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沉浮烟草业，烟农何处去

云南省玉溪市，只是一个西南小城，却因为烟草而扬名中国。只要与知道卷烟的人提起玉溪，他们都心领神会。目前，玉溪是全国唯一的百万担以上特色品种烟叶产区，在烟草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烟草业是玉溪市的重要产业，卷烟厂和烟草公司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在烟草生产的基层，种植烟叶的农民也不在少数。根据玉溪政府的官方统计资料显示，2017年，全市共有421个村（社区），74324户烟农种植烤烟。

笔者是玉溪人，深知烟草的重要性，在烟草业调控的大背景下，笔者对玉溪烟农的生活现状和玉溪的地方发展十分关心，就此开展了一次田野调查。

烟草减产与农民智慧

石苗村距玉溪市区有30多里山路，沿着盘山公路开一个小时左右的车，就到村子了，远远便能看到连片翠绿的田野、匆忙去干农活的农民和散养的鸡、狗。

石苗村79%的村民都是彝族人。村民们分成了6个小组，第六小组是石苗村里唯一一个汉族小组，“县长”既是组长，也是种植烟草的辅导员。大家叫他县长，是因为他有些“官气”，也确实做了个小官，干脆起个大气的绰号以作娱乐。县长是石苗村的种烟大户，每年种15、6亩烟，像他这样的大户，石苗村还有好几个，他们彼此也十分熟悉。

2005年到2013年，玉溪市第二产业一直发展良好，从215亿增长至664.8亿元，烟草业作为其中翘楚，贡献巨大。同期，地区生产总值从368.23亿增长到1102.47亿元。

然而，自2013年开始，受到控烟政策和烟草业滞涨的双重影响，全国烟草业出现了发展下滑的趋势。据《东方烟草报》报道，在总量规模调控下，全国烟叶收购量由2012年最高峰时的5488万担，调减至2017年的3800万担左右，减幅超过30%。

因为玉溪烟草业体量巨大，其寒冬直接影响了玉溪的地方经济。2013年至2016年，玉溪第二产业增加值仅为21.5亿，玉溪GDP年均增速降至6%。

受减产影响，玉溪市的烤烟产量从2015年的8070万公斤减少至2017年的7533万公斤。对于减产的事，县长直言不讳：“的的确确是减产了，能签订的合同面积也少了。全市都在减，这是国家调控。”

计划减产的事，农民们管不了，只能管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村主任说：“把烟种好，种点菜，其实也就差不多了。减产是减量，只要质好，收入也不会低。”

县长摆摆手，又吸了一口烟筒，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种田的事。

在石苗村，农民每年的收成可不能只指望着烟草。烟草要种上大半年，十分需要农户操心，又很是娇贵。种植都在户外，而石苗村坐落于山区，冰雹、干旱、洪涝等灾害的概率要大一些，只要烟叶上有一个洞，它的价值就得大打折扣，甚至直接报废。

所以，等烟草收成了，田里就会种上一些价格高的蔬菜，不让土地闲置，县长说，村子里基本都是种西兰花、荷兰豆，这些蔬菜价格高，主要销往省外。

可烟草的好也是明面上的，价格高又稳定。一级烟是最好的，叶片大、光泽油亮，一斤能卖到40多块。“哪儿有这种价格的蔬菜呀？”县长脸上透露出骄傲，“我那些年是种玉米的，玉米就卖2、3角，光自己地里的玉米，晒好了都有5000公斤，根本不值钱啊！我还买过一些猪来养，也是不挣钱，百来斤的猪就卖千把块。我算了算这个账，根本就不划算。还不是就把它们淘汰了，转头就来种烤烟和蔬菜了。”在农民眼里，烤烟是国家管着的，有国家在，种烤烟就是稳定的、有保障的。

“农村也要搞活经济，你说是不是？”县长笑眯眯地问我。

对于农民们来说，烟草业调控与改革的事儿离他们太远，他们更关心地里的烟苗长得好不好，今年去烟站上交烟叶会不会有困难，种完烟种什么菜，能不能卖得好价钱之类的问题。他们在说减产调控时也乐呵呵的，在他们看来，烟草仍然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而且也还能种蔬菜，生活还是很好的。“烟叶还是能卖上价钱的，不怕！”一位大户大声说道。

烟农的“前世今生”

石苗村气候、纬度等自然条件优越，适合种植烟叶和其他蔬菜，有长期种植烟叶的历史。烟草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依靠种植烟叶，石苗村成为了一个较为富裕的村庄，2016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712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3元。

然而，石苗村并不是一开始就种植烟草的。主任说，石苗村开始是种玉米、稻谷之类的农作物，1984年，他还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家里堆满了玉米，一年到头都卖玉米，就能卖千把块。正如县长的四五吨玉米，大多数农户都有着产量大、收入低的穷日子。

“主要还是种烟的政策好。”县长说。“原来的扶持、补助等政策激励比较好，大家都积极地种烟。”

政策激励要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说起，谈到玉溪烟草业，就避不开风云人物褚时健。1979年，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准备大展身手，搞出一番大事业，后来成就了石苗村的转型。

为了发展，他更新了生产设备；由于要提高卷烟原料的品质，他直接与烟农联系，投入资金开发了大量种植烟草需要的基础设施，给农民十分优厚的扶持、补贴政策。石苗村当年也借到了这阵春风的力，一下就富了起来。“几毛钱一斤的玉米和几十块一斤的烟叶，傻子都知道哪个更好。”主任说。

县长主动和我说：“我们那些年还搞兑烟，兑烟就是实物补贴，比如你种一亩烟，就发给你一条成品烟。那时候一户农户，要是烟种的多一点，可以兑个半件，也就是25条烟。以前褚时健在的时候，对烟农的各种扶持政策都要更好一些。”

主任补充说：“那时候，种烟用的薄膜、化肥、农药，都是免费发给我们的，还有其他的补贴。村子里有个大水塘，就是那时候建的，用来浇地的。”卷烟厂员工也告诉我：“1990年代的时候，褚时健出了一些政策，对烟农非常好，烟草可以达到30块一斤，而且它的价格是比较稳定的。当时褚时健好到连那种坏掉的、不好的烟叶也一起收，收回来再自己淘一遍。还在山上帮人家修水池装雨水浇烟、修路、建烤烟房。”

与烟农生活一同转变的，是玉溪烟草业的起飞历程。褚时健上台后，短短十年不到，玉溪卷烟厂就成为了中国产销量最大的卷烟厂。与此同时，玉溪也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到1998年时，玉溪地区生产总值已从23亿元（1991年）增长至325亿元，位居全省第二。

种植烟草最初是因经济利益而理性选择的行动，后来是一种惯性行为，一种模式，确定以后就成了长期行为。县长说，百分之八九十的老百姓都喜欢种烟，大家到现在都争着种烟，种植面积都争取不到了。

然而，这股发展势头被褚时健的落马连腰斩断，卷烟厂的发展进入灰色时期，1999年到2004年，玉溪的经济发展几乎陷入了停滞，GDP年均增速仅为0.13%，其中1999年和2001年还出现了负增长。同期，云南省经济总量年均增速为9%。

烟叶种植“后继无人”

烟草种植是一种惯性行为，可以说是一种“继承制”事业。玉溪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烟叶种植和烟草业发展的高峰期。县长和主任家里，也是从父辈一代开始种烟的。他们提到，自己小的时候，村子里已经有大面积的烟草种植了，他们在成人后选择继续种烟。

但是，这种继承式的种植开始有所变化，农户的子女开始跳出土地，选择外出打工。烟草公司员工谈到：“其实现在种烟也很难了，因为好多人出去打工了，而且现在种的好的都是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这批人老了就很难办了，年轻人很少种地的。”

石苗村现在在地里劳作的人，大多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甚至还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年轻人太少太少了。主任有两个孩子，一个已经出嫁到别的村子去了，另一个在读警官学校，“以后也不会回来种田了。”主任说道。

县长说，现在村里大多都是这种情况，家里只有老夫妻在种田，两个人要种十几亩地。年轻的孩子们，有工作也好，没有工作也好，都要出去混几年，都不会回来农村种地了。

在土地流转承包制实施后，“打工潮”甚至吹到了在耕种的农户们那里。与我年纪相仿的晨哥，家里种了十几年烟草了。“以前我也劝我父亲，让他不要种烟了，种点儿别的，或者出去打工，都好。因为我家地少，种下来其实赚不了多少钱。但他总是很顽固的，每年都要坚持种烟。”然而他告诉我，这几年他父亲终于转变了思想，把地承包给别人，自己出去打工了。

提起承包制，县长和主任都很激动。石苗村也有几个老板在做土地承包，大多用来种三七。县长给我算起了这笔账：“人家老板来种三七，让他们承包我们的地，我们又帮他们打点儿小工。承包的钱，加上打工的钱，按平均来算，一天也有80块的收入。一个月最少也是2000块钱。”主任也说，承包可以减轻自己的负担，而且比较稳。自己去盘土地、去种，有些时候万一天年不好，连2000元都挣不到。

土地承包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可以帮助农户规避种植的风险，同时也带来不菲薄的收入，农户的选择其实是一场博弈，如果种的好、没有受灾，那收入会比承包的费用高。

在农民看来，小小的烟草带他们脱贫致富，过上了好日子。烟草业的变更仍在继续，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烟农的未来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而玉溪是以烟为生的经济社会，它的境遇与烟草业的沉浮息息相关，非烟经济的薄弱也成为了制约玉溪经济增长和转型发展的掣肘。这个西南小城，又将何去何从呢？

（文中石苗村、县长、晨哥为化名。作者佘青原系上海大学社会学本科生。本文出自“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参赛项目的田野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