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中西交往

早期中西交通的出现，是古代东西方各地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张骞之前，四川地区的纺织品和竹木制品，能够从印度辗转贩运到阿富汗地区，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有多少商人、百姓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代价。但是，轴心时代几个大帝国的战争和扩张行动，作为官方行为，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促进东西方道路的双向打通。

*文章节选自《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张国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2）。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联系公众号“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

西域交通与文明汇集

文 | 张国刚

地球上的人类究竟是从非洲走出来的，还是各大洲都有自己的人类起源，在学术界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在国家制度出现之前，人类不需要护照、签证，曾经历过广泛的民族大迁徙。从里海、黑海地区东迁到塔里木盆地讲印欧语的吐火罗人，就是这样的民族大迁徙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支。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克尔木齐文化（克尔木齐在新疆阿勒泰市）与里海、黑海北岸的颜那亚文化（ Yamnaya Culture）具有亲缘关系。后来统治河西走廊地区的具有印欧血统的月氏人（吐火罗人），很可能就是这种自西徂东的文化的传承者。

总之，在遥远的上古时代，远东地区与广袤的西域地区有交通往来。

西域地区的文化汇集

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不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而且，“西域”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还是一个政治概念。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后来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 ·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

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

比较汉唐时代的“西域”概念，可以更好地看出“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从前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则“西域”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以远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具体而言就是中亚的河中地区（ Transoxiana，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

阿姆河，《史记》《汉书》称为沩水，两《唐书》称为乌浒河（当为古希腊语的对音）。锡尔河在汉语史料中称为药杀水（当为古波斯语的对音）。两河地区，处在蒙古草原和南俄草原之间，以费尔干纳盆地、塔什干地区、花剌子模三角洲、叶尼塞河上游、额尔齐斯河上游为中心，是古代游牧民族生活栖息的理想地域。

唐代广义上的西域与汉代狭义上的西域，其政治与军事功能相同，都是作为中原内地的屏藩。在两汉与匈奴的军事斗争中，在唐朝与阿拉伯人的利益冲突中，各个时代的“西域”也确实起到了缓冲作用。唐代广义上的西域概念比汉代的西域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部世界认识的深入而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今天通常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虽然在当地设置都护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

从地理位置看，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将其称为“亚洲腹地”（Innermost Asia），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而斯坦因将此地的性质定义为“阻隔”古代几大文明发生地间的联系。不过，这道天然屏障并未完全隔离周围世界，一些翻越高山的进出口使它既保持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形势免遭彻底同化。

所以，西域地区其实是世界文明的交汇点，两河流域的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而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西域也并没有被这些文化的洪流所吞没，而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形成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特点的独特文化。在这里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同时也可以感受到西域文化的独特性，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北方草原之路

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在丝绸还未成为主要流通商品之前的远古时期就已存在。

草原之路与绿洲之路的出现正是这种交流存在的具体表现，它们可谓“丝绸之路”的前身。先说草原之路。

“草原之路”通常是指始于中国北方，经蒙古高原逾阿尔泰山脉和准噶尔盆地进入中亚北部哈萨克草原，再经里海北岸与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的通道。古代游牧民族经常利用此通道迁徙往来，来自东欧的印欧语系族群斯基泰人（ Scythian），汉代文献中的塞人、大月氏人，在公元前 2000年就是沿此通道由西而东并南下印度，或东北行至阿尔泰地区。

有关商代的文献记载从另一个方向表明了草原之路的存在。商代建立之前，先民的迁移就非常频繁，此后商代国家巩固和领土扩张的过程中，同北方少数民族经常发生战争，促使他们向更北方向迁徙。因此，中国北部边境众多古代民族长期在草原之路一带活动，他们与斯基泰人，共同绘制了草原之路上文明流动的多彩画卷。

考古发现也丰富了草原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往来的史实。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所发现的格拉兹科沃文化（ Glazkovo Culture）墓葬中出土的白玉环，同商代流行的白玉环和白玉璧就有明显联系，形制与商代玉器类似，纹饰也相雷同，都有几圈同心圆刻纹。西伯利亚卡拉苏克文化（ Karasuk Culture，前 1200—前 700）遗址中出土的弯刀、短剑、弓形器、饰物等青铜器及其动物纹饰，也与商代青铜器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因此有学者认为，卡拉苏克青铜文化的出现，是由于中国北方移民将中国青铜器带入叶尼塞河（ Yenisei）流域的结果。这一事件当发生在公元前 1500年前后，即中国的殷商时代。卡拉苏克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鼎、陶鬲亦与安阳文化中这类器物的器形完全相同。

同时，外部世界的一些青铜文化，如伏尔加河（ Volga）和奥格河流域略早于安阳文明的塞伊姆文化（前 14世纪 —前 8世纪）也对中国商代青铜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表现在白玉指环、弯形刀、空錾斧、棱形矛等兵器和工具的外形。塞伊姆文化与安阳文化间的交流媒介应是卡拉苏克文化。不过总体而言，商代青铜文化所达到的高超水平使其对卡拉苏克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它通过卡拉苏克文化所吸收的塞伊姆文化因素。

右：西亚风格的鎏金银胡瓶，北周 宁夏固原李贤墓出土

绿洲之路/ 玉石之路

“绿洲之路”指位于草原之路南部，由分布于大片沙漠和戈壁之中的绿洲城邦国家开拓出的通道，它们由连接各个绿洲的一段段道路和可以通过高山峻岭的一个个山口衔接而成，这条通路逐渐成为欧亚大陆间东西往来的交通干线。据说周穆王西巡就是沿着这一路线出行。虽说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未必真实，但考古发现已将这条线路的出现时间追溯到远早于周穆王的时期。

多年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国中原的玉器至少有七千年的历史，这些出土玉器几乎都属于软玉，而迄今所知中国的软玉产地除台湾花莲丰田地区外，主要是新疆和田。近年在陕西神木发现的石峁文化，石峁古城出土了大量玉器，几乎是一座玉城，其中有相当的玉石来自西方。

《管子》《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文献中对古代中原地区所用之玉多取自和田、昆仑山等地就有不少记载。已出土的安阳殷商玉器则确然以和田玉占绝大多数，使先秦史籍的记载有了物证。公元前5世纪上半期，秦国向西的发展开始停顿，新兴的赵国则征服山西西北部的一些部落，可能同当时势力东达河套的月氏人有了接触，于是阿尔泰山所产玉石源源不断地输入赵国（《史记 ·赵世家》）。和田玉石与阿尔泰玉石流传到中原的通道无疑正是“绿洲之路”，按其先秦时期所输送的重要物品，又可称为“玉石之路”。

早期中西交通的出现，是古代东西方各地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张骞之前，四川地区的纺织品和竹木制品，能够从印度辗转贩运到阿富汗地区，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有多少商人、百姓付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代价。但是，轴心时代几个大帝国的战争和扩张行动，作为官方行为，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促进东西方道路的双向打通。

扩张行动的影响

公元前 550年，居鲁士（ Cyrus）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Darius I）时期（前 521—前 485），波斯帝国的领土东起印度西北和粟特，西至埃及、黑海，东北边疆已和葱岭以西的斯基泰人游牧区接壤。波斯帝国很重视道路的修建与维护，以帝国四个首都为中心，建起一个联络中亚、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的驿道网络。向西的干道中最重要也最长的一条是从古都苏撒（ 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 Ephesus）的“御道”，全长 2400公里，每 20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七日可走完。因此波斯皇帝夸口说，他可在苏撒宫中吃到地中海捕来的鲜鱼，比杨玉环在长安吃到来自涪陵的新鲜荔枝更神速。这种完备的道路网络也延向帝国东部，主要干线起自巴比伦，横贯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市而达位处帝国边陲的大夏（西方文献称巴克特里亚，阿姆河以南之阿富汗北部地区）与西北印度。

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前 336—前 323），欧亚大陆交通网进一步扩大。亚历山大的军队前锋曾到达阿姆河（ Oxus，又名乌浒河）和锡尔河（药杀水）之间的粟特地区。希腊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筑起石头城，据称他在从大夏到埃及的广大东方地盘上建立了以“亚历山大里亚”为名的新城七十余座，经考古核实的已达四十余座，从地中海滨向东蔓延到阿富汗和印度边境。希腊人给中亚地区带来一个希腊化的时代，希腊文化和艺术也因而传入塔里木盆地等新疆地区。在西汉张骞打通西域而建立起从中原经新疆至大夏的商路后，中亚原有道路网中的主要干线便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而即使在此之前，此道路网无疑也为自中原辗转运来的丝织品继续西传提供了便利。

商周至春秋，中原诸国对周边部落的进攻及因此引起的民族迁徙也促进了道路的开拓。周穆王时期曾经一改昭王对西南方向用兵的扩张政策，大规模对西戎鬼方用兵，迫使该族向北方草原方向迁徙。公元前 7世纪后半叶，秦穆公逐九州戎可能是最早对中亚东部产生影响的事件，导致中亚民族大迁徙。西方人笔下的斯基泰人据说就是中文史料中的九州戎，自东北向西南移动，公元前 612年攻破亚述都城，距秦穆公逐九州戎仅十几年。

由此可见，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往，已经因为各种原因而广泛存在，汉武帝派出的张骞使团，只是提供了一个契机，正式揭开其以往不大为外人所知的面纱，并将这条东西文明流动的通道，改由官方出面主导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