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背心”运动还在继续：政治精英的傲慢与普通民众的愤怒

从2018年11月爆发至今，黄背心运动还在持续。最新消息是，法国当局已出动军队，并允许士兵在感受到威胁时向示威者开火。据统计，这几个月因镇压而受伤的人数，比自1968年5月以来几十年的总和还要多。法国当局在示威爆发后不久便做出了让步的姿态，运动肇因燃料税加征被推迟而最终则完全取消。然而，基本福利待遇没有提高，团结财富税也没有恢复。它没有帮助最不稳定的群体，同时还放过了各色企业和特权者，还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加深赤字，使政府进一步削减了公共服务。马克龙在1月宣布举行的持续三个月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全国大辩论”，企图以“法兰西民主精神”浇灭黄背心示威者的怒火。然而，引导辩论的四个主题和八十二个问题都是总统事先决定好的，如公民自决，恢复团结财富税，提升人们购买力的举措等对于黄背心抗议者而言重要的议题，已被事先排除。有些问题设置则有明显的分裂公众意图，比如围绕着难民与政教分离的议题。这一切都激起了示威者的持续不满。近日，发表于《新左评论》的《AN IMPROBABLE MOVEMENT?》一文，系统性地讨论了黄背心运动所展露出的法国政治精英的傲慢、新自由主义经济对处于其边缘人群的剥夺、示威者的社会经济处境、代议制民主的失败和群众运动的力量。中译版首发于安雯蒂的知乎专栏，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2018年11月22日，黄背心抗议活动爆发后的第五天，全法约有2000条道路和环形交通枢纽设起了街垒，在主要城市里，约280000名示威者涌上了街道，而此时此刻，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却正在爱丽舍宫隆重欢迎《世界报》的记者们。当然，马克龙并没有打算告诉记者他对这次非同寻常的爆发的剖析，而是带他们四下参观总统府，参观最近刚以大成本翻新的豪华宴会厅。他告诉他们说，“法兰西第一名媛”布里吉特是该项目的总监，他还夸赞了她的独特口味，因为她挑选了一条在奥比松皇家制造厂织造的价值30万欧元的地毯。他宣称，“国正逢多事之秋，当务之急乃扩大投资”，况且爱丽舍宫干系着法兰西的面子，故扩大在宫殿上的花销更为重中之重。[1]马克龙认为，法国革命处决路易十六这一事件可以说是法国人民永久的创伤，于是乎填补这一因国王的肉身的消失而腾出的空间也就是他的使命，但显而易见的是，如今法兰西国族(nation)的当务之急已经同其国家(state)元首的当务之急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民调显示，一开始有75％的法国公民支持黄背心运动——我们理当把这一脱节称作路易十六时刻，马克龙的言辞足以同1789年7月14日路易十六写下的那条简明纪录相比拟：“今日无事。” 然而就在当天，法兰西叫、巴士底举、波旁一去，可怜焦土。

行政部门根本没有评估黄背心动员的规模，更没有评估其背后积累的不满情绪。他们觉得这场反乱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徒劳无功的抗议。马克龙登基以来两年对人民的赫赫战功：一再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也未能阻止他修改劳工法、大改国铁运营和削减养老金，使得法国当局相信它能安然渡过这场新来的骚乱。巴黎觉得黄背心的主要怨气不过反映了些细枝末节：每升柴油的燃料税增加6.5美分和每升汽油2.9美分，计划于2019年1月1日起正式开始执行，然而政府很快在2018年就干起了类似的增税勾当。碳排放税的既定目的是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这一生态议题上姿态旨在消除因环境部长Nicolas Hulot辞职而产生的负面印象。Nicolas Hulot受到人们的爱戴，他声称自己辞职是因为政府在绿色问题上缺乏政治意愿，故而十分沮丧。

总统及其部长们觉得示威者的力量很弱小，也没有什么动员起来反抗他们的实力，也就最终拒绝听从示威者的说辞。马克龙反而试图指控他们为“令人发指的暴民”、“当代的布热德分子”——他提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民粹主义反税运动者，他说这些人的辞说的主题是反智、仇外、反犹的。他声称，黄背心运动的发言人要对“犹太人、外国人还有同性恋者”下手，而马克龙在此处确实是在搬弄是非了，该运动自发起以来，一直拒绝任何人自封为其代表。[2]内政部长Christophe Castaner给黄背心活动者打上了“煽动性极右分子”的标签 ——尽管黄背心坚决拒绝同任何政党来往——并将他们比作塔利班，他的理由是，12月16日，黄背心在沙泰勒罗的一个环形交通枢纽破坏了一个花哨的雕塑（多半是无意的），其后有人点燃了一个街垒以妨碍企图清理道路的警察。[3]

说实话，没几个政治家或评论家能预料到会发生这种骚乱，也没人能在黄背心刚打下牢固的根基时就对这些骚乱做出阐释——尽管就此问题涌出了许些文章。一个无领导的、经常是只牵涉到相当小的抗议群体的草根运动是如何能独占国家新闻，乃至吸引到全世界人更广泛的注意力，并动摇了一个曾于2017年以压倒性的胜利上洛的政府的根基的呢？雅克·朗西埃提到，要是说，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面对他们以为不可接受的情况时会动员起来，我们也同样理解不了为什么其他人在类似的甚至更糟境况下却没有任何行动。[4]黄背心运动最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其大多数支持者此前从未参与过任何示威游行活动，此刻也拒绝接受任何同政治的或工会的隶属关系。因此，这一现象要么是史无前例的，要么它就同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和意大利的五星运动那般变化不定，我们在阐释这一特殊事件时，万万须谨慎行事。

纡尊降贵

有评论员嘲弄黄背心一开始的不满，可他们无视了反对加增燃料税有着更深层的意义这一事实，黄背心的不满的根源在于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迁，而最近的措施只是加剧了该情况。[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不平等逐渐恶化，可就算提高的速度并不相同，只要生活水平还在继续提高，人们也就还颇能忍受。但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占人口40%的低收入人群的财入已大为减少。贫困化魔咒主要落在了那些早已是最弱势群体的人身上，而弱势群体里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的人却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住房、能源、保险和学校餐费成本的增速却超过了整体通胀增率。诸多趋势使最为底层的民众不得不削减预算，以至于不能满足他们的其他需求。

与此同时，租金和房价正在稳步上涨，特别是大城市的地租一路飙升，这迫使越来越多囊中羞涩的人进一步搬离城市中心，可城中心却也正是许多人工作的地方。城外的穷乡僻壤的公共交通仍然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故而有一辆汽车人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燃料成本的飙升大大损害了家庭预算。在农村地区，问题则更为尖锐。农村公共服务的萎缩——邮局没有、火车站没有、医院没有、学校也没有，迫使人们只有驱车到更大的城镇，才能接触到任何类型的便利设施。因此，燃料的增税对于只占其预算一小部分的社会特权阶层影响不大，而它却对远离城市的人造成了真正的经济负担。据估计，碳排放税对低收入的10%人口的影响，要比对高收入的10%的人口高出4倍，可前者产生的污染却要比后者少得多！此外，汽车行业本身却免于这一征赋。除了这些不公正外，柴油车司机认为对他们的车辆额外加税是极为不公平的，因为政府几十年来一直鼓励使用该种类型的发动机，以至到今天，法国超过60％的私人车辆都安装了柴油机——主要都在低收入司机所有的旧车上。政府发言人Benjamin Griveaux嘲弄他们为典型的红脖子，故而“吸大烟的柴油车司机”完全有理由穿上黄色战袍。[6]显然，巴黎的评论家要么是雇别人开车，要么就是用优步和地铁慢行城市，他们要在乡间别墅度过周末时光时，别墅车库里停放的又是混合动力汽车，可见他们很难理解那种俗不可耐的担忧——红脖子们为燃油价格上涨几美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在斤斤计较个啥呢！

当局一致共有并公开表达了这种轻蔑的态度，他们认为抗议者是“蠢货、野蛮人、暴徒、法西斯、反动派、俗人”——国家高官David Gilbaud是这么说的，他这话又引用了他同事的语言——强化了被忽视阶级的社会降级感。[7]总统本人已经多次在公开场合做出了各种各样贬低的或居高临下的公共干预：驳斥他的批评者为“懒鬼和愤世嫉俗者”;将被屠宰场开除的妇女描述为“多半是文盲”；他比对“成功的人和什么都不是的人”；惋惜“我们正将过多的预算投入到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上”;他还对一个年轻的求职者说“我过条马路就能找到你能做的工作”；而关于黄背心，他评论说，“我们必须让那些受苦的人自己去承担责任，因为只有一些人会表现良好，其他人却只是混混”。[8]他的这些煽动性言论未曾从集体记忆中抹去，尽管他在12月10日的电视讲话中做了个迟来的忏悔。这可能足以解释，为什么1月的民调显示，68％的法国人认为马克龙傲慢自大，是第五共和国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法国总统，且只有23％的人对他有正面看法。[9]正如历史学家Gérard Noiriel所说，“群众斗争几乎总要涉及到对肉食者蔑视人民的做法的谴责，而黄背心也无外乎对这一规则的证实。”[10]

但马克龙口头上的傲慢并不是他支持率大幅下降的唯一原因。对于抗议者来说，不仅仅是他的言论，就连他的行动，都能表现出他对抗议者状况的蔑视与冷漠。他新当选总统走马上任放的第一把火，就毫无疑问地展现了他的政治取向。在商业领袖的欢声歌颂中，这位前罗斯柴尔德的银行家取消了团结财富税，代之以对此前一直当作金融资产而免税的房地产征赋，并削减公司税和雇主编制缴费。相反，为了平衡国家预算，住房福利、家庭津贴和养老金都削减了。毫不奇怪，马克龙很快赢得了“富人总统”的称号。他出台这些政策的理由依赖于陈腐的涓滴理论，根据该理论，对富人和企业减税可以刺激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并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但这并不能说服大多数人，他们认识到，他们当初因这个男人声称自己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左派而投票给他，俾之上台，但他实际上却是一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马克龙并没有像他在大选期间所承诺的那样，使政治世界恢复活力，却似乎只是在新瓶装旧酒而已。[11]这可能就是为什么黄背心马上就能获得如此非凡的公众支持的原因，尽管它干扰到了许多人的日常生活。虽然说在任何一天，街头抗议者的数量都很少超过10万，但在民意调查中大多数法兰西人对黄背心表示同情，他们应该是请抗议者代为示威了。

无身份的政治客体

但是，将黄背心的抗议称之为运动是合理的吗？其抗议活动的许多特征与运动不符，我们尤其要思考的是它是如何在2018年的最后几周动员起来的。首先，这不是一次协调一致的示威，而是一场自发的起义。邻居和朋友间商议一致，上街铺设路障。他们直到行动的最后一刻才选定场地，通过社交媒体将之发布，以举行简易的抗议活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会去乞求当局的许可，因为当局早已摆好架势宣布这些集会是非法的，继而会对参与集会的所有人都施以逮捕。其次，他们的队伍中没有脱颖而出的领导者或发言人。那些与当局建立联系或接受谈话节目邀请的人马上会受到人们的批评，有时甚至收到威胁。第三，参与者并不统一于单一的口号或程序。尽管某些特别是在税务司法方面的主题反复出现，但最常听到的口号还是反对马克龙本人，这证实了人们对总统不满的总体情绪。这种非常规的动员至少部分地源自马克龙将“中间主体”边缘化的策略：传统政党在民意调查中受到压制，可国民阵线却不在此列；工会在劳动改革过程中被抛弃；而总统直接无视了任何非政府组织。马克龙本着他对主权的崇高理解，希望将“人民”作为他唯一的对话者。然而，在与选民的蜜月期结束后，他发现如今只剩下28％的人宣称他们信任总统——有关机构的年度民意调查中有史以来得分最低——马克龙大失颜面、意志瘫痪。[12]

反对党和工会也因这种特殊的动员，因其模糊的社会基础，因其不同寻常的做法和不明确的目标而颇为不安——尤其是因为黄背心令它们自己不那么有效的反对政府政策的行动方式声名扫地。政客们犹豫不决，因为当局和主流媒体将这一抗议浪潮污蔑为暴力的、无法控制的、趋于极右的。但他们不愿支援黄背心，更是因为抗议者强烈反对任何将他们的斗争变为政治工具的企图。让-吕克·梅朗雄的不屈法国最为公开地支持黄背心，而玛丽娜·勒庞的国民联盟则以更为谨慎、也许更为有效的方式表示声援。有关2019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意图的预投票结果表明，后者从危机中获得的收益要远远超过前者，而不屈法国的支持者已大大减少。与此同时，支持马克龙的硬核人士依然稳固。[13]主要的工会表示，他们理解黄背心的愤怒，也和他们一样担忧购买力的下降，可在有关减税的吁请上，他们却显得更加谨慎，因为税收是再分配的主要工具。然而，在有的地方，比如马赛，工会会员加入了抗议者行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同黄背心有很多共同之处。

公众人物对黄背心感到不适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难以理解抗议者究竟是谁。毫无疑问，动员采取的特殊形式令分析其社会人口构成的做法困难重重。然而，通过社交媒体和民意调查，人们也在环形交通枢纽就地进行了研究。[14]迄今为止，记者和社会学家在全国各地收集到的观察结果确实表明了黄背心的某些一般性特征。首先，黄背心是一个非常异质的群体。大多数人没有过参与社会运动、有组织的劳工团体或政党的经验。其次，黄背心是由各色男女组成的（女性的参与度非常高，占运动的45％）——领养老金的人和还在工作的人、手工业者和小生意人、护士和保安，学生和失业者。大多数拥护者来自上层的劳动阶级或下层的中等阶级，他们因收入日益受税收提高和开销增加的挤压的共同经验而聚集在一起。第三，大多数人居住在遥远的城郊和人口稀少的农村，故而饱尝被国家所遗弃之辛涩感。人们经常用“法兰西边缘”这一词来表征他们，因而我们应该看出这一表达对那些占据着政治、社会和空间边缘的人而言的多义意义——或者说他们自己认为自己占据了这一边缘身份。社会学家Serge Paugam认为，黄背心运动表现了抗衡精英的“社会蔑视”的来自“不可接触者的报复”。[15]

但地理学家Hervé Le Bras指出，与普遍看法相反，该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同极右派的票仓分布完全不同。而黄背心也没有聚集在最为贫困的地区。[16]值得注意的是，塞纳-圣但尼是法国最贫困的省，有着大量移民人口，可该省既没有道路封锁也没有街头示威。这一现象确实颇为矛盾，而这也是黄马甲最明显却又最不被人注意的特征之一：它不包括最弱势的社会分子。这些行政上被称为“困难社区”或“城市敏感区”的社会经济和种族隔离最为明显的住房计划区的居民，与之前在骚乱中的主导作用相反，这次并没有出现于动员之中。他们大多数是非洲人后裔，其失业率和贫困率最高。许多家庭没有汽车。政府对他们所在区域的公共服务的投入非常微薄，他们往往只能遇见执法人员而不是社会工作者，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在被警察镇压时才能碰上国家。其学校长期缺乏教师。在接受采访时，他们宣称，他们并不真正认同白人占主导的运动。虽然他们没有表示对抗议活动的反对，但他们认为，黄背心似乎正在重蹈非裔法国人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的苦难，而这颇为讽刺：社会边缘化、经济困难和警察暴力——这些施加于非裔法国人身上的边缘化过程似乎到现在都没有人关心。[17]

群众力量

虽然反叛表达了各种各样的不满，但黄背心的抗议程式也有着两大较为固定的主题：社会正义和再造民主。[18]第一个主题主要针对的是税收，黄背心觉得最近的税法变化完全不公平。呼声最大的需求是恢复对富人开征团结税。而购买力问题也很重要，这方面转写成议题则为要求增加最低工资和最低养老金。有趣的是，黄背心的话语使这一社会问题从传统的对贫困的关注转移到有关不平等的更具爆炸性的讨论。例如，他们提出了一个更为进步的税收制度，要求取消前总统的终身福利，改革法国的教育系统，使每个班级最多有25名学生，以提升其与其他国家相比极为糟糕的表现。他们还声援最弱势的群体。抗议者最终在1月份汇编了42个要求，其中一个就是要实现“零个无家可归者”（作为马克龙在当选之前的承诺之一），另一个则要求政府对寻求庇护者提供更好的待遇，包括安全、住房、食物和教育等方面的改善。大多数抗议者并未对移民表现出任何敌意，这与与法国总统的含沙射影完全相反，也反证了意大利内政部长Matteo Salvini对黄背心的希望，后者保证会给黄背心以支持。相反，他们呼吁“真正的融合政治”。当然，这一自我的立场定位并不排除少数参与者对极右翼势力的同情。

另一方面，黄背心毫无保留地谴责法国代议制民主的缺点。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只有不到25％的参与率，而议会连一名工人阶级代表都没有——工人占人民的20％，行政人员和立法部门却都谈不上能很好地代表人民。此外，在过去的两年里，第五共和国的总统制外壳也变得形式上颇为极端，马克龙总是要实施他的“朱庇特风略”，即绕过议会自己决定一切，驳回所有调解。[19]为了反对这种寡头的、主权者只用师长式范畴——向他们解释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治理——来思考他与人民的关系的治理形式，黄背心提出了无领导式集会、平等主义辩论和团结实践。他们最重要的提案是建立全民商讨会，即在没有总统或议会干预的前提下，就公民提出的议题进行全民投票，参照了瑞士和意大利的做法。他们还要求将总统的任期从五年延长到七年，故而议员选举不必紧挨着新一任国家元首的产生，而原来的五年制任期实际上确保了国民议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属于总统所在的政党，并且温顺地遵从他的指令。对于黄背心来说，类似的宪法变更将有助于国家机构“听到人民的歌唱”。当然，许多左翼人士长期以来更为激进，他们迫切要求第六共和国。

黄背心的异质性，他们需求的多样性，尤其是他们在公众舆论方面的成功，最终地使政府方面作出一些不稳定的、矛盾的反应。我们尤其要注意三个时间段。最初，尽管总统本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沉默，但其政府坚持其政策，他们巴望着圣诞假期一来，动员就会逐渐消失。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宣布不会提高最低工资，因为这与减征公司税务的做法不连贯，而燃料税的加征仍要挪用环境保护之名。一些人担心到了“月底(la fin du mois)”，他们留下的东西是否足够糊口，一些人则更关心“世界末日(la fin du monde)”，政府假设这两群人存在着竞争，而政府将站在后者那一边，可这不过是些空洞修辞的回响！因为马克龙在杀虫剂、核电站和采掘工业问题上，采用的都是些会使环境保护倒退的政策。

然后，随着抗议活动的继续，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派也有一些政客开始呼吁减轻原来的不屑一顾的态度，故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让步，对社会不平等和经济稳定也产生了某种暧昧的影响。燃料税加征被推迟而最终则完全取消。最低工资由国家出资偿付特殊保险费来筹集，而非由雇主来支付，从而将成本转嫁给纳税人。加班费不再要纳税交费，这同与薪酬处于最低水平的员工无关，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来付收入税。最低收入的退休人员免征新的附加费，但养老金首次不再同通货膨胀指数相勾连，这会使其实际的价格下降。基本福利待遇没有提高，团结财富税也没有恢复。马克龙将这一系列措施当作一个主要的“社会转向”呈献给我们，但它一没有帮助最不稳定的群体，同时还放过了各色企业和特权者，还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加深赤字，使政府进一步削减了公共服务。

最后，1月13日，面对持续的骚乱，总统宣布举行一场持续三个月并向所有人开放的“全国大辩论”，企图绕开黄背心并遏制其势头。虽然马克龙的这一举措表明，他已从执政第一年的垂直风格转变为更为横向的治理模式，但许多迹象表明，总统已经操纵了整个论辩过程，因为引导辩论的四个主题和八十二个问题都是事先决定好的。[20]它们部分对应于已经着手实施的改革——例如，减少议员和参议员的数量——而它们的形式规划也已经预先规定好了可能的回答：“为了减少税收和减少债务，我们首先要削减哪几项公共支出？” 一些黄背心认为至关重要的主题：公民自决，恢复团结财富税，提升人们购买力的举措等，已被先验地排除。有些问题设置则有明显的分而治之的意图，尽管这些问题同抗议者的要求没有任何关系。关于政教分离(laïcité)的问题尤其如此，因为政教分离只是延续了国家将穆斯林少数民族视为眼中钉的做法：“你们对巩固法国国家同宗教关系中的世俗主义原则有什么建议？”，还有移民，这迎合了保守派共和党的兴趣：“你希望议会制定一个关于移民的年度配额吗？” 两位部长控制了论辩的组织，而分析论辩所产生信息的框架则是不透明的。国家公共论辩委员会曾被要求对这一进程作出监督，以确保其透明度和中立性，可是他们的提案并未得到尊重，于是他们决定退出。委员会主席Chantal Jouanno批评论辩缺乏公正性，充满家长式导向。在1月21日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人对马克龙的倡议持积极态度，但有62％的人认为政府不会把这一论辩当回事。同情黄背心的人则更为普遍地持有该悲观态度——79％。[21]

压迫之国度

虽然对马克龙和爱德华·菲利普所做的三角测量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但有一个因素自骚乱开始以来一直保持未变：要对抗议者采取极为严厉的镇压措施。根据犯罪学家Fabien Jobard的说法，这几个月因镇压而受伤的人数，比自1968年5月以来几十年的总和还要多。[22]这两个月，警察武器造成的伤亡比过去十年都要多。在没有内政部长公布的数据的情况下，反对国家暴力同盟给出的不完全伤亡统计表明，在1月的第一周，有111人受重伤，这一点已为独立记者David Dufresne所证实。[23]Flash-Ball橡胶弹发射器和Sting-Ball榴弹这两种防暴装置造成了大部分伤亡，而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未曾使用过这些装置。一名八十岁老太被手榴弹击中身亡。三人因橡胶弹射击而昏迷。有四个人被打断了手。十八人失明。受害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头部被击中，导致脑部受伤，而原则上，这类武器只能瞄准躯干和四肢。有一名战地记者，他曾报道过波斯尼亚、阿富汗、利比亚、乍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国的诸多战事，此前从未受伤，这次竟然在巴黎首次挂彩了！事实上，包括记者在内的任何拍摄示威游行场面的人，都会受到警察的“特殊关照”。

1月15日，Christophe Castaner宣称他“从未听说过任何警察或宪兵攻击黄背心的事情”。[24]他的矢口否认表明，政府将全力支持执法人员，而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武力手段。五天后，批评者指出“国家撒谎”，政府发言人面临压力，终于承认，国家警务监察局的调查结果显示，前后共有81次警官暴力行为被登记在案。然而，警察不同寻常的野蛮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普通探员的心理动机，因为这正是近来的国家政策演变的结果。2015年巴黎恐袭发生后，奥朗德宣布法国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于2017年11月1日正式结束，而在10月30日，马克龙于议会投票通过了一项新的安保法。[25]这部安保法所包括的大部分措施，此前都仅适用于紧急状态，而新安保法尤其扩展了警察的特权，强化了许可制度以禁止示威游行。最初以反恐行动为自己正名的权力如今已成为警方干预乃至控制抗议活动的惯常形式。他们要在建筑物屋顶上安排狙击手（这点已被警察工会证实），他们拥有突击步枪并使用可致肢体伤残的武器。凡为例外者，皆成新常态。

暴力之景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抗议活动的前六周，国家和国际媒体在如何看待伤亡人员这一问题上，一致保持了沉默。他们未曾报道警察的暴力行为；他们死盯着“乌合之众(crowd)”的暴力不放。电视广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发生在香榭丽舍大街的破坏和抢劫景象。报纸头版把被焚的路障的夜景高高挂起，而社论则着力描述无秩序与混乱。在1月5日的示威活动中，媒体拍到一名前拳击冠军击打警察的场景，警察龟缩在盾牌后面并只受了轻伤。可这却成了好几天的头条，引发了政府、警察工会和媒体专家的愤慨。媒体并未提到，在同一天，有七个人遭到了警察的严重迫害，导致脑部受伤、面部受创或失明。大多数媒体之所以在报道上如此有倾向性，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他们过分依赖当局给出的官方事件版本；有些人则要揣摩他们报社经营者的意思，这些报社老板往往与政府有关系；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只是对黄背心感到蔑视；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一些能够吸引观众的故事和图像。

社会学家Laurent Mucchielli写道，“暴力会产生惊讶/迷狂/排斥性效应，从而阻碍思考”。[26]就此而言，骇人听闻的镜头和危言耸听的叙述可能会使公众忘记，几十年来，法国抗议活动的共同特点正是暴力团体或个人的出场；他们还忘记了的是，从前的农民动乱烧毁了公共建筑，却并未引起如此强烈抗议。某些黄背心的集会招致了暴力事件，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可是，在12月1日巴黎抗议活动期间，人们更乐于激情谴责黄背心对凯旋门的破坏，而不是马赛市中心一栋破旧建筑倒塌带来的八人死亡， 12月2日，当地居民和黄背心展开了和平示威，以抗议穷人无法摆脱恶劣的住房条件的现实——这就好像是在说，施于国家纪念物的涂鸦“暴力”要比主权当局的致命疏忽的暴力来得更为可耻。马克龙用判决定罪式的口吻宣称，有十人因路障而死亡，但他实际上指的是因车辆试图穿过或绕过路障造成的交通事故而不幸受害的人！

媒体紧盯着少数抗议者和渗透到其队伍内部的骚乱者的暴力行为，同时无视警察的暴行，从而尽职尽责地为事件的官方口径的出台以及针对抗议活动的暴力治安战的正名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12月5日，政府宣称抗议者准备袭击首都，并进行“毁灭与杀戮”。 一名黄马甲参与者沮丧地在Facebook的电视直播上倾诉：“巴黎歌剧院附近只有成千上万平心静气的黄背心，可你，你会展示这些图像吗？”黄背心对大多数媒体的亲政府倾向及他们的偏见颇为不满，因故，他们经常在抗议活动中表现出对记者的敌意，有时甚至会袭击他们，他们宁愿依赖社交媒体和其他新闻网站，尽管其中既有有用的信息，也有fake news。

讽刺的是，正是受群众指控，不遗余力地诋毁黄背心并歪曲他们的抗议活动的媒体助了黄背心一臂之力，为他们的运动添注了宣传的酸素。如果媒体没有从一开始就对他们进行广泛报道，他们也不太可能获得如此特别的公众关注。毕竟，近年来其他的活动动员人们走上街头，却没有引起太大的公众兴趣，从表面上看，抗议燃料税加征并不是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话题。黄背心不同以往之处在于，他们提供了暴力的景观。这是另一个需要加以强调的悖论。正是描绘抗议者的负面形象地的图像和叙述，助他们成为了全世界的焦点，这绝不是单纯的出于运气。故意选择象征性场所和纪念物，以之为群众表演的舞台。由于在12月1日的第三次示威时涌现的破坏和抢劫主要发生在法国有名的首都，抗议从而成为了全球现象，各种政治光谱都对此表达了支持性评价，从右翼的萨尔维尼到左翼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它还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类似的动员，从比利时一直到台湾，甚至在埃及，一名律师因张贴自己身穿黄背心的照片而被送进了监狱。法国政府现在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件事，即大多数人虽然不赞成所谓“群氓”的过分行为，但还是对动员保持同情。人们似乎认为，抗议者的身体暴力是对社会的结构性暴力的一种可理解的，不妨说它是正当的回应。

感知与不定

因为黄背心动员才开始不久，我们也很难得出关于其意义和未来的明确结论。尽管经常有人觉得该运动自成一体，可事实上，过去十年发生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的动员也恰可与之相较。毫无疑问它们有相似之处：针对购买力下降和代议制民主功能失调的愤慨；抗议者的社会政治异质性，既有不稳定的工人也有新近转入激进的人，尤其是女性；占领公共空间和利用社交媒体；至少在运动的早期阶段缺乏领导者和正式结构。然而，有两个因素可能会使法国的案例与众不同：人们对总统的愤怒，他已经成为了傲慢专制的新自由主义的象征；以及法国历史上反对社会国家(social state)的斗争，而这仍然是集体想象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确认这些假设。但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颇有底气的，即黄背心的动员构成了一场事件（这个范畴有深刻的意义），这一时刻为前后相继的事物的线性进程划下了暂时的断裂。对社会不公正和民主实践的质疑当然不是新鲜事，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质疑却引起了广大民众（至少广义上的工人阶级）的共鸣。它在学术界也产生了有趣的影响。很少有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会如此迅速地对动荡的事件做出回应，因为这需要冒投射自己的欲望和期望的风险，却有助于集体活力。运动开始仅仅两个月，主要出版商就已将三本由多名作者共同撰写的著作付梓。[27]知识界的泡腾可谓是一个信号。

因此，社会各界争论的激增也是如此。并非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保守派对黄背心不屑一顾或颇感怀疑，而大多数进步人士则对他们解放业已瘫痪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可能性颇为着迷，纵然他们也已经意识到了运动中的张力和矛盾。可以认为，黄背心声称自己为人民并挑战精英的合法性的做法，是将自己置于民粹主义传统中。 然而，民粹主义并非一体同心的。尚无人知晓这一运动的形式是否会演变得愈发清晰，但它至少提醒了法国的政客们，这世上存在着一类已经从他们的词典中消失的群体：群众阶级。

[1] Louis Nadau,“那时马克龙夫妇接受了《世界报》的采访……他们要说的也就是爱丽舍宫的装修”, Marianne, 5 December 2018.

[2] Emmanuel Macron, ‘Mes voeux 2019 aux Français’, 31 December 2018.

[3] “黄背心：Castaner将对雕像纵火的人，比作破坏大佛的塔利班”, LCI, 18 December 2018.

[4] Jacques Rancière, ‘Les vertus de l’inexplicable—à propos des “gilets jaunes”’, AOC, 8 January 2019.

[5] Xavier Molénat, Guillaume Duval and Vincent Grimault, ‘Inégalités: Les cinq fractures françaises’, Alternatives économiques, 21 December 2018.

[6] Jean-Michel Bretonnier, ‘Environnement: Cette France qui roule au diesel et fume des clopes’, La Voix du Nord, 30 October 2018.

[7] David Guilbaud, ‘“Égoïstes, imbéciles, illuminés, poujadistes, vulgaires”: les Gilets Jaunes vus depuis une certaine haute fonction publique’, AOC, 19 December 2018.

[8] Cyril Brioulet, ‘Maladresse ou arrogance: les dix phrases choc d’Emmanuel Macron’, La Dépêche, 17 September 2018.

[9] Ipsos Public Affairs, ‘Le baromètre de l’action politique’, 16 January 2019.

[10] Gérard Noiriel, ‘Les “gilets jaunes” replacent la question sociale au centre du jeu politique’, Le Monde, 27 November 2018.

[11] Didier Fassin, ‘Sure looks a lot like conservatism’, London Review of Books, 5 July 2018.

[12] Madani Cheurfa and Flora Chanvril, ‘2009–19: la crise de la confiance politique’,Baromètre de la confiance politique, SciencesPo Cevipof, January 2019.

[13] Ifop, ‘L’intention de vote à l’élection européenne de mai 2019’, 16 January 2019.

[14] Benoît Coquard and Eric Aeschimann, ‘Des femmes, des abstentionnistes, des bandes de copains . . . Un sociologue raconte les gilets jaunes’, BibliObs, 1 December 2018; Collectif, ‘Qui sont vraiment les “gilets jaunes”? Les résultats d’une étude sociologique’, Le Monde, 26 January 2019; Luc Rouban, ‘Les “gilets jaunes”, une transition populiste de droite’, The Conversation, 28 January 2019.

[15] Serge Paugam, ‘Face au mépris social, la revanche des invisibles’, AOC, 7 December 2018.

[16] Pascal Riché, ‘La carte des “gilets jaunes” n’est pas celle que vous croyez’,L’Obs, 21 November 2018.

[17] Éric Marliere, ‘Les “gilets jaunes”, vus par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 Slate, 9 January 2019.

[18] Jérémie Chayet, ‘Liste des 42 revendications des gilets jaunes’, Mediapart, 2 December 2018.

[19] Hélène Combis, ‘“Président jupitérien”: comment Macron comptait régner sur l’Olympe (avant les Gilets jaunes)’, France Culture, 11 December 2018.

[20] Lucas Mediavilla, ‘Grand Débat: les 82 questions soumises aux Français sur Internet’, Les Échos, 16 January 2019.

[21] OpinionWay, ‘Pour 67% des Français, le Grand débat national est “une bonne chose”’, LCI, 22 January 2019.

[22] Fabien Jobard, ‘Face aux “gilets jaunes”, l’action répressive est d’une ampleur considérable’, Le Monde, 20 December 2018.

[23] Désarmons-les, ‘Recensement provisoire des blessé-es des manifestations du mois de novembre-décembre 2018’, 4 January 2019.

[24] Anthony Berthelier, ‘Ces gilets jaunes furieux de la petite phrase de Castaner sur les violences policières’, HuffPost, 15 January 2019.

[25] Paul Cassia, ‘Sortie de l’état d’urgence temporaire, entrée dans l’état d’urgence permanent’, Mediapart, 31 October 2017.

[26] Laurent Mucchielli, ‘Comment analyser sociologiquement la colère des Gilets Jaunes?’, Mediapart, 4 December 2018.

[27]Joseph Confavreux, ed., Le fond de l’air est jaune: Comprendre une révolte inédite, Paris 2019; Collectif, ‘Gilets jaunes’: hypothèses sur un mouvement, Paris 2019; Collectif, Gilets jaunes: Des clés pour comprendre, Paris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