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辱》笔记之三：化解羞辱，远比对抗更重要

从某个角度讲，《羞辱》又是一部法律题材电影，剧情的推进大部分依靠法庭的辩论。仔细推敲一下双方律师的辩护策略，似可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化解羞辱和矛盾实在比胜诉更重要。

影片中，托尼多次强调，他只要一个道歉。托尼和亚希尔都没有想到，上了法庭之后，双方不愿被旁人知道的隐私都被对方律师揭露了出来。先是亚希尔的律师纳丁揭露出托尼妻子此前有两次早产的经历，然后是托尼的律师瓦伊迪揭露出亚希尔此前有过冲动粗暴的前科，再然后瓦伊迪请出证人证明多年前亚希尔把人打成瘫痪的事实，最后是托尼童年遭遇巴勒斯坦武装人员袭击留下的阴影被曝光。

影片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对话。从法庭里出来，亚希尔对他的律师这样说：“您不该这样做，进入他人的私人世界，再将它呈现于公共场所。不能这样做！”律师回答：“那你想怎么做呢？如果他们攻击我们，我们就攻击他们！”

这是典型的律师思维方式。要想胜诉，就必须不断地攻击对方，证明对方有瑕疵，有过错，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为此，很多律师不惜采用“狗仔队”的方式寻找对方的破绽。这种方式让律师变得好斗，变得上纲上线，让案件变得越来越复杂，让当事人变得越来越对立。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事例。

这时，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我们进法庭来干什么？是来解决纠纷，还是来搞臭对方？为了胜诉，我们是不是有些走过头了？黎巴嫩电影《羞辱》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化解羞辱，远比对抗更重要。最后，两位当事人用自己的智慧，解开了这个似乎无人可解的死结。他们的智商，高于盛名之下的律师，高于庙堂之下的总统，高于激进愤怒的社会公众。

写到这里，有一个反思顺理成章：诉讼究竟该以什么为价值追求？胜诉是否就是我们的唯一目标？至少在我看来，中国特色诉讼制度中的调解程序实在极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