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为什么衰落了？一个只会说普通话的吴语区90后自白

大一的寒假，第一次过年回家，父母带我拜访久未见面的家族长辈。他们给我切水果，热络地询问在北京生活怎么样。我在脑海里用普通话过了一遍要说什么，正想翻译成方言，却发现我的方言语料库空空荡荡。在北京的半年像把剃刀，把和家乡有关的一切全都剃平了。

小学四年级后，我没有再说过方言 

在我十余年的“好学生”生涯中，扎着一根隐秘的刺。

我出生于江苏无锡的小镇。四年级，我从乡镇小学转到一所区里的重点小学的“实验班”，这个班只接受入学摸底测试前35名的小孩，教学质量骄人。入学后不久，一次交家庭作业，小组长挨个座位来收，我正在补上作业本上的名字。“快点交。”小组长催促。我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晓得个。”

空气瞬间凝固。我抬头，小组长——一个个子矮矮、虎头虎脑的小男生——退后了两步，用手颤颤巍巍地指向我：“你居然说‘土话’！”“土话”在我们那里指代方言，有点上不了台面的意思。他的音量不算太高，但足以让周围人都回头看我，涟漪似的，越来越多的同学注意到了教室一角的骚动。我又低下头，感受到35双鄙夷的眼睛粘在我的背上。

后来我才知道，讲“土话”是可以举报的，要被拉去受老师批评。讲“土话”的我是闯入者，是“乡下来的”，是没有受到社会规训的野蛮人。

之后，我因为“字写的太丑”、“没有掌握课外要学的英语单词”都得到过罚站的待遇，但面对老师的质询，我通常选择沉默。我还没熟练习得普通话，开口，对我而言是更大的羞辱。

2013年，加雷斯·贝尔以天价加盟皇家马德里，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把他视为球队未来的领袖，C罗的接班人。然而6年过去了，贝尔非但没有接过C罗的衣钵，反倒已经到了离队的边缘。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点在于这个英国人一直没有学会西班牙语。语言在球队更衣室里构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把他和其他队友区隔成了两类人——既然你连和我们一起无障碍地聊天说事都做不到，谁又能放心在你的带领下上阵厮杀呢？

于是乎，贝尔这几年来一直形单影只，闷闷不乐。我在他身上也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影子——临近毕业的一场班会上，同学们一个个来到黑板前，写上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名字。意料之中，没有我的名字。我是那场班会的轮值主持人，站在讲台边附和地笑，像一个任人扫射的靶子。

看书是我在青春期里能想到的最快乐的事。我以第一名从这所小学毕业，与此同时，我没有再说过方言。

父母讲方言，我回以普通话 

听说热播剧《都挺好》的背景设定在苏州，我抽时间看了两眼。第一集，金鸡湖两岸、东方之门 、国金中心再到同德里，苏州特色建筑群依次展现，配乐也用苏州评弹点缀。正想感叹制作团队用心了，角色们一开口，就觉得有些不对：这怎么都是一口地道的北方口音呢？

除了这种违和感，让我感到不适的，恰恰是这部剧（也许无意中）折射的尴尬现实。网上曾经热传一张“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图中，其他方言大抵维持在50%以上，一到吴语区就发生了坍塌：最高的是上海22.4%，最低的苏州是尴尬的2.2%，几乎能和97.5%的重庆凑个整数。

同病相怜、但情况稍好的还有福建。不过福建向来以方言复杂著称，有“隔村不识音、隔山说不通”的说法。吴语区地势平坦，遍布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六省，使用人口接近一亿，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官方语言。因此，这个困惑也就显得更加吊诡：为什么吴语衰落得这么厉害？

吴语区常和粤语区并置，同是经济发达领域，方言却走向了两种命运。初到广州和香港，印象最深的就是地铁里的粤语报站，语调好听，连我一个外人都能感受到那份城市荣誉感。苏州曾推行过部分公交线路的吴语报站，后来又逐步取消。在轨道交通公司工作人员的回复中，称“‘普通话+英语’的形式符合国家通用语言的规范要求”“苏州话发音存在较大的差异”。

江浙一带的方言相互间存在差异，这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差异，并没有大到相互听不懂的地步。我曾经去浙江湖州采访一桩凶杀案，当地的村支书客套地询问我是哪里人，我答曰江苏，她便放心地和其他同事用方言聊起了天。尴尬的是，我几乎都听得懂；更尴尬的是，她一边微笑，一边抱怨“怎么又来了一个记者”“就让他在这里等着吧”；最尴尬的是，我得装出一无所知的样子，睁大了一双无辜的眼睛。

吴语区能分为太湖片、台州片、宣州片等8个片，以太湖片最为典型。片内能够较为通畅的交流，但多数吴语区人士并不知道。我的同事诗婕（一位在新天地拥有老宅的上海富婆）曾用不可思议的语气反问我：“你听得懂上海话？”

见《中国语言地图集》2012年版，第13页。

既然相互都能听得懂，那为什么吴语就越来越少人用了呢？为了解答这个疑惑，我和北大中文系一位研究方言的博士生聊了聊。她叫黄冬，电话那头，她告诉我她来自海门，也讲吴方言。我的第一反应是：“海门不是苏北的吗？”印象中，那里已经是中原官话区了。

江南地区自古富庶，早早发展出成熟的市民社会。经济普遍发达，与此同时行政区划四分五裂——结果是，无法确立标准语言中心。大家都相互瞧不起似的，苏州话被说“娘娘腔”，杭州话是“北语残留”，温州话更被叫做“鸟语”。反观粤语，早早确立了广州话的标准语地位。

语言作为文化象征，既是寻找同类的信号，又是押在鄙视链上的筹码。在素有“大内斗省”之称的江苏，风气尤甚。我家位于无锡和苏州交界，方言同样是处于两地之间的尴尬位置。

周末，我妈带我去市里上少年宫，下课了偶尔会去商场逛街。女装店店员多是爱嗑瓜子的本地大妈，她们会热情地用方言招呼：“伊件衣裳阿欢喜个（这件衣服你喜欢吗）？”有时，我妈简短地用镇上的方言询问尺码颜色，有时就干脆讲普通话，装成一个来此打工的外地母亲。店员恍然大悟似的，换上冰冷的口吻：“那就随便看看吧。”而我在旁观察她的表情，沉默不语。

既然方言让人不适，那干脆说普通话不就得了？有个笑话在吴语区广为流传：一个无锡人和一个常州人碰面，开口必讲普通话——谁都不想让对方觉得自己“土”嘛。久而久之，方言就用得越来越少。

还有人从语言学的“实用性”来解释吴语的式微。当使用普通话具备足够的实用性价值时，人们就没有动力去学习当地方言。而这常常和外来人口数量有关。我妈是小学语文老师（就在我原来就读的那所乡镇小学），现在班上的36名学生中，28名来自外地。2009年，南京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苏州市外来人口子女中73.4%表示自己“完全不会说苏州话”，而当年，苏州市外来人口已接近城市总人口的一半。大量的非本地学生，使本地学生更多使用普通话以便于交际。

这项调查得到了两个结论，首先是“普通话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其二就是典型的“双层语言现象”：在公共领域使用普通话，在家庭领域使用苏州话。但和上一辈相比，年轻一代在家里使用苏州话的频率也已大大降低。另一项对上海中小学生的调查则说，从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间，自评能“流利、准确”使用上海话的孩子从54. 3%降到28.1%。

而像我这样对讲方言有阴影的孩子来说，和父母的对话通常以他们讲方言、我回以普通话的奇异形式进行：

“学堂里阿有啥个好白相的事体（学校里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老师说，下周出去春游，等会我们一起去超市买零食吧。”

 “跟同学讲方言，我会觉得特别奇怪”

17岁，我到北京上大学，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讲普通话天经地义——再也不用承受方言歧视的困扰了，这给我一种抹平沟壑的快感。即便有一些差异，也显得无关紧要。我的舍友有一位贵州人，一位海南人，每次和家人打电话，他们都可以安之若素地待在宿舍里——反正就是两片嘴唇上下翻动，说着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完全没有隐私的顾虑。而我则需要搬张凳子到阳台上，锁上门窗，普通话飘散在月明星稀的夜里。

这份自以为是的轻松没有维系太久。一次社团活动，坐我旁边的一位四川姑娘正和我聊着，猛然抬头，冒出来一串噼里啪啦的四川话。原来是另一个四川女孩过来了。她见我一愣，大笑着向我解释：“我是成都的，她是绵阳的。”

这是我全然陌生的社交经验。1990年代，国家在中小学推广普通话教育，吴语区开展地如火如荼。在我的学生时代，教室墙上总贴着“学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朋友遍天下”、“说普通话，做文明人”等各类宣传标语。而我总是不解：为什么说方言，就做不了文明人了呢？

大学里，我也会遇到很多来自江浙沪的同学，却从未因此感到更加亲近。四川、安徽、广东等省份的“文化研究协会”在学校搞得风生水起，而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我可以加入的地域社团。前段时间，我的同事诗婕去采访喜剧演员金婧。她做了功课，知道金婧是上海人，于是以“你是上海人吧？我也是”来暖场，金婧惊讶了下，然后感慨：“那我们在北京一定过得很艰难。”两人相视一笑。但全程都没有说过一句上海话。

研究方言的黄冬说，她可以和亲戚讲方言，但“要跟一个同学去讲方言的话，我会觉得特别奇怪”。她的忧虑是，只要一代人不习惯和同龄人讲方言，当他们未来和同龄人组成家庭，方言就会在家庭领域缺席——下一代就再也没机会听到和使用方言了。

这就是语言学中的“语域理论”，一旦家庭中使用的语言都转变为普通话，这门方言也就接近消亡了。

我的方言语料库空空荡荡 

语言是大众文化生活的媒介。提及方言文化，粤语总是被首先想到的那一个，香港电影、粤语歌和TVB功不可没。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吴语也曾是东亚的一块文明高地。日语的形成就受到吴语的重要影响，而到近代，上海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实质中心，宋庆龄在亚太和平会议上发言所用的就是上海话。

鲁迅、蔡元培、朱自清、瞿秋白、郁达夫、徐志摩、王国维……统统来自“包邮区”。吴语也几乎成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身份的“暗语”，如胡适所言：“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除了京剧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胡适的预言并未成真。在过去的七十年间，吴语及它背后的文化肉眼可见地衰败下去。在我青春期的广泛阅读中，印象里把吴语落到纸上的，居然只有躲被窝里偷偷拿手电筒照着读的《天龙八部》。即便移居香港数十载，生于江南的金庸也对家乡话念念不忘：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啊唷！我是服侍公子抚琴吹笛的小丫头，叫做阿碧。你勿要大娘子、小娘子的介客气，叫我阿碧好哉！”她一口苏州土白，本来不易听懂，但她是武林世家的侍婢，想是平素官话听得多了，说话中尽量加上了些官话，鸠摩智与段誉等尚可勉强明白。当下鸠摩智恭恭敬敬的道：“不敢！”（金庸按：阿碧的吴语，书中只能略具韵味而已，倘若全部写成苏白，读者固然不懂，鸠摩智和段誉加二要弄勿清爽哉。）

课内阅读则更是“查无此语”。去年夏天，还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新闻：沪教版的小学二年级语文书上，把“外婆”改成了“姥姥”。上海市教委给出的答复是：“‘外婆’属于方言”。

所以完全能够理解《繁花》的出版缘何成为一场沪上狂欢——在北方文化占强势地位的今天，南方（比如江南地区）呈失语之态，或者用《繁花》里出现1500多次的吴语词汇来说，就是“不响”。

翻译成普通话，“不响”大约是“不说话”，但在不同语境里，又分别有“不想说”“不理解”“不知道”等多层含义。记得第一遍看《繁花》时，每读到“不响”，我就要停下来细细揣摩这里的意思，一旦反应过来，就颇有谜底揭开的快乐。

这是吴语的多样化魅力，只是面对“文化大一统”，终究只能是“不响”了。套用《粤语为何需要保卫》中的话来说：“吴语为何需要保卫”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多样性为何需要保护”的问题。 我们总试图用某一种“唯一性”来取代其他形形色色的可能，但“唯一性”又恰恰是一座永远建不成的巴别塔。

大一的寒假，第一次过年回家，父母带我拜访久未见面的家族长辈。他们给我切水果，热络地询问在北京生活怎么样。我在脑海里用普通话过了一遍要说什么，正想翻译成方言（过去我就是这样和长辈交流的），却发现我的方言语料库空空荡荡。在北京的半年像把剃刀，把和家乡有关的一切全都剃平了。我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很久以后，我听到了上海乐队“顶楼的马戏团”一首叫做《海风》的民谣。歌里，男主唱用吴语发出真诚的疑问：“听说世界将会天下大同，请侬告诉吾，究竟想要吾哪恁做？”

（部分资料参考自《苏州市中小学生语言生活状况调查》《苏州市外来人口第二代的语言转用考察》《吴语的隐忧》《粤语为何需要保卫》等，在此一并致谢）

采访、撰文：吴呈杰 ，编辑 ：何瑫，运营编辑：佟通通，微信编辑：尹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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