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恐袭｜凶手的精神导师：2011年挪威恐袭者布雷维克

近日发生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的恐袭再一次把白人至上极端主义拉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凶手塔兰特把发生于2011年挪威恐袭的枪手安德斯·布雷维克奉为精神导师，并模仿布雷维克作案当日发表宣言的方式，同样发表了一份名为《大置换》的宣言。2011年7月，布雷维克在发布了长达1500多页的《欧洲独立宣言》后，开始了他的行动，不过布雷维克并未把目标锁定在穆斯林群体，而是政府和工党青年团，以发泄其对左派当政、欧洲穆斯林逐渐增多的不满。更耐人寻味的是，塔兰特声称自己是“圣殿骑士团”的一员——八年前布雷维克曾在审判时宣称自己建立了“圣殿骑士团”，而这后来被警方证明是虚构，是作案者的精神疾病导致的幻想。然而到了新西兰，布雷维克的“精神病幻想”成了真实的存在。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回过头重新认真对待八年前发生在挪威的那次枪击事件，并将其作为这次恐袭以及白人右翼极端主义的重要参考坐标，而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随机犯罪事件。

1.

2019年3月15日发生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的白人极端主义枪击案震惊了世界，也把世人的记忆再次带回2011年7月22日挪威的安德斯·布雷维克袭击案。在那次事件中，白人极端分子安德斯·布雷维克先在挪威奥斯陆首相办公室放置并引爆汽车炸弹，然后驱车前往挪威工党青年团在于特岛举办的夏令营，用格洛克手枪和步枪对手无寸铁的青少年进行大屠杀。一天之内，两起袭击事件共造成77人死亡，96人受伤。

布雷维克袭击事件是近年来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发动的恐怖袭击中受害者人数最多的一次。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这一事件之后，布雷维克成为右翼极端分子心中的英雄，无数白人至上民粹分子将他奉为偶像，连中文网络世界也不乏他的崇拜者。在2012年夏天的布雷维克审判中，被告谎称自己创建并领导着一个反伊斯兰的国际组织“圣殿骑士团”。这番编造杜撰不仅引来媒体和公众（包括众多的反伊斯兰右翼人士）的讥讽，也引发检方对其精神状况是否健全的怀疑。短短六七年后，发动新西兰枪击案的澳大利亚枪手公开宣称自己是安德斯.布雷维克的追随者和“圣殿骑士团”成员。我们见证了一种极度疯狂的虚构被指认为现实，也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让这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孳生壮大，成为游荡在人间的恶魔？

2013年，挪威非虚构作家阿什纳.西耶斯塔德（Åsne Seierstad）在持续一年多的调查采访之后，出版了《我们中的一员：安德斯.布雷维克的故事和发生在挪威的屠杀》。2015年，此书英文版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推出。该书出版后引发极大反响，先后获得纽约时报图书评论2015年十大最佳图书奖，纽约公共图书馆2016年海伦·伯恩斯坦图书奖杰出新闻报道奖。本文将以西耶斯塔德的报道为线索，去追踪和反思这出悲剧背后的社会因素。

2.

布雷维克出生于1979年，在1980年代度过其童年和少年时代。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全球政治气候右转，新自由主义席卷大西洋两岸。北欧的挪威也未能例外，尽管在世人心目中，挪威是个繁荣、富裕的福利国家。而布雷维克袭击案件却折射出八十年代以来挪威工党走向失败的政治图景，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变化。

挪威工党成立于1887年，到1927年成为挪威第一大党。1928年工党赢得大选，组成挪威历史上第一个工党政府。从1935年，挪威工党长期连续执政。二战之后，工党领袖艾纳尔·盖尔哈德森连续二十年担任挪威首相，被称为挪威国父，是战后挪威重建的主要设计师。1970年代后期，伴随着全球政治气候转向新自由主义，挪威工党遭遇来自右翼政党的挑战。进入八十年代，工党受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开始施行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相结合，允许国有资产和公共服务私有化，降低收入累进税。这些举措对挪威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也为工党日后的危机埋下伏笔。

在《我们中的一员》里，西耶斯塔德特地提到1976年-1981年担任首相的欧德瓦尔·诺德利。和此前所有的工党领导人一样，诺德利出身于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对国家控制经济，政府干预利率、房地产市场和金融部门怀有强烈的信念。诺德利担任首相期间，工党政府出台一系列提高工人阶级收入和社会保障的政策，导致挪威的社会福利供给和公共健康开支大幅扩张。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诺德利政府的执政方针遭到社会中上层和保守主义者反对，也引发工党内部新自由主义追随者的不满，工党因此发生分裂。1981年2月，诺德利因工党内部分歧被迫退休，格罗·哈勒姆·布伦德兰德接任首相职位，成为挪威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结果不到一年时间，工党政府就在当年10月大选中下台。右翼政党赢得了其二战后的第一个大选。新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取消了利率上限，给银行更多的空间不受管制地操作房地产价格，并且制定了一系列计划对公共服务进行私有化改革。

1986年，布伦德兰德卷土重来赢得大选。作为工党中的右翼，布伦德兰德出身于政治精英家庭，其父为著名的前内阁部长。她也是第一位拥有大学学位的工党首相。她的政府保留了此前保守党政府的许多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私有化改革和向富人减税导致政府公共支出减少，影响到普通民众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水平。工党在社会中下层中的支持率不断流失。而另一方面，保守的社会中上层对工党传统的高税收和福利社会政策一直心存不满。工党在挪威社会陷入进退失据的处境。

这就是布雷维克童年时代的挪威政局。从他日后写就的那份长达1500多页的《欧洲独立宣言》来看，这些政治变化对他显然有很大影响。安德斯·布雷维克的母亲温彻·贝林有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带着一儿一女独自生活。因为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她长期无法就业，依靠政府的福利救济维持生活。1983年，她的前夫延斯·布雷维克，也就是安德斯·布雷维克的父亲，用自己登记的住房合作社会员资格为她购买了一套安置房，让她得到了一个容身之所。此时奥斯陆房价已然飞涨，许多对住房有需求的家庭无法承担购房开支。而另一方面，政府面临八十年代大量涌入的移民与难民，不得不动用市政廉租房对其进行安置。这一举措引发了本土低收入阶层的不满。

安德斯·布雷维克在奥斯陆西区一片名为“丝绒草”的政府安置小区度过了童年。这里的居民混杂着本土中低收入阶层和政府安置的难民。因为家庭环境的扭曲，布雷维克从小性格孤僻，楼下一户智利政治难民的女儿伊娃，是他童年时代唯一的玩伴。进入学校之后，他跟周围的孩子格格不入，小区中一户巴基斯坦移民家庭的孩子阿米德是他唯一的伙伴。和其他西欧福利国家一样，挪威政府在建设政府廉价安置房时，为了避免出现大片的贫民窟，采取了将政府廉价房小区与中产阶级社区混杂在一起的做法。丝绒草小区的周围是奥斯陆西区最高端的中产阶级社区。这里是挪威王室就读的学校所在的学区。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和王储哈孔王子、玛莎·路易斯都毕业于这里的斯梅斯塔德学校。布雷维克在哈孔王子毕业那一年进入该校就读。中产精英们对底层和移民的“入侵”深感不满，工党的长期执政让他们极度怨恨。在《我们中的一员》中西耶斯塔德写道：“这个学区是奥斯陆的一个深蓝地带，它对促成1981年右翼大选获胜起了重要作用。在那以后，一波私有化和房价失控的浪潮汹涌而来。住房合作社所建造的公寓价格扶摇直上。”

1986年布伦德兰德战胜保守党赢得大选之后，“让她滚蛋”的标语不断出现在这片高档社区的宝马车和奔驰车车身上。在这里，布雷维克领教了遭人白眼的苦涩，也学会了西区上流社会的口音，及其时髦优雅的举止和着装方式。在网络写作和出庭受审时，他声称自己是来自西区的中产阶级，而在他需要宣泄现实中的挫败感时，他把敌意指向了自己童年时代最熟悉的穆斯林移民群体。2001年，工党再次失去大选。这是1924年以来工党在大选中的最差表现。2005年，工党与其他中、左翼政党组成红绿联盟赢得大选。工党领袖延斯·斯托尔棱伯格出任首相。斯托尔棱伯格和布伦德兰德一样出身政治精英世家，施政理念深受英国托尼·布莱尔新工党的影响。他就任首相期间，私有化的规模在挪威历史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一时期的工党甚至被政治研究学者和来自左翼的反对派视为一个新自由主义政党。最终在斯托尔棱伯格的第三个首相任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布雷维克袭击事件。两年之后，斯托尔棱伯格政府黯然下台。此后挪威一直是右翼政党执政。

可以说，三十年来挪威极右思潮的抬头，与工党的政治失败有密切关系。1980年代之后挪威工党追随英美新自由主义，背叛了工人阶级。导致底层失去了对工党的信任，投入了民粹主义政客的怀抱。当代挪威的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兴起于1970年代的进步党。这个极右翼政党最初是一个反对高税收、反对工党福利国家政策的富人政治团伙，因其种族主义色彩而臭名昭著。1973年挪威大选，该党因接受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竞选资金而备受争议。1978年，政治煽动家卡尔·伊瓦尔·哈根继任进步党领袖。此人最广为人知的劣迹之一，是在1987年进步党的竞选会议上当众宣读了一封所谓“穆斯塔法的来信”。在这封号称是一个穆斯林移民写来的信件里，写信人宣称穆斯林的目标是通过移民占领挪威，将之改变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穆斯塔法的来信最终被媒体确认是哈根本人所伪造，但它在当时引发了公众的极大恐慌。进步党在当年大选中的得票率暴涨三倍，从常年徘徊在三到四个百分点一下飙升至十二个百分点。而在移民人口高度集中的奥斯陆等大都市，其得票率甚至达到十五至二十个百分点。9·11之后，进步党对穆斯林社区的态度与美国总统小布什完全如出一辙，该党公开演讲和文件中套用“我们——他们”的修辞，将伊斯兰指认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敌人。其民调公众支持率也在2001年达到顶点。正是在进步党的青年团里，安德斯·布雷维克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种基督教白人至上，仇视伊斯兰，仇视外来移民，仇视文化多元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极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

实际上，这种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非仅仅关乎种族和宗教议题。它以极度扭曲的方式表达了西方社会底层的某种焦虑和不安。吊诡的是，底层民众在遭遇传统工人阶级政党的背叛之后，转而投入了极端右翼民粹主义政客的怀抱。何以代表少数富人利益的右翼政党，反倒赢得了来自底层的支持？在我们反思这个问题的时候，恩格斯的一段论述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在《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中，恩格斯对于路易·波拿巴的成功政变上台有这样的思考，他说：“当正统保皇派，即土地贵族和奥尔良保皇派，金融贵族之间发生分裂时，无产阶级之所以未能抓住时机夺取政权，是因为占法国人口五分之三、在历次革命之后负债累累的小农阶级，用他们手中的选票让反动至极的路易·拿破仑登上了帝位。”

在分析小农阶级政治上极端保守的原因时，恩格斯说：“像所有农村居民一样，这个阶级行动迟钝，而且也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他们抱住自己的旧传统不放，不相信一切来自城市的党派的使徒所宣传的深奥道理；他们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回想起皇帝在位时他们没有负债而且生活还比较富裕，因此他们就通过普选权把执政的权力交给了皇帝的侄子。社会民主党的积极鼓动，更重要的是路易-拿破仑的措施在农民当中引起的失望情绪，促使这个阶级的一部分人转到红党的队伍中来了。但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仍然固执旧的传统，他们断言，如果说路易-拿破仑还没有表现出他就是人们所期待于他的那个救世主，那是由于国民议会的罪过，是由于它捆住了他的手脚。”

在英格兰支持脱欧的北部老工业城市民众身上，在美国为特朗普投票的锈带工人阶级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一百多年前那些因不满现实而趋向保守的法国小农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安德斯·布雷维克事件所折射的，是当代西方政党政治代表性断裂的深刻危机。

3.

在《我们中的一员》里，西耶斯塔德描述了主人公少年时代就读的奥斯陆西区中学的日常景象。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形成了自己的圈子，他们在POLO衫外面穿一件套头毛衣，举止优雅谈吐斯文。他们的家里有巨大的花园，明亮的客厅和时髦的家具，假日跟着父母去郊外雪场滑雪，周末则会约同学在家里地下室的家庭影院一起看电影。这个圈子里没有住廉租房的穷人和移民孩子。后者形成了自己的团伙，他们迷恋的是嘻哈和涂鸦。这是一个被看不见的阶级壁垒区隔开的世界。少年时代的布雷维克沉迷于涂鸦这一东区少数族裔和移民青少年的社区亚文化。他渴望在这个群体中出人头地，甚至以在日常语言中夹杂阿拉伯语单词为荣。然而，西区白人的身份让他在涂鸦社群中难以获得信任，而他那妄自尊大的个性更是遭人反感。最终他被涂鸦社群拒之门外，当小团伙老大的梦想彻底破灭。

离开涂鸦社群之后，布雷维克进入进步党青年团。他个性拘谨谈吐乏味，却满心以为自己能够在政党中出人头地。他递交申请参加进步党青年团地区领导人的选拔，在该党网络论坛里指点江山舍我其谁。在确知自己未获选拔提名之后，他退出进步党的公共活动，靠开贩卖假文凭的公司发了一笔财，最终在股票投机中损失惨重。此后他不得不搬回母亲的公寓。没日没夜地打了两年《魔兽世界》之后，他于2008年开始注意到所谓“欧洲的伊斯兰化”议题。通过浏览网络上的反穆斯林论坛，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穆斯林正在针对欧洲发动人口战争。穆斯林移民生育率高，最终有一天会使欧洲变成伊斯兰社会。届时白人将会在自己的国家成为少数族裔。而工党所执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正在毁灭国家的前途，这些左派的文化多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勾结伊斯兰出卖自己的国家，是欧洲的叛徒。

布雷维克所沉迷的白人至上极端主义网站有“风暴前线”、“维也纳之门”、“吉哈德观察”等等。风暴前线以“白人骄傲，世界广阔”为口号散布极端种族仇恨言论，大量引用1930年代的纳粹宣传。吉哈德观察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罗伯特·斯宾塞的个人网站，该网站集中火力对伊斯兰进行攻击，所有文章只有一个主题：必须摧毁伊斯兰在西方的影响。而美国人爱德华·S·梅以“博德西男爵”为网名创建的网站“维也纳之门”则散布诸如欧洲正在面临大屠杀，欧洲历史上被伊斯兰侵略，现在则经历着伊斯兰大量移民威胁之类的言论。安德斯·布雷维克最推崇的极端主义写手是挪威人弗约德曼。布雷维克袭击事件之后，弗约德曼的真实身份被曝光，他是挪威奥斯陆一个看护中心的夜班看门人。此人在网上以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发布欧洲灾难即将到来的预言。声称在其有生之年，欧洲白人将在自己的国家变成少数族裔。他大肆渲染穆斯林男性强奸斯堪的纳维亚妇女之类的谣言，在渲染伊斯兰威胁论时纵横古今，从柏拉图一路引征到乔治·奥威尔。他声称如果这一趋势不得到扭转，欧洲的毁灭指日可待。同时又指控欧洲的政治精英已经勾结了穆斯林，图谋摧毁欧洲文化，要把欧洲变成一个穆斯林化的“欧拉伯（Eurabia)”。布雷维克对此人佩服不已，奉之为偶像。在大量抄袭这些人，尤其是弗约德曼言论的基础上，安德斯·布雷维克拼凑出一份反穆斯林的极端主义煽动读物《2083：一份欧洲的独立宣言》。

在《宣言》中，布雷维克声称欧洲与穆斯林之间的和平对话阶段已经结束。他列出一个所谓欧洲叛徒的名单，将这些人分为三类，并给出相应的惩罚：A类叛徒是政党领袖、工会、文化机构和媒体，这些人应该被执行死刑；B类叛徒是重要性相对较弱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被判处死刑，但在特定环境下对其处罚可酌情减轻；C类叛徒自身影响力较小，但是跟在前两类人身后造势罪不可赦，对其应实行罚款和监禁。针对工党政府首相办公室的汽车炸弹袭击和工党青年团夏令营的大屠杀，就是所谓“处决欧洲叛徒”观念的实践。布雷维克声称，文化多元主义者若在2020年1月1日之前投降“圣殿骑士团”的话，可以得到宽恕。而欧洲的穆斯林也将在这一天开始被遣送出境。他们如果不想被遣送出境，就必须改宗，接受基督教洗礼并改用基督教的姓氏和名字。这些人被禁止使用自己的母语。欧洲所有的清真寺将被拆毁，伊斯兰文化的痕迹在欧洲被彻底磨平，就连那些重要的文化古迹也不能幸免。改宗的前穆斯林夫妻将不得生育两个以上孩子，他们与欧洲之外的穆斯林之间的电话、邮件和通信将完全被禁止。对于改宗基督教不超过三代的前穆斯林，不允许他们前往穆斯林人口超过总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国家旅行。

安德斯·布雷维克公开向穆斯林宣战。他声称，从该宣言写作时起到2030年，是针对伊斯兰的内战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中将有自发的秘密小组发起恐怖袭击，这些恐怖小组甚至彼此之间都不发生联系。内战第二阶段从2030年到2070年，会有更多“抵抗”形式产生，这些攻击不仅针对穆斯林，也针对欧洲各国正在执政的政府。内战第三阶段从2070年开始，届时将对A类和B类叛徒进行处决，然后启动一系列文化保守主义的议程。他宣称，到2083年，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围困维也纳六百周年的时候，欧洲将赢得对伊斯兰的内战胜利，基督教白人的欧洲将恢复和平。

4.

除了仇穆之外，布雷维克的写作充满浓厚的厌女气息。他宣称文化多元主义的欧洲被一种娘娘腔文化所充斥。而女权主义、性解放和同性恋运动是这种娘娘腔文化的罪魁祸首。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不惜造谣污蔑自己的家人。他声称自己的同母异父姐姐生性放荡，曾与四十多个男人发生性关系，结果感染了衣原体。而欧美有几百万妇女和他的姐姐一样，因为性生活不检点患上淋病，导致骨盆炎，最终无法生育。这些人的后半生将在悲惨中度过，就连她们的医疗费用也不能通过政府的公共医疗基金支出。而他母亲的故事更为悲惨。这个女人48岁时从男朋友那里传染了生殖器疱疹，把病传染给她的那个男人有五百个性伴侣，而她却仍然选择跟他交往。最终疱疹病毒进入大脑引发脑膜炎，母亲不得不去做手术把一根管子插进大脑。结果使得她只有十岁儿童的智力，生活都不能自理。布雷维克认为，母亲是使家庭和他本人蒙羞的罪魁祸首，这个家庭因为女权主义和性解放的负面影响而分崩离析。而实际上母亲在布雷维克成年后深受他的影响，一直给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进步党投票。

除了污蔑自己的母亲和姐姐之外，布雷维克还构陷了自己儿时唯一的玩伴，巴基斯坦裔移民阿米德。他声称阿米德加入了一个由穆斯林移民组成的流氓帮派，编造故事说阿米德曾在弗洛格纳公园参与一起穆斯林移民针对白人妇女的团伙强奸。他声称正是这一事件让他看穿了穆斯林移民的邪恶面目，从此义无反顾地退出了他们的小团伙。

在厌女的同时，布雷维克毫不掩饰自己对“同性恋娘娘腔”的仇恨。而在早年生活中，他宣称自己是一个“都市丽男”，每天在镜子前花费几个小时做面膜，抹隔离霜，打发胶。他热衷健身，做过一次面部整形手术，喜欢购买品牌时装。他早年的朋友大多认为他是一个隐藏自己真实身份的同性恋。他一直到三十岁没有和异性发生过性关系，对此他的解释是“挪威的妇女太放荡，不是贤妻良母的合适人选。”而他的朋友们则认为这只是因为他对女人不感兴趣。有一次他少年时代的同学跟他一起喝酒，好心劝他正视自己的性取向，赶紧出柜，这样能让自己活得轻松一些。结果他霎那间情绪失控，差点跟同学翻脸。后来在写《宣言》的时候，他告诫未来的反穆斯林“圣战骑士”，一定要注意伪装自己。他说：“比如你可以骗你的朋友。说你沉迷于网络游戏，你对此感到很羞耻，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或者你干脆就说你自己是个同性恋。这样你就能骗取别人的信任。对方觉得你已经把自己最内在的隐私袒露在他面前，就不会再来纠缠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无疑想到了自己的经历，紧接着补充道：“当然，除非你确定自己特别直，否则假出柜这个事会对你的自我造成一定的伤害，因为别人会真的以为你是个同性恋。当年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以为我就是个同性恋，这事实在是太可笑了，因为我百分之百是个纯直男。”

这些扭曲的观点固然是作者卑污人格的体现，却也跟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病症不无关系。穆斯林移民进入挪威社会始于1970年代初。1971年，挪威政府因劳工短缺向巴基斯坦开放劳务签证，六百名巴基斯坦单身男性于当年抵达挪威就业。1980年第一波难民到达挪威。抵达挪威的难民人数在1983年只有一百五十名。到1986年，这个数字急剧扩张到九千。欧洲难民潮，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欧洲难民潮的出现，是巴尔干、近东、南亚和非洲等地战乱的结果。而在这些区域冲突的背后，无不存在着从殖民到冷战再到英美等大国插手干涉乃至军事打击的身影。这些难民在自己的国家大多是技术精英，他们因逃避战乱来到欧洲，沦落至社会底层，大多靠体力劳动糊口。西耶斯塔德书中描写了库尔德难民拉希德一家的经历。穆斯塔法·拉希德曾是一名伊拉克管道工程师。为了躲避萨达姆·侯赛因对库尔德人的种族屠杀，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在难民营熬了一年多之后得到挪威难民签证，一家人艰难地扎下了根。大女儿巴诺学业优秀，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是当地工党青年团领袖。巴诺渴望长大后从政服务挪威社会，改善移民和女性的处境，却在十八岁时死于布雷维克枪击案。

移民为欧洲社会带来了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打着“提高经济效率”的旗号大量削减劳动岗位，这让那些失去工作的本土白人劳工将移民视为其竞争者。事实上，移民在西欧社会大量占据低端工作岗位。这些工作劳动强度高，收入低，本土白人并不愿意从事。而制度安排却让移民沦为底层白人发泄仇恨和不满的替罪羊。厌女跟对移民的仇恨相似，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所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让女性得以摆脱家庭束缚，自由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个过程必然导致部分底层男性失去对女性的身体支配权。而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的再分配体系中，女性是一种被物化的资源。在这套再分配体系里，富有的男性精英占据更多的资源，包括更多的异性；而底层男性被剥夺处境的一个直观表现就是“找不着老婆”。这些在资本主义再分配逻辑中处于被剥夺地位的男性体验着一种强烈的挫败感，其中一部分人由此转而呼吁整个社会回归更加保守、反动的父权制，他们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强化对女性的身体控制权之后，就能确保自己对异性资源的占有。他们厌恶现实生活中那些获得一定程度解放的女性。而事实上，就算社会变得更加保守，由于他们在再分配系统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他们对异性的占有和支配也只能在想象中发生。

在当下西方社会，对抗这种极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是泛左翼的文化多元主义者。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多元主义者的政治正确理念面对极端主义言论和行动的冲击，已渐渐失去其效力。事实上，当人们的现实处境不仅未能改善反而处于恶化时，又如何能指望他们的观念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化呢？另一方面，作为白领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多元主义左派们也很难设身处地感受底层的无望和怨愤，更不能指望他们理解后者投身民粹主义怀抱的动机。社会中的不同族群无法达成相互理解，又如何能避免冲突的产生呢？在《我们中的一员》写到结尾处，西耶斯塔德呼吁读者用对社区的关切战胜悲剧。然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政治-经济危机中，社区意识如何能克服普遍的分裂状态？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5.

布雷维克案件中最令人困惑的事实，是他在写作和作案后面对警方审讯时，均声称自己创建和领导了一个反伊斯兰的国际网络组织——“圣殿骑士团”。他宣称该组织2002年成立于伦敦，由他担任最高领袖“正义骑士指挥官”。他还号称该骑士团的地下秘密小组遍布全欧洲，任何人只要愿意拿起武器对抗穆斯林和欧洲叛徒，就可以成为圣殿骑士团成员。警方对布雷维克案件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组织其实并不存在。这是一种狂想，还是一个错觉？安德斯本人真的相信这个组织是存在的么？他到底是一个疯子，还是一个有政治意图的恐怖分子？在对布雷维克的审判中，这些问题成了持续争论的焦点。为此检方指派了两位精神病法医学专家对安德斯的精神状况进行调查。专家在与布雷维克进行深入交流之后发布报告，表明他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份报告遭致被告本人的抗议和公众的不满，调查不得不重新进行。之后的审判现场聚集了众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的专业判断直接影响着对被告的定罪和量刑。

实际上，当时许多右翼极端分子都认为布雷维克精神不正常。布雷维克的偶像弗约德曼在事件之后公开否认自己对布雷维克的思想有任何启发，并且拒绝出庭作证。在审判期间写的一份博客帖子中，他声称布雷维克是个疯子。其他反伊斯兰极端分子大抵持同样观点。布雷维克事件使他们面临巨大舆论压力，对此他们的回应是：此人的观点不值得认真对待，他是个疯子，他的所有言论都是胡言乱语。

回到2011年，即便是那些最极端的反伊斯兰分子，都对布雷维克的血腥理论避之唯恐不及。谁能料到，短短不到六年，布雷维克的屠杀理论就获得了一次罪恶的丰收。新西兰枪击案的袭击者声称自己是“圣殿骑士团”的成员，而这次恐袭之后的网络公共舆论更加表明，今天的右翼极端分子已经全面接纳了布雷维克的意识形态，他的追随者甚至不仅只有白人。这粒新自由主义所孕育的癌细胞已经蔓延扩散到资本主义的整个躯体。如何消灭它？人们对此束手无策。

布雷维克不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但精神疾病引发屠杀或许恰恰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