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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中心|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怎样损害社会保障制度
【编者按】
本文作者瑞秋·韦斯特(Rachel West)是美国进步中心“从贫困到繁荣项目”研究主管。本文讨论了美国日渐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为害其社会保障制度。
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CAP)创办于2003年,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一家无党派公共政策研究和倡议机构,在诸多经济和社会议题上持自由派立场。其关注领域包括:司法公正、民主与治理、幼儿及少年教育、外交政策与安全、能源与环境、枪支管控、医保、贫困,等。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2019年1月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美国进步中心在“全球顶级智库(美国和非美国)”分类排名中位居第13位。
本文原题“Here’s How Much America’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s Costing Social Security”,由美国进步中心网站2019年2月13日发布。原文附有的超链接酌情保留几处。经授权翻译;有技术性简化和多分段,小标题有调整。
编发该文不代表我们认可其中观点和立场,请读者明察。
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每年都在进一步抛弃普通工薪家庭。图为当地时间2019年3月18日,美国纽约,民众在华尔街举行穷人游行活动,该运动旨在引起人们对贫困、种族主义、住房和医疗等问题的关注。 视觉中国 图第116届国会就任仅几周,民主党接管的众议院已将那条横贯于美国选民的意愿与上一届众议院领导层和特朗普政府近年来施加给他们的政策间的巨大鸿沟暴露无疑。
国会民主党人的一系列大胆议程——例如对富人多征税、实施全民医保以及扩大社会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下称社保——译注)的覆盖面——不仅在进步主义人士那里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是跨越党派界限的。这一强有力的支持,对特朗普及其国会同僚2017年对富人和企业的巨额税收减免、特朗普对《平价医疗法》(ACA)和医疗补助制度的持续破坏性举措,以及特朗普和国会共和党人对社保的持续削减而言,是一记迎头痛击。
也许没有哪一项议题比社保更集中体现了选民的意愿与特朗普及其国会同僚的政策间横贯的鸿沟:绝大多数选民希望政府扩大而非削减这一保障计划的覆盖面。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95%的民主党人和86%的共和党人都倾向于维持或扩大社保的覆盖面。然而,尽管在竞选过程中承诺不会削减社保覆盖面,特朗普总统的2019财政年度预算仍会在未来十年间削减720亿美元的社保开支,这残忍指向了残疾人士。并且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纽约州共和党人)和时任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甚至在他们的2万亿税收减免政策墨迹未干之时便开始坚称,为支付亏空累累的税单,普通美国人理当正视社保的削减。
幸运的是,美国选民终于在要求扩大社保覆盖面且呼声愈发高涨的民主党议员那里找到了支持者。他们的主张与国会领袖和2020年总统竞选人向富人更多征税的愈发猛烈的呼吁完全合拍:将增加福利与一些增加收益的常见方法结合起来,如提高工资税上限,这样拥有更高收入的人士也需要像其他工人一样全年缴纳社保。这是一个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支持的举动,反映出选民和持进步立场的政策制定者的共同愿望:优先考虑普通工人和家庭而不是超级富豪,由此解决这个国家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不仅威胁到工薪家庭的经济安全,令社保提供的适度福利更加严峻,还损害了这一制度的财务前景。本文将更新美国进步中心之前的一些分析,展现不断加剧的不平等自1983年(社保最后一次经历重大改变)以来对这一制度的财务状况造成了多大程度的伤害。
我们首先展示了,包括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以及特朗普总统在内的富裕美国人是如何通过政策制定者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的失败举措获益的。其次,我们展示了,如果政策制定者将工资税的征收保持在针对90%的收入,而不是让富裕的美国人越来越多的收入每年都能逃税,那么到2017年底,社保的退休和残疾联合信托基金将增加1.4万亿美元。最后,我们展示了,如果自1983年以来,工人平均工资增长能与生产力提升同步,而不是他们实际经历的那种可以无视的增长,那么到2017年底,该信托基金的资产将增加5700亿美元。
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第二个情人节
绝大多数在职美国人的每一笔工资都在为社保做贡献。这甚至包括那些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他们每小时挣7.2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并且他们的工资已经10年内没有增加。讽刺的是,政策制定者的选择却是放过那些美国的最高收入者,也就是那些负担社保缴税最轻而易举的人。2019年,他们赚取的超过工资税上限即132900美元的每一美元,都将完全免缴社保工资税。
因此,尽管近几年来,大约94%的工人将其全年收入的全部12.4%用于缴纳社保税(其中一半由工人支付,另一半由雇主支付),美国最高收入者却只支付了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这其中包括特朗普总统:如果他所声称的2016年收入是真实的,那么他只贡献了他收入的0.002%给2016年的社保。换句话说,仅仅因为政策制定者没有要求像他这样的高收入者以与包括领最低工资的美国工人在内的其他人一样的税率缴纳工资税,特朗普囊中就多收了8600万美元。而要弥补他所逃避的贡献,另外需要将近22000名赚取中值工资的工人。
政策制定者为高收入者制定的甜蜜条款意味着最富有的美国人在2019年年初便可以庆祝他们自己的特殊节日。2月18日是百万富翁的情人节,这是美国最后一位百万富翁停止为2019年社保缴税的日子。他们越富有,他们的礼物就越早到达:根据他2016年的收入,特朗普总统在新年刚过40分钟就不再向社保缴税。同样,对特朗普富有的捐赠者圈子和他的“20亿美元内阁” 中的许多人来说,他们花在社保上的时间只能用分钟或天数来衡量。
这一礼物到来之时正值缴税旺季,最富有的美国人将从上一届国会价值2万亿美元的税法中获得第一年的巨额收益。税法手册凸显了暴涨的工资是如何只反映了不平等现象一部分的。除了收入不平等之外,不平等的增长还孕育于财富和资本收入。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财富和资本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而言,财富和资本收入占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
与此同时,在不平等等式的另一边,超过40%的大量普通美国人正努力负担食物、住房、医疗和交通之类基本生活费用。对许多靠薪水度日的工薪家庭来说,作为他们遭遇退休或残疾时的经济安全基础,社保提供的适度福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收入不平等对社保资金的三大危害
对美国工人及其家庭来说,八十多年来,社保为经济安全奠定了基础。2018年,大约有6300万美国人通过这一系统收到退休、残疾或遗属福利。该系统提供的适度福利至关重要,对女性和有色人种的工人来说尤其如此。近几年来,它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和大约80%的残疾工人提供了至少50%的家庭收入。
退休危机日渐逼近,工资收入疲软且最低工资减少,维持基本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成本迅速上涨,——普通美国人的这些遭遇令社保提供的福利在未来几年将变得更加重要。然而,一小部分高收入工人正远远逃离这些苦难和挑战,因为他们的收入与普通工人相比正在不成比例地快速增长。2016年,美国前1%的工人挣得全部收入的13%,他们的家庭平均工资超过60万美元,这相当于后90%的工人收入的将近20倍。
美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每年都在进一步抛弃普通工薪家庭。但如下事实加剧了这一困难状况:当这些工人到达退休年龄或遭遇残疾时,不平等也将损害他们的家庭所依赖的社保的财务前景。以下是不平等破坏社保资金状况的三种主要方式。
首先,普通工人工资增长疲软,抑制了工资税收益。
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工人平均工资的增长就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与生产力提升保持同步。相反,即使有增长也是缓慢的。与此同时,来自产出的收益落入了首席执行官的钱包中,并且成了公司的利润。
普通工人缓慢的工资增长,导致从工资税流入社保信托基金的收益的增长比工资先前增长更快时仍要慢。同时也危及家庭的经济安全并使他们更难于储蓄,这使得一旦工人们到达退休年龄或遭遇残疾时,社保提供的适度福利更加重要。
其次,美国富人收入中有越来越大一部分逃避了缴税。
随着最富裕美国人的薪酬和普通工人薪酬间的差距愈来愈大,总收入中更大的一部分已经集中在了工资税上限之上。任何超过此上限(2019年为132900美元)的收入均免征社保税。这意味着,和薪酬分配更加平等时的收益相比,当薪酬变得更集中在富人手中时,社保收益会受到损害。虽然工资税上限往往逐年上升,因为它与社会保障管理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全国平均工资指数挂钩,但最顶层工人收入的增长速度远快于该指数。因此,2017年只有83.4%的总收入需要缴纳社保工资税,低于1983年(社保最后一次进行重大改革时)的90%(图1)。因此,近年来,大约1.4万亿美元得以逃避社保税。(本段中的数字132900,原文是132000,参照上文表述,疑有笔误,故改。——编注)
由于工资税上限与最顶层富人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高收入者——包括近15万美国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在每年年初就停止为社保缴税,而普通美国工人则全年都在缴税。2019年,最后一位收入正好为100万美元的富翁于2月18日完成缴税,这是开年后的第49天。第三,底层和中间层之间的差距扩大了。
尽管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在今天的经济中普遍存在,有超过40%的美国人在努力负担住房、食品和医疗保健等基本生活费用,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低收入的工人和家庭为害尤甚。这其中包括领取7.25美元联邦最低工资的工人,国会已经十年拒绝提高这一时薪。因此,自2009年以来,一名全年工作、每小时工资7.25美元的全职工人实际上已经因通货膨胀而损失了13330美元,这几乎是一整年的工资。从1979年到2017年,最低收入的10%工人的工资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一个十分之一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都要慢,而且不到中间十分之一工人工资增长速度的一半。最近的研究表明,未能提高联邦最低工资加重了贫困,加剧了低工资工人面临的退休危机,这使得社保提供的福利更加关键。
除了损害工人实现收支平衡的能力,低工资经济的兴起还使得社保的资金状况更为紧张,使得这一计划向工人提供退休福利的成本更高。这是由两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如上所述,社保的工资税是以工资为基础征收的,因此更低的工资和更缓慢的工资增长意味着流入该制度信托基金的资金比工资更高和随着生产力提高而增长时流入的资金要少。第二,由于社保提供的福利是渐进的——这意味着当工人退休或遭遇残疾时,这个福利占低工资工人终身收入的比重要高于高工资工人——那么,当低工资工人的工资停滞不前时,他们的福利会不成比例地上升。换言之,与底层与中间层之间的差距保持不变时相比,当工资税上限之下的不平等扩大时,社保的福利义务将比工资税收益增长得更快。
不平等加剧在多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保?
下面的分析会评估,如果不是因为自1983年(社保最后一次经历重大变革)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加剧,社保的联合信托基金今天会有多大规模。为此,我们修订了两个最先出现在一篇2015年美国进步中心发表的分析中描述过的模拟情形,并更新至2017年即可获得完整数据的最近一年。第一个模拟估算,如果政策制定者在1983年至2017年期间每年都确保90%的收入需要缴纳社保的工资税,而不是将其缩水至83.4%,该信托基金的资产规模将有多大。第二个模拟估算,如果工人的工资自1983年以来以与生产力提升相同的速度增长,而不是以现实中经历的缓慢速度增长,资产将增加多少。这两个模拟代表了对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如何影响社保资金前景的保守评估。
我们估算,如果社保应税工资基数自1983年以来保持在收入的90%,那么该信托基金的资产到2017年底将增加1.4万亿美元。仅此一项,就接近这一制度预期75年资金缺口的11%。此外,我们估算,如果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自1983年以来与生产力提升保持同步,那么到2017年底,这笔基金的资产将增加5700亿美元。
结语
原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终于赶上了美国人对社保强有力的、长期存在的、跨党派的支持。新一届国会中,持有进步主义立场的议员正在留心人民的如是呼吁:既要扩大社保的福利,又要抑制已经伤害到这一制度资金状况的那种毁灭性的不平等。同时,有助于实现诸如提高或取消工资税上限的政策解决方案,同样也在直面公众愈发强烈的诉求,即:向那些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更多的税,以便他们支付他们应付的份额。
作为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曾利用美国人民对社保的压倒性支持,做出不削减这一保障计划的承诺。如果特朗普总统如同对待他对美国那些“被遗忘的男男女女” (“forgotten men and women”) 发出的许多其他誓言那样认真对待他的承诺,特朗普和支持他的那些议员就应倾听美国人民的意见,并一起努力强化社保并扩大社保的覆盖面。
(本文由何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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