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久天长》遗漏的，是对“平庸之恶”做好标记

在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无耻混蛋》（2009）里，有这么一个“刻标识”的桥段。

美军突击队俘获了一名党卫军士兵，布拉德-皮特饰演的奥尔多中尉在完成审讯后，用刀在其前额刻下了“卐”形的纳粹标志。刻字前双方的对话，堪称影片最耐人寻味的部分。

奥尔多：若我们放你一条生路，你回家后会做什么？

俘虏：我想给我母亲一个迟来的拥抱。

奥尔多：你会脱掉这身制服吗？

俘虏：我不但要脱掉，还要烧了它。

奥尔多：我们也不喜欢这身制服，不过我们喜欢像你这样穿着制服的纳粹，认起来比较方便。等你脱了制服，就没人知道你曾为纳粹服务，这样就不好了，所以我要在你身上留点去不掉的东西。

纳粹士兵希望以解甲归田后应允的纯良来换取奥尔多的高抬贵手，而嫉恶如仇的后者最担心的，正是一个前法西斯的走卒、帮凶、刽子手在战争结束后换上一副人畜无害的面具招摇过市，并心安理得地享有安度余生的权利。

使作恶者永远活在恶行的阴影里，才是真正提高了作恶成本。反之，那种一厢情愿、云淡风轻的谅解与翻篇，看似是彰显了人道主义的胸怀，实则是对暴虐的鼓励与纵容。

正义若是总对邪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是“和稀泥，打太极”，搞“将心比心，穷寇莫追”那一套，它便不再值得人们牺牲价值去捍卫。

《无耻混蛋》是虚构的，以极权主义秘密警察为表现对象的《窃听风暴》（2006）也是虚构的，但“纽伦堡审判”是真实的，“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柏林墙判例也是真实的。历史在无数苦难背后留下的教训，是须对体制与人性的合谋进行辩证清算，是永远重视汉娜·阿伦特强调过的——平庸之恶是人类最本质的现实一种。

如果我们真在上述题旨面前理清了思路，便不难理解在《地久天长》这则文艺范本里，前计生干部李海燕身上究竟背负了多少悬而未决的社会学议题。

《地久天长》里横亘在李海燕与刘耀军、王丽云之间的悲剧，的确与更深层的、系统性的恶难脱干系，但作为强制流产事件的执行者，李海燕绝非事后追责一环的“软柿子”。

一个附庸作恶已久、视恶行为常事的施害者，多半不会对受害者的遭遇心生愧疚，更大概率是将自己一以贯之的加害立场，竭力圆成一类恪尽职守的美德。具体到李海燕这里，恐怕提“身不由己”都是多余的，毕竟“身不由己”的无奈从来属于棋子，她哪里会认为自己是“棋子”呢，内心恐怕早以“旗手”自居了。

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言的，“在制造一场巨大的灾难与行使更小的恶行之间，很多人都选择了后者，但随后他们就忘记自己是在作恶，反而以为自己阻止了一场灾难”。

细究李海燕早前态度的强硬，与其说是阻止事故，毋宁说是担忧仕途，是害怕这家人给自己添麻烦。刘耀军与王丽云的“二胎”在李海燕的意识中，恐怕是不能算作活物的，而是一颗亟待拆除的定时炸弹。

刘家“绝后”的因果脉络，李海燕再清楚不过——自己的儿子无心造成了刘家独子的意外死亡，自己携制度之名扼杀了王丽云腹中的胎儿，且后者因手术创伤丧失了生育能力，既是如此，她临了那句“我们有钱了，不怕，你们可以生了”又算什么？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却很难在她把自己洗得一清二白的道歉中品出多少悔意。

在我的理解中，李海燕那摇晃半生的负疚情结，不来自于道德上的深刻自省，而是源于她无力遮掩自私后累积而成的心症。如果道歉仅仅是为了寻求原谅、获得解脱，它便无异于鳄鱼的泪滴，便形同一道目的明确的危机公关。《地久天长》赋予李海燕的解题思路，是把错误都甩给时代和体制，自己再钻进受害者的口袋，待年光过尽，马上相逢，一欢而散。

同样都是私德方面余额不足，与昆汀电影里被头刻“卐”字的纳粹俘虏相比，李海燕身上只是少了那道彰明较著的印章。

电影中有处细节，或许可以构成对李海燕时常发挥“恶的主观能动性”的佐证：美玉在跳舞时放了一首与“又红又专”的旋律差异甚大的英文歌，李海燕都能恶狠狠地、手脚并用地威胁对方关掉。那时的她，又哪里把音乐品味不同的美玉当朋友了？又哪里认同切歌权上的众生平等了？她不过是在滥施一个计生干部的号令，不过是在扩大化地理解一个模范先进面对普通群众的特权。

李海燕在精神文明的“小处”体现出的狭隘、专横，恰与她在计划生育的“大节”施展的野蛮、恶毒一脉相承。这样一种人性，放到极端的战争情景中去，不待主官一声令下，她都能自己拎把军刀参加杀人竞赛。

所以，我无法因李海燕的辩解与死亡，自动放弃对这个虚构人物的憎恶立场，也无法认同《地久天长》对于道德重压的疏解模式——它在人性幽暗地带过早的班师回朝，无疑将更有价值的反思力道自断手脚。毕竟在李海燕的信仰中，从未有过“人”的位置，它对应的只是一个个抽象的民族、集体、主义与阶级，只是一场场波澜壮阔的运动所必不可少的献祭。祭坛之下那微弱的参与感，才是李海燕们苟活于世的养料。

从这个意义上看，对平庸之恶参与者的穷追猛打，本质上是批判制度之弊前不可或缺的铺垫。这就是影评人梅雪风提出的问题——“体制也是由人组成的，如果每个人都那么无辜，那么体制的恶又是怎么来的呢？”

在对这两种相互作用、互为表里的恶行的追问中，对李海燕式忏悔的全盘接受，无疑构成“坏制度把人变成鬼”的同义。在这个注定功亏一篑的论证过程中，“性善论”的人造前提必然会滋生幼稚的二元论，也必然会引发更为隐蔽和含混的不诚实。

我以为，这类无事无补的失真与草率，可以是一部艺术作品虎头蛇尾的收场，却不应再是一个文明社会盖棺定论的立场。

鲁舒天，专栏作家、影评人，在秦朔朋友圈、《腾讯·大家》、《经济观察报》等媒体设有专栏。本文为澎湃·湃客“众声”栏目独家首发稿件，任何媒体及个人不得未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