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失子，所以催生？

作为一部罕见而直白地表现近代家庭史的电影，《地久天长》可谓是展现当代国人生育观、家庭观的绝佳样本。尽管电影铺设的是一幅跨度三十多年的当代画卷，其中充斥着关乎集体记忆的各式符号：知青返城、舞厅严打、计划生育、下岗大潮……但这所谓的平民史诗的背后，孩子才是故事的核心。电影从刘家夫妇的独子星星夭亡开场，由沈家诞生新生命、刘家夫妇养子回归为降临终章，完成了一个关于繁殖的闭环。整个过程中，萦绕不去的是对孩子的期盼、渴望与伤痛。

作为一部经过艺术加工的虚构作品，《地久天长》中的人物与情节固然有夸张和加工的成分，然而其展现的关于家庭与孩子的观点却是相当具有现实意义和代表性的，尤其是在开放二胎的今天，这样围绕“失独”和生育的讨论更显得极为重要。

谈论计划生育，不谈论女性之痛

《地久天长》的故事主线比较简单：刘耀军和妻子王丽云与邻居沈英明、李海燕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但在计生时代怀上二胎的丽云被小组长海燕拉去堕胎，大出血后，丽云不再能生育。接着，由于一次玩闹，沈家孩子导致了刘家孩子意外落水死亡，刘家夫妻的生活瞬间崩塌，决定远走他乡开始新生活，但领养的孩子又离家出走……最终，数十年后回到家乡的刘家夫妇获得了沈家夫妇一家的忏悔，刘家养子也终于回头，故事在团圆和谅解中结束。

在这个故事里，造成王丽云失去孩子，并被剥夺了生育儿女能力的“计划生育”成为了纠葛沈刘两家多年的阴影，也占据了影片的大量篇幅，成为了整部电影的标志性元素。

计划生育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转型带来的必然阵痛。1949年到1953年期间，全国人口净增6000万人，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总人口为6亿，之后，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酝酿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把人口指标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声势浩大的计划生育就此开展开来。对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来说，计划生育不仅是一场改变农村几千年生育文化的革命，更意味着人口控制和妇女生育第一次作为一个公共话题被置于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就这样，“生命”这种看上去似乎最自然、最本真的东西在现代社会难以独善其身，在现代化展开过程中被编织进更宏大的结构框架之中，与政治深刻联结在一起，变成了被规训和计划的产物。

和《地久天长》里一样，由于在计划生育实施的过程中出现暴力性身体控制现象，批评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人们指出家庭失子、女性堕胎的不人道。这种声音显然有其重要的意义，并表达了大众心声，能够带来普遍的共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声音往往又是充满男权中心的视角的——女性，她们的身体只是承载争议的战场，而她们自己的视角和体验往往都是缺席的。

在影片里，丽云这个角色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性：她在丈夫的怂恿下怀上二胎，在海燕的强拉下进行了流产，从头到尾都很顺从。相比起来，她的丈夫耀军更像是一个典型的 “受害者”，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孩子渴望，在妻子被实行计生时，他拼命反抗，又用拳头往墙上砸破了皮。孩子没了，他展现出郁郁寡欢的样子，海燕甚至问丽云“他是不是还在生我们气”。自始至终，被伤害最深的仿佛是耀军。

不难看出，叙事者和主角耀军更在乎的是那个未成型的血脉，而不是直接受到伤害的母亲。丽云从怀孕到堕胎等行为中心理和生理痛苦的描绘都不存在，手术中的大出血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任何身体不适与麻烦的后遗症，只有一个关于孩子的结果：从此不能生育，她为再也不能成为母亲而遗憾。

同时，另一重在电影中被轻易忽略的痛苦和挣扎，是女性的结扎问题。丽云手术后，海燕问她，还要不要上环，丽云说不用了，反正也生不了。接着海燕抱怨丽云的丈夫耀军在之前靠冒名顶替结扎而躲避了结扎手术。这段对话展现出，已婚已育的夫妻有一方进行节育手术即可，在电影里被要求节育的是男方。

但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计生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一环二扎”政策，即已生育一个子女的育龄妇女应当首选使用宫内节育器，生育两个孩子的夫妇有一方必须节育。在一胎生育后女性是优先被要求上环／结扎的。就算是可选择一方节育的二孩夫妻，在男性“当家作主”的时代和环境背景下，也是女性被结扎居多。

根据《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1980-2009年的30年间全国共实施6.61亿次妇女节育手术，其中上环术2.86亿次，妇女结扎术0.99亿次，2.75亿胎儿被流引产掉。即使理想状态下的节育手术，也常常会给妇女带来副作用和并发症，加之手术地点大都是在农村临时搭建的卫生棚里进行的，发生并发症的情况非常常见。不少妇女由于节育手术并发症身负“三座大山”：一是长期忍受并发症痛折磨，不仅干不了重活，连基本自我照料都存在困难。二是精神颓废、无望，或招致家人嫌弃。三是经济负担重，需长期服用消炎药，成为家庭一项重大开支。

主流叙事时常回避的是，在计划生育实施的过程中，女性身体遭遇的是双重压迫这一事实：除了被规训身体以外，更重要的是还受到来自男性/家庭/社会观念的压迫，作为唯一的节育手术承担者（丈夫逃避了节育责任），这些女性所经历的痛苦既来自于公权力，也来自于家庭内部，并且计生时期结束以后，这种阵痛还会伴随着并发症与精神折磨长久地萦绕在女性的生活之中。

如果只讨论公对私的侵犯和失子的语境下，我们能看到社会变迁和家庭遭遇的痛苦，却看不到的是对女性的深切同情——所有的悲剧，都不过建立在以繁殖为核心的家庭观念之上。

繁殖为核心的家庭观

《地久天长》的故事里，死去的孩子其实不只一个，刘家一共经历了四次“失子”，第一次是计划生育强制节育，第二次是儿子星星意外身亡，第三次是养子离家出走，第四次是耀军婚外情后决定将意外怀孕的孩子堕胎。虽然有四次与失去孩子相关的经历，但是纠缠两家人最久的，是那个被强制流掉的胎儿，它直接导致了刘家夫妇的绝育，在此之后，整部电影都充满了一种对传宗接代的执念和纠葛。

叙事者反复把“失去孩子”和“失独”这两件事紧密挂钩。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是一个沉痛的悲剧，但影片反复强调的是“不能再有孩子”这一事实。海燕最先提起“孩子是个独苗”，之后她的小姑子茉莉挖苦她说“本来可以不是独苗的”，指责海燕让丽云堕胎和绝育的行为。

海燕是一个一直铁面无私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主任，坚信自己行为的正当性，甚至强逼好友丽云堕胎也没有任何愧疚，直到耀军丽云“后继无人”，她才觉得计生成了她的枷锁。临死前，躺在病床上的海燕没有对千里之外赶回来的丽云讲出“对不起”，而是说“我们有钱了，你可以生了”。这一句相隔数十年的令人错愕的告解，指出叙事者所理解的悲剧实质，不是关于生命消失，而是关于血脉延续。仿佛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如果刘家夫妇还有生育能力，如果他们有钱了不怕离开工作岗位……人生就可以通过再生产出一个孩子来弥补。

并且，《地久天长》所畅想的圆满家庭不仅需要养育一个孩子，还需要是“自己的孩子”：刘家夫妇收养了一个和星星颇为相似的养子，要求他扮演“星星”。当这个孩子的表现并不如意后，他们评论“无论如何这个孩子不是真的星星”，“就是一个白眼狼”，“难道还指望他给你养老吗？”影片尾声，离家许久杳无音讯的养子回来了，给在外地的耀军打来电话，他接受自己成为“星星”，老夫妇才终于喜出望外地迎来美满的结局。

孩子，抑或被称作下一代，是《地久天长》所歌颂的人间天堂，是未来与过去的维系，家庭和睦的使者，是人生的必需品。因为失去了孩子，刘家夫妻仿佛永远不再拥有幸福，多年的新生活并没有让他们成为掩埋掉悲伤积极活下去的普通人，反而让他们从形象到精神都展现出一种与世界的疏离与萎靡。他们不享受生活，而是相依为命，用妻子丽云的话来说：“时间已经停止了，剩下的就是慢慢变老”。多年后他们终于暂时放下过去的伤痛，与老友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所进行的活动也几乎全是关乎于下一代的：看看沈家孩子长什么样，沈家媳妇是不是要生了，新生的孩子什么样，茉莉的儿子什么样……影片着力展现出一种理想的天伦之乐，那就是子女事业有成，再生个大胖孙子。

更令人唏嘘的是，这种以繁殖为中心的，逢年过节子孙满堂的美好畅想不是封建思想在单一艺术作品里的借尸还魂，而是持续发生、从未停歇的社会现实。

无论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还是近年来反复的媒体宣传中，催婚和催生都不断出现。近年来，《我家那小子》、《我家那闺女》、《女儿的男朋友》、《中国式相亲》等家长关心孩子生活或婚恋的代际综艺节目层出不穷。以明星的父亲观察女儿生活的节目《我家那闺女》为例，被不少观众形容为“大型催婚现场”。节目有一期，Papi酱表示自己人生的重要性排序是“自己、伴侣、孩子、父母”，引发现场父亲们的集体反对，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孩子所以不理解孩子的重要性”。甚至，该节目导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明星袁姗姗的父母让导演给她“介绍对象”——尽管女儿们已经在经济和事业上颇有成就，但父母依旧认为结婚生子才是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

即使在其他社会和国家，生育压力和繁殖为中心的家庭体系也同样存在。政府通过税收福利鼓励结婚生子，为社会提供劳动力。宗教团体赞美和歌颂多子多福的稳定的大家庭。文化上，无数文艺作品提供了至高无上，充满“普世价值”的现代社会中产阶级家庭样本：能干的丈夫，贤惠的妻子，1-3个孩子，私人财产以养育孩子为优先。就这样，整个社会都靠孩子联系起来。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描述的，现代被视作“私领域”的家庭，并不是温馨的自我避难所，实际上早已被公领域所穿透。家内的家务劳动（domestic labor）──无论是体力的（煮饭、洗衣、烧水、受孕、产子、育幼……），或者是情感的（亲密、抚慰、“爱”……）都支撑了社会的循环。此刻，当我们讨论一切与家庭相关的议题，都必须不断检验其背后的目的、假设及政治性意义。

对女性身体的再次剥夺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生育自由并没有真的完全回归到女性手中——也许在法律上有，但在观念上绝对没有。在国家层面，全面实施二胎政策是由于当前超低生育率带来人口红利减少和经济下行。在家庭层面，孩子的诞生延续着传宗接代的执念和对幸福家庭的窄化想象。

至今，我们仍然缺乏对女性自主权的讨论：女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想要成为母亲？是否真的能选择想不想成为母亲？她的身体权利被剥夺是怎么发生的？所以，单纯地把“放开生育”作为解决之道，忽视的是女性身体可能遭遇的再次剥夺。

据国家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00后性别比例失衡严重： 2004-2017年，新生人口男女一胎比例117.4:100，二胎比例126.4:100，三胎比例146.3:100。如此明显充满人为干预的性别比例，与重男轻女思想紧密挂钩，并间接展示着女性身体所遭遇的苦难——多次怀孕、医院检测、堕胎或生育。很难相信，这是女性们完全自由的选择。

讽刺的是，在计划生育时期，一些女性反而用国家政策作为抵抗家庭剥削的方式。如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希尔· 盖茨（Hill Gates）的田野调查研究表明，以在成都及周边的女性为例，育龄女性面对婆家要求生二胎，诞下男孩延续香火时，大多援引“计划生育”政策为靠山，理直气壮地回绝。

这一看待节育的视角使得中国的计划生育在某种角度上暗合国际上的社会家庭计划（Family Plan），其主要意义为：世界上多数妇女拥有的子女数多于她们真正需要的数量；避孕和节育可以使妇女从生育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20世纪初，节育思想在西方传播日趋广泛，并建立了指导避孕的机构，在节育技术上给予群众实际的指导和物质帮助。到1983年，已有119个国家和地区的全国性家庭计划机构参加。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朱迪斯·班尼斯特（Judith Bainster）也从妇女解放的角度试图探究中国，作者用了6年时间，完成《中国变化的人口》（China's Change Population）一书。该书指出，中国妇女的生育“解放”不彻底，因为其生育行为是在国家主导下完成的。

事实上，女性可能并不想要成为母亲。2015年，以色列社会学家奧尔娜‧多娜丝（Orna Donath）做了一项名为“你是否后悔成为母亲”的研究。有23位年龄在26到73岁之间的以色利女性在采访中表示后悔，受到大量媒体和社会关注。她们坦率的回答撕开了被高度浪漫化的母职温情的面纱。

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母亲”这一角色存在对女性自我的严重剥夺，作为母亲的女性需要承担社会/家庭默认的母职责任，远多于父职责任。大众文化和主流媒体将家庭空间与女性“天性”紧密地捆绑在一起，照顾家庭、养儿育女的职责往往由女性一力承担，被“自然化”（naturalize）成女性的一部分。在《地久天长》里，女性的生活永远是围绕家庭的：丽云没有工作，负责做饭和照顾孩子，等待丈夫归来，丈夫延误回家的时间（因为出轨），她就默默地等待到深夜；英明下海赚钱后，雷厉风行，已经当上主任的海燕早早地内退，日常是在打麻将；沈家儿子沈浩展现作为医生的职业角色，而沈浩媳妇只是一个在家里被照顾的孕妇……并且，她们一旦出现，就总是在做家务，在孕育孩子，关心孩子，讨论孩子，似乎母亲就是她们最为重要和核心的人生角色，她们的自我则在家庭中被磨灭了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常常面临的选择是，如果接受婚后家庭内部的性别劳动分工，成为一个成功的妻子和母亲，就时常面临与社会脱节、依附于丈夫的不自由处境。而如果她们不接受这样的形象，例如不愿结婚、不愿意成为母亲或者不愿意多生一个孩子，则会遭到主流媒体和社会的批评，乃至妖魔化和污名化。

同时，文艺作品反复树立着良母的样本：《地久天长》里所有女性都想要孩子，茉莉甚至愿意为无法生育的刘家夫妇生孩子。而在莫言描述计划生育的小说《蛙》里，不止一次地歌颂女性生育时对命运的“英勇抵抗”。书中的孕妇为了生孩子，可以耐住几天几夜的饥饿寒冷躲在米缸里，拖着7个月大的身孕翻爬过粪池，在颠簸溪水中的木筏上冒着生命危险强行小产7个月的婴儿……女性角色由此被压缩到只剩下她的自然性和生物性，只是孩子的容器。这恰恰呼应了莫言在《蛙》中所书写的：“我想起母亲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

为了拥有完整的家庭和成为完整的女人，从影片和小说中描写的“当年”到看似自由坦荡的今天，女性都持续地挣扎在生子上。有人担心如果不要孩子，另一半会与自己离婚；还有人认为，只要可以有个孩子，就算赔上自己的生命也无所谓。

正如《地久天长》的结尾，“一个带把儿”新的继承人诞生，把所有喜悦和欢乐连接在了一起。如果我们持续沉浸在这种生育带来的圆满叙事之中，那么女性身体就从未被解放，也从未属于她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