的话，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某学术权威曾“拉虎皮，作大旗”冒认师门，弄虚作假，王先生坚决予以纠正，毫不妥协。“权威”的弟子后来成了王先生的莫逆之交，王先生临终前托以后事。此弟子曾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人事的纷争与权谋和他的品性格格不入，其一生在对待朋友都是上交不谄，下交不渎。遇有不平，敢于仗义直言。“文革”中不少文艺工作者被打成“右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等，王先生并不因此就不敢登门了，他一如既往的去拜师学画。非常仗义的敢于把朋友的朋友的“禁品”书画藏于自己家中。“文革”结束，他物归原主，但原主并不知道画在他手中。他只是认为别人的东西应该归还。

视学术为天下公器，把文献资料捐赠给中国美院

王先生早有把自己收集的文献资料捐给有关单位，供后学使用的想法，2017年11月份经洪再新教授推荐，王先生决定把所有的藏书、书稿、手稿、黄宾虹书信复印件、黄宾虹审画录复印件等各种各样的文献捐献给中国美术学院，甚至把许多正在使用的、未刊的资料都用U盘拷给了我们！

我们见到期间，曾就相关近现代美术研究的问题多次向他请教，王先生答疑解惑，每次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每次都能说上两三个小时，大多数情况都是我们问一些问题，王先生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说，往往都是我们静静地听。汪师母偶尔进来看看，给我们续点茶水。我们在王先生家里，总是觉得：时间过得飞快，每次都感觉王先生言犹未尽，我们也是觉得收获满满的，怀揣着兴奋，恋恋不舍地和王先生告别！

而这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王先生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他几乎不会和我们提起他的病情。因为我们每次见到他，看到他都很开心，声音洪亮，滔滔不绝，从来不觉得他像个病人。我们认为老年人身体有点小毛病，在所难免！没想到，王先生那时已经在有条不紊地安排自己的后事了。

汪师母五十岁时在外资企业就办了退休手续，专心打理王先生的生活起居，可谓无微不至。因为王先生在全身心投入黄宾虹研究时，心无旁骛，真的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是白天去上海图书馆翻阅、抄写资料，师母第二天再帮他把这些手抄资料，敲到电脑上，这真是一对配合的非常默契的夫妻。夫妻俩都没有学过拼音，汪师母用五笔输入法敲字。后来，王先生无师自通，从英文字母悟出了拼音输入法打字。师母说王先生纯真的像一块玉，像一个赤子。说起研究来，眼睛睁得大大的，熠熠发亮，脸上的兴奋，滔滔不绝，声音洪亮，会感染每一个和他交谈的人。谈起黄宾虹，那更是如数家珍，所有的材料，无论人和事，都有序地装在他的大脑袋里，根据谈话主题随时可以调出来！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睿智风趣的人，据师母说，在医院做检查，常常找不到门，也说不清楚自己哪儿不舒服，也不知如何和医生开口说自己的病情。

说起来，我与王先生交往过程中有三件憾事：其一是王先生曾嘱咐我要把黄宾虹的常用印按时间顺序排列，做个研讨，以探求黄氏在不同时期钤章的规律。我因自己对印玺的无知，而无法开展研究。其二，王先生多次说黄宾虹写给林散之书信复印件的内容很重要，邵川先生想要用一下，王先生说捐给我们馆了，让我们找到了复印一份给他，寄给邵川。但是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没有找到这些东西。其三，我们本拟在19年3月份展览和研讨会前给他安排一个讲座，专讲黄宾虹书画真假鉴别方法。同时准备录一个视频，在展览现场播放。现在都没有机会实现了，想想是多么遗憾啊！

王中秀先生的离世，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领域的巨大损失。黄宾虹研究已经溶在他的生命里，他的勤奋治学、他的无私捐献，在精神上和黄宾虹有共通之处。他将与黄宾虹一样不朽，他的一部部鸿篇巨制就是明证。

斯人已逝，但是他的学术著作和他的捐赠则像天上的星辰或地面的河流照耀、滋润、供养着所有研究近现代中国美术史和黄宾虹的后学们。

寒灰寂寞凭谁暖，红叶飘落何处归？廿载不下楼，生生坐穿两张冷板凳！

王公悄然乘鹤去，冰上鸿飞可问谁？化身千万亿，知音满人间。

谨以此文纪念我所崇敬的王中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