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宇评《日耳曼尼亚》︱私人的历史、正经的闲书

公元前一世纪中期，一群“蛮族”部落在莱茵河东岸站稳了脚跟，罗马人把这片土地称为“日耳曼尼亚”（Germania），将上面的居民称为“日耳曼人”。今天许多国家仍然将德国称为“日耳曼”（Germany），而德国人自己则称自己的国土为德意志（Deutschland）。

德意志地处欧洲的中央，德意志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灿烂的文明。然而，书写德意志的历史并非易事，德意志人是似乎是欧洲各民族中最难理解的群体。中世纪时德意志人建立起了神圣罗马帝国，但帝国实际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大大小小的贵族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绝对的权力。帝国的皇帝则由选帝侯选举产生，在很长的时间里，皇帝没有固定的宫殿，帝国没有固定的政治中心，甚至边界也时时处于变动之中。每一个小公国都有自己的历史。这些混乱的情况本身就给历史撰述制造了困难。

十九世纪初，弗朗茨二世摘下了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与此同时德意志民族主义迅速发展。以兰克、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为代表十九世纪德意志历史学家将德意志民族置于历史书写的中心位置。他们描绘政治权力如何一步步集中，德意志人如何从外国人的统治当中解放出来，而评价统治者的标准在于他的行为是否符合德意志的利益。“德意志史”事实上成了通向第二帝国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史的撰述则忙于反思纳粹的罪行，历史学家们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历史当中寻找德国纳粹、军国主义的种子，探寻德国的民主政治为何不能像英法美那样发展。由此关于德意志的历史撰述总是显得混乱而且沉重。

西蒙·温德尔的《日耳曼尼亚：古今德意志》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写作方式。西蒙·温德尔是英国大众历史作家，也是企鹅兰登出版集团的出版总监。他痴迷于德国文化，数十年来多次探访德国和奥德利这些德语文化区，创作了三部私人的欧洲史——《日耳曼尼亚：古今德意志》《多瑙河畔：哈布斯堡的欧洲》《洛泰尔尼亚：消失的欧洲古国》。这些“私人”的历史撰述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作者将历史与他探访故地的经历相结合：既讲述德意志的编年历史，又描绘德国的文化风景；既有严肃的历史思考，又有风趣的奇闻轶事。温德尔将本书定义为消遣读物，但同时内心隐隐期待着书中的某些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发人深省。事实上，不管有意无意，作者的确为我们理解德意志历史提供了新视角。

景观、历史与历史建构

历史事件的发生离不开承载它的场所，如作者在书中所言：“个人的生命必将消亡，而身后所留存下来的建筑杰作终将名垂青史。”德国的土地上保留了许多可供凭吊的宫殿、教堂、纪念碑、博物馆，如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的无忧宫、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新天鹅堡，还有古老的亚琛大教堂。大教堂最早由查理曼下令修建，作为古老的圣地，千年以来无数历史人物在它身上刻下印记，并借此彰显自己尊贵的身份。在作者看来它堪称整个欧洲最具魅力非凡、神秘迷人的建筑物之一。

查理曼最初将亚琛大教堂作为他个人的礼拜堂，他死后亦葬于此。亚琛大教堂的建造风格反映出了当时的文化状态。尽管有争议，但今天仍有不少历史著作将德意志历史的开端追溯到查理曼，追溯到边境小城亚琛。在查理曼之后，三十一位德意志国王、十二位王后曾在这里加冕。亚琛大教堂由此与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认同紧密相连，然而出于建造者对罗马皇帝身份的追求，教堂事实上体现了意大利或是希腊式的艺术风格。查理曼最初的陵寝也是一副古罗马风格的石棺，上面雕刻着罗马神话中冥界王后普洛塞庇娜被劫掠并遭强暴的场景。这一画面的宗教倾向与内容都有悖于基督教传统，令他的后裔略感尴尬，不得不对其进行修改。然而，这或许恰好反映出卡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文化正处于混乱、重新整合的阶段。

查理曼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为表明自己是查理曼的继承者，充分使用了这个圣地。在他们的宣传下，亚琛大教堂变成了信徒朝圣之处，大量的圣物（如耶稣的缠腰布）被送往此地，风尘仆仆的信徒赶来庆祝宗教节日。在作者看来古老的加洛林王朝的核心精神被抛诸脑后了，金碧辉煌的饰物取代了庄重、古朴的风格。“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捐献了巨大的“耶路撒冷”枝状大烛台。颇为讽刺的是，沉重的大烛台悬挂在八角形大厅的正上方，导致查理曼时期的壁画逐渐脱落。腓特烈二世则将查理曼的遗骸移入了金棺之中。海因里希二世又给教堂增加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布道台。

十九世纪，探寻古代过往魅力的风潮席卷欧洲大陆，各国都表现出了对中世纪历史的兴趣。由于自身的历史原因，德意志人对中世纪的研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后人模仿中世纪的风格改造了“真正的”中世纪风格的建筑，到这时，教堂、宫殿的墙壁上才布满了歌颂圣徒的金碧辉煌的壁画。亚琛大教堂里，包括它高耸的穹顶，都被绘上了华美的壁画。而更能体现德意志特点的是戈斯拉尔的宫殿，它最早由皇帝海因里希三世建造，它的最后一任主人是“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十九世纪，特别是1871年德意志统一后，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者们把自己打造成法兰克尼亚王朝的正统继承者。戈斯拉尔宫殿大厅的墙壁上画满了德意志民族从神秘的起源时代到近代的历史故事。而最引人瞩目的则是德皇威廉一世一家金光闪闪的画像。

在旅途中，作者作为“普通游客”既身临其境感受历史的恢宏，也不禁对十二世纪王公贵族们的自傲与炫耀行为表示反感，对每个小镇里频频出现的展现“现代精神”的刻板壁画感到厌倦。而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代代统治者如何使用建筑表达着自己的意志；看到这些景观建筑如何被一步步改造，失去了本来的面目；更看到了历史是如何被塑造与建构的，甚至是如何被歪曲的。

德意志的多样性与特殊的政治结构

在叙述历史时，人们往往需要线性的线索，以便于理解，或揭示一些历史发展的规律。德意志历史的编写往往按照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的顺序，以民族统一、政治民主化，或者纳粹军国主义的发展为线索。四分五裂是描述德意志历史时常用的词语，四分五裂一方面表达了不统一，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德意志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也是今天德国联邦特点的基础。但在强调统一线索的作品中，普鲁士以外的大小公国领地的历史往往因偏离主线而被忽略。而在《日耳曼尼亚》中，历史在空间之中留下的痕迹却提醒游客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常常被认为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很难建立一种稳定、统一的政治体制。但反过来，这样的背景也催生了风格各异的政治模式，出现了规模不等的诸侯国、领地和自由市。各个政权之间又组成了不同的帝国行政权，各城市还组成了有名的汉萨同盟。

德意志地区四大家族——东北部的霍亨索伦家族、西部的韦廷家族 、东南部的哈布斯堡家族、南部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他们的统治从中世纪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常见的历史叙述较为关注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温德尔也介绍了德意志的其他风景。如萨克森韦廷家族的奥古斯特二世，绰号“强力王”，据称能徒手掰断马蹄铁。他情人众多，生活奢靡，极力模仿法国宫廷的时尚风格，耗费巨资将德累斯顿修建成“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他还通过巨额的贿赂给自己戴上了波兰王国的王冠。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他巨额的开销，奥古斯特二世成功让一个数学家和一位炼金术士造出了欧洲的瓷器，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和税制改革，为萨克森带来了大量财富。不过总体而言，作者认为韦廷家族的统治对波兰而言是一场灾难，在奥古斯特二世之子统治的时代，波兰王国就惨遭瓜分，而二十世纪的德国并未追随腓特烈大帝的脚步，反倒是步了萨克森的后尘。

在德意志各具特色的政治体当中，作者最为青睐的是自由城市。温德尔认为帝国自由城市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它们实行半共和制的政治体制，每座城由少数几个豪富家族统领。因为这些城市虽然在政治上无法彻底独立，但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公民的权益。每个帝国自由城市都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产业——法兰克福和奥格斯堡的银行业，施瓦比施哈尔的盐业和货币铸造业，汉堡的船舶业和渔业。承载不同功能的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虔诚恭敬却又狡诈伪善的商人们创造出了现代商业模式的雏形。尽管随着经济中心转移到大西洋上，汉萨同盟分崩离析，但这些城市仍然是这片土地最具现代性的地方，留下了辉煌的艺术和建筑。

此外，由于皇帝权力的衰弱，十五世纪开始一些政权抱团组成了帝国行政圈，它们合作共同抵御外敌，在皇帝面前代表自身成员的利益。这一方面进一步分裂的帝国，另一方面促进某些地方民族主义的发展，如尼德兰行政圈催生了荷兰和比利时两个现代国家。

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政治体有的衰败，有的发展壮大，有的一直以荒诞的方式存活着。而德意志作为整体一直缺乏像巴黎、伦敦那样对国家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中心城市。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社会混乱，另一方面也让德意志的历史充满多样性和趣味性。然而，到十九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兴盛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发展成了德意志的两个中心。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德意志统一战争进一步整合了这些政权，所有的独立政权都要在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做出选择。最终奥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巴伐利亚在普奥战争中支持了奥地利，又在普法战争中冲在最前线，成功保住自己王国的地位，甚至保留了军队、外交等权利。法兰克福拒绝支持普鲁士，最终被普军占领，并入普鲁士，市长自杀身亡。汉诺威王国站在奥地利一方，遭到了灭顶之灾。绍姆堡-利佩公国，人口不足五万，却由于统治者阿道夫一世的精明计谋，幸存至1918年，阿道夫一世本人则得以与德皇威廉一世、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平起平坐。德国各地的大使继续来来往往。

作者由此向读者展现了德意志的多样性，各地历史文化不尽相同。而我们熟知的在普鲁士的铁血政策下统一的德意志也没有想象中那样同质化。普鲁士除了要处理与丹麦、奥地利、法国的关系，还要针为德意志的不同地区制定适宜的政策。即便经历了“二战”的独裁岁月，地方的多样的仍然保存至今，并成为今天德国联邦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

战争与和平

战争在各国的历史叙述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不论战争的起源是什么，它们本身常常以残暴、断裂性的方式推动历史进程。就德意志而言，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和纳粹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战争问题更显重要。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历史更是研究的重点。在正式意义上，《日耳曼尼亚》论述的时间至1933年纳粹上台止，但“二战”投下的阴影却始终表现在字里行间，战争与和平也是本书的重点内容之一。

结构性分析的价值不可替代，但并不是本书的长项。总体而言，尽管不否认战争有意无意带来的积极意义，温德尔对战争基本上持一种和平的人道主义观点。他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的扩张、拿破仑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事件显然对德意志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作者并没有从政治、经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战争的前因后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确实在内容的深度上有所欠缺。温德尔偏爱用历史留传下来的文学艺术材料，描绘人们对战争的体验。

温德尔对三十年战争给予了特别关注。二十世纪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曾被称为“德国人的创伤”。这场战争由宗教改革引发，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十年，它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展开，随着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外部势力卷入其中，战火蹂躏着这片土地，两方军队都依靠劫掠平民维持补给。战后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是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奠定了接下里一百多年欧洲政治格局的基础。

尽管作者承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但在作者眼中，三十年战争对德意志各邦国而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介绍三十年战争的一节被取名为“黑色盔甲”——三十年战争中一些士兵的装束。温德尔坦言由于在新教的环境中接受教育，他很长一段事件以来相信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在最后一刻拯救了新教一方。而事实上，战争后期军队蜕变成一味屠杀、麻木不仁的刽子手，阴谋和内讧无处不在，一部分地区再未能恢复元气，许多伟大的城市因此归于沉寂。温德尔在描绘三十年战争的残酷时，借助了十七世纪佛兰德斯画家塞巴斯蒂安·梵克斯（Sebastiaen Vrancx）的作品。在其画作《莱克比谢之战》（Battle of Lekkerbeetje）中，全身裹着仿佛刀枪不入黑色铠甲的骑兵正大肆屠戮，将另一伙同样身披盔甲的敌人打得溃不成军。画面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屠杀的场景，战败方绝望地求生，获胜方身上也丝毫感受不到道德优势和胜利的喜悦，画面冷酷与阴郁。然而赞助他的王公们不仅没有表达不满，还颇为欣赏。三百多年之后，当温德尔在英戈尔施塔特城堡逡巡时，竟然发现了同样的黑色铠甲，它们冰冷地排成排，阴冷得让他毛骨悚然。在温德尔看来，正是三十年战争塑造了德国人严肃、阴沉的性格。

如果说塞巴斯蒂安·梵克斯的作品表现的是战争的残暴和冷酷，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恩斯特·巴拉赫雕刻的马格德堡纪念碑则主要表现了战争带来的创伤、无数生命消逝的哀恸。纪念碑原计划要展现德国军人的英雄主义形象，然而巴拉赫拒绝美化战争。他的雕塑中间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后排站着一个新入伍的士兵、一个军官和一个后备军人，他们的表情充满痛苦、恐惧和绝望；前排则是一个罩着脸的寡妇、一具身着军服的骷髅和一个双眼紧闭、双手捂着耳朵的平民。但纳粹并不欣赏这样的风格，巴拉赫的纪念碑被拆除，他本人也被迫害致死。

借用文学艺术的材料反思战争，为读者理解战争提供了更为人性化的视角。有人说，战争不是死了几百万人这件事发生了一次，而是死了一个人这件事发生了几百万次。在表现这一观念的时候，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更能描绘具体的场景、更具感染力。

然而，在讨论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作者也暴露出了他英国人的立场和局限。温德尔认为，由于德国人在二十世纪犯下的暴行，人们常常回避与德国有关的话题。纳粹德国并没有正式出镜，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想避免对希特勒做过度阐释。但作者在探访故地时，在讨论德意志历史上的战争时，在谈及托马斯·曼、黑塞、格拉斯、纳博科夫的作品时，总是免不了想起，乃至深入分析二十世纪那场灾难。或者更确切地说，话题一旦指向战争，作者就倾向于站在批判纳粹的视角看待历史。纳粹德国带来的灾难或许能在此前的历史当中找到苗头，但是以这种心态看历史，难免影响对历史本身的认识，也有把繁复多变的历史简单化的嫌疑。

无论如何，《日耳曼尼亚》将作者的游历与德意志的历史结合在一起，以英式散文的方式，从独特的视角描绘了一幅色彩斑斓的德意志历史画卷。用作者的话来说，这是他“个人深思熟虑的心血结晶”。除了偶尔表现出英国人的优越感，作者确实将繁复的故事组合成了一本可读性强、令人愉快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