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少时不健康，长大地位低？

近年来大众对阶层固化的焦虑屡见诸报端，“天价学区房”“兴趣班比拼”“父母辅导作业被气晕”等现象都反映了教育焦虑已逐渐弥散至社会各个阶层。公众与学者也日益认识到孩子早期生活条件和环境对其未来发展和能否成功的重要影响。学者Fogel和Grotte在一篇回顾1700年以来西方世界的健康与人类发展的文章中指出，“通过母亲以及婴幼儿和儿童时期经历的研究发现，一代人的营养和健康会影响下一代人的体魄、健康和寿命。同时，更好的健康和长寿使下一代人工作更努力并工作更长时间，从而创造更多的资源和财富，进而用于支持再下一代人的成功。”

经济学家Heckman（2007）提出劳动者的收入主要由其个人能力（包括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和健康）决定，并指出童年期健康通过影响成年后健康、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形成，进而影响成年期劳动力供给和劳动效率，决定其社会经济地位。国内外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儿童期健康状况差会降低其教育水平，导致慢性病早发，最终影响就业和收入。多个研究以中国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为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这一时期出身的孩子受大饥荒影响往往营养不足、早期健康较差，与饥荒前和饥荒后出生的同期群比较，这些孩子成年后身高更矮、文盲率更高、就业率更低、收入更低，男性结婚更晚，女性的配偶教育水平也更低。

早期健康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存在两个核心影响路径，一是早期健康影响认知发展和教育获得，从而影响职业和收入；二是通过成年后健康状况影响其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首先，贫困导致的营养不良会妨碍儿童的认知发展。Noble等人的研究证明家庭条件会影响儿童大脑皮层的发育水平，尤其是和语言、阅读、执行功能和空间技巧等认知能力相关的区域。而认知发展的落后无疑会导致儿童学业成绩偏低、学校参与度和辍学等一系列问题。难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必然制约这些孩子未来的求职和收入水平。

其次，健康的影响贯穿人的一生。英国的医学社会学家马默特指出，早期状况影响成年后罹患疾病的风险存在三种途径。一是潜伏期模式，即在某个关键时期发生的事对随后生活中的疾病风险有长期的影响；二是累积模式，人的一生中都存在优势或劣势的逐渐累积；三是路径模式，起点影响终点，而到达何处又会影响个体的健康。成年人健康不佳往往限制其职业选择和晋升，甚至因病致贫。

本研究利用清华大学2012年“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调查数据考察早期健康状况对个体当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样本覆盖了除青海、西藏和海南以外的所有28个省（市、自治区）的147个区县中的500个村居。30-60周岁之间的样本量为8256。在删除存在相关变量缺失值的个案后，分析样本量为6726，删除个案占18.53%。

本研究询问了被访者早期营养卫生状况，14岁之前是否因食物不够而挨饿（从来没有、偶尔、经常）、14岁时吃鱼肉和奶制品等蛋白质的频率（至少每周1次、至少每月1次、几乎没有）、14岁时饮用水的主要来源（集中供水系统的自来水/购买瓶装水、井水/泉水、蓄水池/雨水/河水/溪水/池塘/湖水及其他），14岁时使用什么样的厕所（冲洗式马桶、非冲洗式马桶、其他形式，指院里或家畜圈、池塘或鱼塘、海/湖/溪/河/沟等）。前两个指标是营养状况，后两者是卫生状况。

此外，我们还尝试以成年后的身高做为早期健康的一个操作化指标。身高除了遗传外，主要受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营养和疾病影响，因此在无法获得早期健康直接测量时，成年身高往往被研究用来作为代理变量。由下图可知，成年人中年龄越小，身高均值越高；而城市个体的身高均值一直比农村均值高2cm左右。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营养卫生对于身高存在显著影响，而不仅仅来自基因遗传。

上面三个图分别展现了早期挨饿经历、蛋白质摄入、饮用水来源、厕所样式对个体接受教育的年限、第一份工作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目前工作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工作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进行测量，一般来说分数越高，该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图中的每个条形柱代表了一个群体的教育或社会经济地位均值，条形柱上标出了具体数值。蓝色、红色和绿色的条形柱分别代表营养卫生状况较好、居中和较差的群体。三个图都基本呈现阶梯状，说明儿童青少年时期从不或较少挨饿、蛋白质摄入频率较高、饮用水和厕所等卫生状况良好的个体，成年后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都更高。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早期营养卫生的效应可能也包含了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直接影响。为了尽量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并梳理清楚早期健康的影响路径，我们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该模型可以较好的厘清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通过健康、教育等途径影响个体目前的职业地位（现职ISEI）。

研究发现，（1）家庭背景对子女目前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中，大约有3/4是通过影响子女的教育和第一份工作发挥作用的，1/4通过影响子女的早期营养卫生和健康发挥作用。（2）有趣的是本研究还发现，早期营养卫生对第一份工作的获得无明显作用，但对当前工作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有显著影响。这表明随着生命历程的展开，早期健康对成年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逐渐增大。这一滞后影响的原因乃是个体成人初期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好，之后便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分化。这颇契合马默特所总结的潜伏期模式，个体初入劳动力市场时，早期健康的影响隐而不彰，而随着年齿日增，早期健康的影响逐渐凸显。

因此，笔者认为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更加重视早期健康在分层过程中的作用，而不能仅仅聚焦于教育，否则有可能导致谴责“受害者”现象。倘若底层家庭的孩子早期健康状况差，影响其发育和认知发展，即使获得了与优势阶层子女同等的入学机会，也往往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此时，社会往往会把失败归咎于个人特征，如智商、努力程度等，这显然不利于缓解“阶层固化”和提升社会公平。

虽然中国的扶贫攻坚已取得巨大成就，但近年对甘肃、陕西的贫困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仍有不少孩子存在微量元素缺乏、贫血、感染寄生虫疾病、近视但不戴眼镜等问题。这些孩子的未来着实令人忧心。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儿童早期健康遭受的冲击对未来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破坏性影响是永恒或不可补救的，很多政策措施可以弥补这些负面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代际健康传递存在地区异质性，如印尼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代际健康关联度较低，而澳洲发达的社会保护制度消除了母亲精神健康状况对儿童青少年健康状况的影响。

在“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口号甚嚣尘上的中国社会，如何有效降低早期健康不平等不仅有利于提升未来劳动力的素质和生产效率，也可一定程度上减缓“阶层固化”现象。

首先，实行“营养补给计划”（如“营养午餐”）对于较低阶层的孕妇与儿童很有必要，提升弱势群体子女的早期营养摄入有利于降低未来的教育和社会不平等。其次，如何提高弱势群体和较低阶层家庭的卫生状况和卫生习惯也是重要的干预措施。第三，仅仅提高贫困儿童的医疗服务是不够的，更需要改善整个家庭的状况。英国知名的经济学家阿特金森（Atkinson）在《不平等，我们能做什么》一书中就提出，应该在不考虑家庭就业状态和经济条件的情况下为所有儿童提供津贴补助，包括现金转移和儿童救助服务等实物福利。这不仅能提升儿童健康和发展状况，也能避免其被“污名化”，贴上贫困儿童的标签。第四，健康问题并不仅限于贫困家庭，我们需要避免儿童营养过度摄入问题，随着经济条件的提升，儿童肥胖现象凸显，这一健康问题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校园参与度等发展变量。“少年强则中国强”，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认知、非认知能力发展，我们的下一代才能肩负自我实现和兴家强国的重任。

（作者洪岩璧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精明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和本研究相关参考文献可参见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1期的论文《早期健康与阶层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