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史记》中的汉承秦制

既然不修改秦朝的正朔，刘邦如何确立开朝之正？张苍认为，“高祖十月始至霸上”，以为霸上奠定了除秦的事业，所以不顾秦朝也是“以十月为岁首”，认定剪除暴秦的汉家正朔与秦朝的正朔一样。显然，这一论断非但没有揭露出反秦事业为历史带来的新生，却恰恰展示了秦、汉两朝之间的连续性。

电视剧《楚汉传奇》中陈道明饰演的刘邦（文图无关）

一、秦汉同德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朝以土德自居，司马迁《史记》特意申说黄帝的土德德性，作为汉朝的模范，是五德终始循环中的第一次循环（从土德到土德），既然黄帝之德是第一轮土德（元德）在人间世的绽开，那么，担纲第二轮土德的汉朝是否意味着纪元的再次开启（“时间开始了”）？史迁这样书写，就同时还保留了对汉朝德性评判的可能，以黄帝土德之先名来贬抑汉朝土德之自命。

但是，问题复杂而有趣的地方在于：太初元年之前，汉朝一直都把本朝德性定位为水德。是水德还是土德的本朝德性定位，基于若干历史问题（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的讨论，最重要的便是前朝（秦朝）能否在五德中居有一德，这直接关系到秦、汉之际的历史书写与德性判定。

嬴政统一六国后，议定君号，取“三皇”之“皇”，采上古五帝之“帝”，称“皇帝”，自以为“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有“五帝不及”之意，可见他自诩为五帝、三王之后天地间截断众流的全新君主。秦朝开启的新局面是“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车轨、律令、衣冠、文字等多方面，一改战国时期多国异制的局面，转向一统之制（《说文解字·序》），至大无外（空间）的帝国就有传诸万世（时间）的热望，因此自号始皇帝，依序排列后世君主。据史迁记述，嬴政即帝位之后，齐人进奏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他旋即采纳，“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史记·封禅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认为秦朝代周而起，是以水克火，应当配享水德；而要为新朝认定德性，既要正当其时，又要恰有其瑞。

今秦变周德，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

王者异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史记·天官书》）

改朝换代与改德性、易服色都相关，其中改正朔尤为重要，因为历法是与天的沟通，既然是新国朝了，就不能再用老黄历。

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史记·秦始皇本纪》）

既然周秦之变带来了火与水之间的德性变化，秦汉之变就应当迎来水与土之间的德性变化——由秦朝的水德变为汉朝的土德。然而，在汉高祖的立朝时刻，负责历法事宜的计相张苍“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秦朝的自我认定是水德，所以崇尚黑色，张苍此论无疑是说时代没有变，还是水德之时，而且没有改德之瑞，所以秦、汉同德，一切如故。这般德性定位当然会引发一种政治问题：汉家代秦而起却与之同德，这不是否认秦朝在五德中居有一德，而是在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叙事中，否定汉朝作为新朝从而配享新的德性。乍看下来，张苍此论是在开历史倒车，很是悖逆，刘邦手下的这位“老革命”，怎么会在如此重要的国朝德性定位问题上犯下现行反革命的过错？这显得太没有政治觉悟，难道不会遭致朝堂上的攻讦甚至丢掉性命？但他没有受到迫害，因为这恰恰是开朝君主刘邦本人定下的汉朝祖制。

二、汉朝的历史资源

秦朝的德性是水德，刘邦起义举事，推翻秦朝、建立汉朝，“亦自以为获水德”（《史记·历书》），“亦”字一笔恰恰表明，高祖认为汉朝居水德是在延续秦朝的德性，而不是否定秦朝居有一德。历经多年才铲除暴秦，却仍在延续秦朝的德性，汉朝代秦而起不就成了新瓶装旧酒？既然秦朝的德性出了问题，现在改朝换代却不变更德性，那为何还要揭竿而起反对暴秦，秦汉之变的意义究竟何在？史迁深知，汉高祖为本朝确立水德之时就注定无法绕过这一问题，要理解刘邦这样安排汉家德性的原因，便不得不考察汉家立朝的历史资源。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史迁上述所记，说明了汉家立朝经历了三个步骤：

（1）陈涉（？-前208）揭竿而起，最先向秦朝发难，随后建立张楚政权。

（2）项羽是反秦统一战线的实际领袖，反秦起义军剪灭秦朝——具体表现为汉军进入关中，随后撤出，楚军入主，因此可以说是秦、楚之际。

（3）楚汉之争：除灭暴秦之后，起义军阵营经历了五年内战，最后刘邦成功逆转势态，称帝建朝（自以为“功德宜之”，继续称“皇帝”，参见蔡邕，《独断》）。

由上可知，秦、汉鼎革之际的三个阶段都与楚军有关，可见建汉的三个步骤都离不开楚。范增（前277-前204）就曾对项羽的叔父项梁（？-前208）讲明，秦亡六国，楚国最为无辜，所以楚人曾豪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陈涉揭竿而起，率先发难，国号张楚，就是要“复立楚社稷”。陈涉之后，则是楚怀王熊心（？-前206）和项羽扛起了起义军的大旗。

为了尽快推翻暴秦，楚怀王与众将定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史记·项羽本纪》），谁先攻破秦朝国都便可拥立为王，“先入关者，王之”（《史记·高祖本纪》），这里的“王”就是关中王，即秦国旧地的新王（新的秦王）。在项羽的带领下，反秦统一战线中“楚兵冠诸侯”，所以，刘邦先入关中，就立刻做了一篇别有深意的政治宣言：

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史记·高祖本纪》）

这篇政治宣言，遣词造句，立意深刻：

（1）“苦秦久矣”，针对革命对象而言，这么讲是给予革命以历史的正当性论证（告别历史），既然秦政严苛，就理应推翻这座大山。

（2）“吾当王关中”，针对革命统一战线而言，既然先入关中者王是诸侯立“约”所定，那么刘邦称王就理所应当，这么讲是迎接新生的法理论证。

（3）既然有了苦难惨痛的历史背景和政权担纲的法理依据，刘邦就要与秦国的父老豪杰废弃秦法，转而制定临时约法三章，一反秦政严苛的恶习，戒骄戒躁，后人观之，约法三章岂不正是进京赶考的答卷？据史迁所记，秦人大喜，烹羊宰牛，要夹道欢迎刘邦的汉军，刘邦却为军队立下纪律——起义军是庶民的解放者，而不是单纯的填补权力真空，因此要注意不劳民伤财，于是秦人就更欢喜了。

刘邦以临时约法安抚秦国旧地的豪杰，同时准备等待各路诸侯如约认定他为新王，但其势力似乎仍无法与项羽抗衡，约定（义）与权势（力）相纠缠，便有了鸿门宴的故事。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而他本人才是反秦统一战线的领袖，所以很快就“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分裂天下而封王侯”，封刘邦为汉王，“自立为西楚霸王”（《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仍旧分封诸王，是因为“既已秦灭六国为无道而亡之，自无一人可专有天下”（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42页），当时的局面，他虽然是领袖，却也没有绝对超然的地位，不得不继续按照封建制行事。这样一来，到最后，推翻秦朝统治的这场大革命，由反秦的起义军统一战线转向内战，由秦楚之变转为楚汉之争，最后刘邦终止内战，称帝立朝。

刘邦是楚人，起义之义由陈涉率先揭发，起事之事则依靠张楚政权，“建立汉王朝的主要领导者和基本队伍都是从楚国来的”（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所以采用楚制统率众部。因为陈胜有首义之功，所以刘邦夺取政权后仍然关心陈胜的衣冠冢，至司马迁时代都不曾变改：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史记·陈涉世家》）

由起事到建汉，刘邦的立朝资源包括张楚、怀王之楚和西楚。这三种立朝资源都是楚制，《史记》单设《秦楚之际月表》而非“秦汉之际”，足见其重视楚制，亦深知汉朝与楚制的因袭关系。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与《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也非紧贴，中间置有《史记·项羽本纪》（第七），显然是要抬高项羽在历史时间中的政治地位，但更重要的是明示汉家立朝的楚国资源——可惜宋人司马光（1019-1086）主持的《资治通鉴》将项羽从本纪中删除，忽略了这段“短暂的春秋”。《项羽本纪》记述了起义军统一战线联盟反秦，《高祖本纪》则记述了起义军的内战与新国朝的建立。

汉朝所要反对的是原先的暴秦，按照怀王之约，刘邦先入关中，成为秦国新王，日后的汉朝就由此关中之地起兴。所以，据此建立的汉家一朝反倒接续了秦国的传统，这样一来，汉家是反秦而起的新朝，秦制却是它的立朝资源之一。汉朝立朝后就经历了由“从楚制”转而“承秦制”的转变。

三、秦制≠秦政

政制转变的这一重大选择，从定都一事便可窥见一二。鸿门宴数日后，项羽引兵进入秦都咸阳，杀掉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烧秦宫室，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项羽看到秦宫已经毁坏，又以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君主当然要以天下为家（“承运应须宅八荒”，参见李商隐，《题汉祖庙》），而项羽显然缺乏把他乡作故乡的宏大政治眼光，断然没有考虑到“关中阻山河西四塞，地肥饶”（《史记·项羽本纪》），可以作为王兴之地；而刘邦手下的娄敬则回溯古代圣王定都之举，谏言以秦都为汉都。大事不决问张良，张良认为不能定都长安，也不应轻易推翻秦制，转而效仿周制，史迁记载了张良陈列的九条理由（《史记·留侯世家》），其实是说夏、商、周三代之治已经成为过去事，或者终究不过是理想式，这九条理由归结起来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1）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战事甫一结束就将战车改为轩车，“倒置干戈”，盖上虎皮，还将战马放在华山之南不再使用，把牛放在桃林之北不再运送军饷，向天下人呈示不复用兵的决心。今日能做到这番“偃武行文”之举吗？

（2）周武王进入商朝都城后，表彰商容，释放箕子，为比干修墓，而今日对待圣人、贤者和智者能如此致敬吗？

（3）周武王能发放商朝仓库的粮食和鹿台里的钱币，救济贫穷，而今日能做到吗？

（4）商汤攻伐夏桀，封杞地给夏桀的后人；周武王攻伐商纣王，封宋地给商纣王的后人。商汤和周武能这么做，因为他们能够掌控局面，置之死地而不取其性命，给其封地，以示宽仁却不至于使杞、宋两国叛乱而无可奈何。今日重建六国，那么跟随刘邦的“天下游士”得不到“咫尺之地”，必将返还故里；而获得土地的六国后人，也会旋即投靠实力最强的项羽。此处已涉及封建与郡县之辨，然而，“贵族之制去，则主势孤危，在朝皆羁旅之臣，无可信托者”（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7页），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汤武之王，德洽百姓”（《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商汤和周武改朝换代的汤武革命为后世革命提供了榜样，此后的革命者都会被要求与商汤、周武进行对比。张良、娄敬所言，处处古今对比，言下之意，文武皆不如前，奈何今日要效仿商汤、周武？这是要提醒刘邦警惕，不要东施效颦。

立朝资源是一把双刃剑，既能够在起兵反抗时提供合理论证从而聚拢资源，又会在立朝后构成对新朝的限制——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朝，就要兑现革命时期的历史先声。吊诡之处在于，刘邦起而反秦，立朝却汉承秦制。他所反抗的对象反倒成了约束他的历史资源。“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史记·高祖本纪》）。“周尚文”，世道衰微与文教疲敝相伴随，代周而起的秦朝非但不能挽救“文敝”的历史问题，反倒使用法术，火上浇油。固然如柳宗元（773-819）《封建论》所察，秦制不等于秦政，“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政出了问题，只是政策方面的失误或错误，但秦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仍然可以延续，所以汉承秦制未必会复制秦朝的错误，但问题是，既然汉不改德性，则如何避免秦政之失？秦政的历史教训不在于立朝的武力选择，而在于没有着手立教。

立朝之后，刘邦计定功劳，要论功行赏，张良退出评定，萧何就顺位为首功之臣。众将不服，以为自己披坚执锐、战场杀敌，而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不过是耍耍嘴皮子而已，众将刀光剑影中建功立业，他怎么就居有首功了，难道是因为带领大家革命的刘邦其实特别看重文学议论吗？刘邦要安抚人心，当然要出面解惑，原来这些将领虽然战功赫赫，却不过是扑杀走兽的“功狗”，而萧何才是发现敌踪、指示行军路线的“功人”（《史记·萧相国世家》），更重要的是他在楚汉之争时守住了关中，沿袭了秦制，保障了汉家在关中的革命根据地，从而确定了汉家王兴的基业（战国时期，魏文侯去世，武侯即位后任用田文为丞相，将军吴起不服，也有类似对话，参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正可谓“萧相守关成帝业”（陆游，《读史》）。秦朝曾经焚烧《诗》、《书》，文教之迹几近熄灭；汉家立朝之后，陆贾（约前240-前170）却整日读《诗》、《书》，刘邦当然以为徒劳无功。这样看来，虽然新朝建立了，但新君主没有重视文敝的问题，遑论改革。汉高祖建立汉朝却选择汉承秦制，那就是立朝而不立教。秦朝已作为历史的镜鉴摆在那里，智与力皆有限度，如何导民以德？更何况作为汉朝立朝资源之一的张楚政权，其创作者陈胜曾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如此一来“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称孤之心”（《陈亮集·问答上》），国朝将如何维系？

四、立朝之正

立教就是定位并弘扬本朝的德性，确立立朝之正，与制度（君臣关系）和历法（天人交通）的设计息息相关。虽然建立汉朝以来，“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太史公自序》），但终究是汉承秦制，也就意味着汉不改德，具体表现是：

叔孙通最初归顺刘邦时身穿儒服，因此遭致憎恶，于是改穿楚地制式的衣服（《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此后叔孙通为汉朝制作礼仪，“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史记·礼书》）。这一故事，也是汉朝立朝后从遵行楚制转向施行秦制的一个缩影。汉初政制由萧何制定，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他为汉家确定制度，所凭借的正是秦制（《史记·萧相国世家》）。萧何仰仗张苍敲定历法，从秦朝至汉初都用颛顼历。汉朝立朝元年（前202）和文帝后元元年（前163）都调整了历法而未改正朔，直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才开始改正朔。

“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刘邦以平民之身起义，与秦国基于既有的国土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不同——曾有大臣提议秦朝延续周制，继续实行分封制，秦始皇否定该意见；而汉朝立朝者刘邦却与诸侯“共天下”。并不是说刘邦有多么仰慕周制，它有一个重要的权力格局背景：在反秦事业和楚汉之争的过程中，刘邦都没有确立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例如，汉五年（前202），刘邦与淮阴侯韩信和建成侯彭越相约，共击楚军，然而，韩信与彭越最终都没有带兵前来。张良指出“君王能与共分天下”（《史记·项羽本纪》），他们才会前来。所以，立朝之后，刘邦当然担心功臣之间的私下交往，张良深明君心，能够避开立朝后剪灭异姓王的遭遇，端赖于封爵时主动不王而为侯，不做相国而举荐萧何，更是在入关后“杜门不出岁余”。“张良欲浅，故机深无死地；韩信欲深，故其智遂为其欲所蔽，终至丧身。”（阮芝生，《论留侯与三略（下）》，载《食货月刊》（11卷），1981年第3期，第97页）直到汉高祖身后的吕后（前241-前180）时期，才有“高帝定天下”的讲法，因为那时异姓诸侯王已经基本剪灭。

革命立朝时的权力格局，迫使刘邦不能完全执行秦制——用郡县，于是便分封同姓王：“天下初定，骨肉寡少，故广大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在封建与郡县的抉择上，刘邦有心延续秦制建立郡县制，不过一起革命而多是功臣，建汉之初需要稳定人心，于是多封同姓王，郡县与封建交错，实属无可奈何之举；然而在封建诸王和中央之间有诸多郡县作为地理屏障，这一政治地理格局本身便是秦制对周制的矫正。

由上可见，汉朝延续了秦制和秦历，沿袭秦制成了汉家祖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汉高祖重视秦制，所以不仅要定下制度，让人为陈胜守冢，还要让人为秦始皇等人守冢，仅次于陈胜，安排了二十家为秦始皇守冢（《史记·高祖本纪》）。

然而，问题也紧随其后。既然不修改秦朝的正朔，作为开朝君主的刘邦如何确立开朝之正？张苍认为，“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史记·张丞相列传》），以为霸上奠定了除秦的事业，所以不顾秦朝也是“以十月为岁首”，认定剪除暴秦的汉家正朔与秦朝的正朔一样。显然，这一论断非但没有揭露出反秦事业为历史带来的新生，却恰恰展示了秦、汉两朝之间的连续性。

刘邦建汉立朝，关于新朝正统的论证主要有两种：首先是赤帝子斩白帝子的神话（《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夜行，路遇大蛇挡道，拔剑斩蛇。后来有人路过此地，见一老妇哭泣，问所缘由，原来是儿子白帝子化身为蛇，被赤帝子杀死。刘邦闻之窃喜，自以为是赤帝子化身无疑。第二种论证仍然借助秦朝的四帝传说，只不过将自己添为第五帝（《史记·封禅书》）。刘邦曾经设问秦朝祭祀哪些天帝，身旁人作答，曰白、青、黄、赤四帝；而他却以为应该有五帝而非仅仅四帝，众人皆不能对。刘邦于是抛出腹案，自问自答：“待我而具五”，原来第五帝正是他本人，进而立黑帝祠（水德）；纵然成立，刘邦所谓的五帝又与史迁笔下《五帝本纪》之五帝又有小大之别、古今之变了。

秦始皇推演五德，确立的水德是秦朝的德性而非他一人的德性，因此他有“传之二世、三世乃至万世”的渴望；汉高祖虽然为汉朝确立了水德，但不过是秦朝德性的延续而非克服，这一德性定位的缺陷已作用于他本人——既然汉朝德性只是秦朝德性的线性延伸，而汉朝又是代秦而起的，那么他就要在五德说之外为自己寻求立朝神话以正名（justification），不过，无论是赤帝子斩杀白帝子之说，还是祭祀五帝之说，都只是依托于一种神话为开朝君主一人的德性正名，但世袭制可以使子孙世袭君位，却无法使其世袭德性。有汉一朝推翻了暴秦的压迫，却遗留了本朝德性定位的立教问题。

【本文节选自《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史记〉中高祖立朝至武帝立教的大事因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