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被欧洲遗忘的欧元

【国内】《都挺好》：拒绝 “大团圆”背后的亲密关系变迁

随着《都挺好》这部现象级的电视剧播放进入尾声，抵制“大团圆”结局的声浪也愈发浩大。“编剧千万不要给我大团圆”的呼声长期占据影片豆瓣评论区的首位。以家中强势的家长之死拉开序幕，围绕苏家三个子女如何安顿失去伴侣的苏父，《都挺好》呈现了两个代际、两种性别、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种种复杂冲突与纠葛。重男轻女、啃老、家暴，原生家庭等敏感话题不断戳中观众的痛点，相比起此前《延禧攻略》等热剧的“爽文”式观剧体验，《都挺好》的现实取向引发了更多代入感：如同一枚棱镜，观众多多少少都能从其中照见自己生活经验的面孔。

也正因如此，大众对“大团圆”结局的抵触更值得玩味。“团圆”结局的关键在于剧中女主苏明玉与家人的关系：她是长期家庭暴力的受害者，由于女性身份从未获得真正的父爱与母爱，在下定决心与苏家斩断关系后，苏明玉又因苏母之死再度被拉回原生家庭漩涡。那么，到底是要彻底与苏家决裂，斩断血亲“出走”；还是选择原谅与和解，维系起已经破碎的家庭关系？当剧情的走向愈发投向后者时，舆论的情绪显著地倾向前者。

当然，观众拒绝女主与家庭和解，与《都挺好》在人物与剧情设置上的刻意与“投机”不无关系。张之琪在公众号“GQ报道”发表的《〈都挺好〉：一场过于刻意的代际反动与性别反动》中便提出：号称“现实主义”的《都挺好》内里仍隐含着“爽文”的复仇逻辑——苏明玉走出家庭，完成了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逆袭，即使在被迫卷入家庭漩涡时，已然“成功人士”的她成为这个家矛盾化解的关键。某种意义上，契合国产剧“大女主”形象的苏明玉难以称得上是一个完整、 饱满、有血有肉的人物，而更近乎“一个道德审判者，一个赏罚执行者，一个观众情绪的代言人”；与此相应地，苏家男性（尤其是苏父）因其令人生厌的行动逻辑与明玉鲜明对比，在“受害者-加害人”这一过于鲜明的情节设置中，观众的情绪更易被引向宣泄性的爱与憎对立。

在张之琪眼中，《都挺好》事实上刻意制造了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反动，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反动，这种戏剧化的、复仇性质的反动更近乎现实中的压抑在剧作中补偿式的释放。殊不知看似自立自强、“三观正”的苏明玉始终存在难以克服的性格缺陷，而以“加害者”面貌出现倚老卖老的苏大强同样也是霸道母权的受害者。扁平化的戏剧对立抹消了更复杂混沌的真实人性，也让任何形式的和解都显出几分生硬、强行的意味。

不过，《都挺好》的故事情节固然极端化了某些生活困境，但终归是近年国产电视剧中少有的将当下现实家庭问题摆上屏幕的作品，而观众对“大团圆”的拒斥，固然有剧情设置缺陷的影响，却也反映出青年一代在家庭与亲密关系上某种普遍的冲突：人们愈发察觉到“原生家庭”对个体的创伤和影响，摆脱这些桎梏的愿望也愈发强烈，观众下意识地期望明玉能成为那个斩断家庭关系，从而真正独立出走的女英雄。

冲突背后，是当代中国的家庭伦理的变迁。“探索与争鸣杂志”近日发表的阎云翔《社会自我主义：当代中国的家庭亲密关系是怎样建构起来的》便着力讨论上述问题。阎云翔提出，所谓“孝顺”之“顺”——即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关系——已随着父母权威的衰落，个体意识的觉醒，年轻人权力的增长而丧失基础。与此同时，生活的根本意义已经从祖先身上转移到子孙身上，阎云翔称之为“下行式家庭主义”，即，各种家庭资源向下流动，第三代儿童吸引父母与祖父母的注意，成为家庭的向心力量。换言之，传统家庭倡导以子女的孝顺和自我牺牲促成的祖先和父母的幸福，“下行式家庭主义”则强调长辈为子女提供帮助，促成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如同苏父那般从子女身上索取无条件尊重和服从的行为，只会遭到“为父失职”的责难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家庭文化伸张“权威”并压抑亲密关系，重视家庭作为一个联合体的纪律、等级和效率；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和社会个体化趋势下，无论是配偶间还是代际间对“亲密关系”的需求，诸如爱、关心、支持、理解，正愈发成为家庭关系的维系基础与正当性来源。不难理解，当老大苏明哲以“你跟明成是亲兄妹，都是一家人”为理由劝说遭到二哥苏明成家暴的明玉与二哥和解时，明玉出如此大愤怒：“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苏家人看过！”父母与子女、兄弟与姊妹间的亲属联结本身被赋予的责任与权力关系受到质疑，从未在这个家庭中获得亲密关系的明玉，正强烈地渴望否定传统家庭秩序对自己的约束。

然而，这种约束能够彻底摆脱吗？新旧的碰撞，正是当代人必然面对的处境。“大团圆”结局未必服众，但苏明玉全然决绝地“出走”也难以谈得上现实。正如“新京报书评周刊”作者李静在《〈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一文中的解读：生活不允许幻想，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去想象“现代”和“独立”，即使自立自强如苏明玉，同样需要在成长、工作、婚姻、生育等全部事项中，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再生家庭发生复杂密切乃至相爱相杀的关系。这其中既包含个人疗愈的过程，即个体不断反思、抗争、新建亲密关系；也包含家庭伦理变革的过程，即成员间博弈、和解、调整相处边界。李静认为，新的家庭伦理正在形成，个人与家庭之间展开了新的博弈与平衡，藉由这部话题作品，我们应该反思的正是如何应对家庭生活的新经验——“对大团圆结局说不，是为了强迫我们走出想象力的边界，另寻一条改变现实的新路”。

【国际】被欧洲遗忘的欧元问题

2019年5月的欧盟大选临近，面对法国严峻的社会与政治危机，两年前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为重中之重的欧元区改革问题，却在他3月4日发给“欧盟全体公民”的公开信中彻底消失了。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经济系主任达尼埃·科恩（Daniel Cohen）上周在《新观察家》杂志发表文章分析：为赢得所有成员国选民的支持，的确有必要向“全体公民”发声，然而在经历欧元区预算案压制之后，马克龙已明显将阵地退守到争议较小的边境防御和环境保护问题。

科恩在文章中指出，放弃支持欧元区的抉择源于一个怪现象：据Eurobarometer的民调显示，包括法国在内的不少欧盟国家，国民对欧洲统一货币的依赖和认可度，是对“欧盟”本身的两倍。在这项调查中，当人们被要求给自己依恋欧洲的原因进行排名时，欧元均排在第一、二位，其次才是“可以在欧盟国家自由旅行、学习和工作 ”。不仅是马克龙，强烈反对欧盟委员会紧缩计划的希腊左派领袖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痛恨欧盟的意大利极右翼北方联盟党党魁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法国极右翼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在了解到公众舆论对于欧洲货币的青睐之后，都开始转变策略，对欧元问题避而不谈。

科恩从依附欧元的民意悖论中得出结论：统一货币所带来的货币稳定性值得赞赏，但它同时带来了对利益一致性的错误期待。他援引泰图里（Brice Teinturier）在去年11月经济图书节发布的一份调查，指出“工人和无学历阶层对欧元仍非常警惕，其中85%的人认为它是造成购买力下降的原因。尽管欧元的支持率超过三分之二，但在法国本土经济增长和就业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这一欧洲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即将举行的欧盟选举辩论将仅围绕“边境、移民”等广义上的欧洲议题展开，而一系列涉及欧元区改革的重要议题很可能完全缺席，包括：统一企业税与财产税，对危机国家能提供实际援助的预算，发行债券规避风险的合作能力……以及最必不可少的，由各国财长组建，对抗欧元集团的欧元区议会。科恩认为：“这样的逃避是欧盟委员会及德国默许的，目的是竭力避免27个成员国与19个欧元区国家的隔阂。基于同样的理由，欧元区特别预算已被压缩到最低限度。人们疑心这场围绕货币的争论早已过时，直到下一次危机来临。”

【国际】本土主义、仇恨与社交网络

3月15日，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又译基督城）发生枪击惨案，极端右翼恐怖分子袭击了两座清真寺，造成49人死亡。该案的主要嫌疑人伦顿·塔兰特（Brenton Tarrant）已于16日在当地出庭受审，面临一项谋杀指控，据新西兰媒体报道，他将于4月5日再次出庭，届时还将依据新西兰法律，接受很可能包括恐怖主义罪在内的多项指控。截至上周末，各国主流媒体都对这起严重恐怖袭击事件进行了深度报道，除对受害者表示沉痛哀悼，谴责极端主义暴力行径之外，都进一步反思了案件背后的思想根源与社会成因：白人至上主义思潮在社交网络平台上的病毒式传播。

奥克兰大学艺术学院克里斯·威尔逊博士（Chris Wilson）3月21日在新西兰独立新闻网站《惠林顿新闻室》（Newsroom）发表文章，呼吁新西兰媒体和政界应谨慎宣扬身份归属感，勿助长恐怖分子种族主义和仇外理论在网上传播。

威尔逊博士在文中分析，这位28岁的澳大利亚人塔兰特，自2013年时不时在新西兰居住，经常活跃在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者的网络论坛，发表些笑话赚取点数和声望。在发动袭击前，他在这些论坛上发表了所谓“本土主义（Nativism）宣言”。

文中指出“本土主义”是一种民族主义和排外心理的危险混合体，其主旨是“谋求将某地区归于一个群体控制之下，而该群体自视为该领土的‘一等公民’，尽管他们并非这里的唯一居民，”然而值得讽刺的是，“对新西兰、澳大利亚及其它一些地方的土著原住民来说，白人民族主义者宣称自己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可耻而可笑的，但这正是许多白人民族主义者在后殖民社会给自己的定位。”如今这些人跨越国境，通过社交网络平台相互联系、影响甚至合作，“天主教徒、犹太人、非洲裔美国人、华人，南欧难民过去都曾是他们的‘敌人’，而现在他们主要的攻击目标是穆斯林。”因为他们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保卫国土，而是将斗争上升为种族与文明间的冲突”。

据文章统计，塔兰特的“宣言”中共出现56次“入侵者”一词。“声称社会犯罪率提高，并将其归罪给移民人口是本土主义者常用的种族主义措辞，其目的在于在所谓‘土生土长’的民众心中制造对移民的恐惧”。另类右翼经常鼓吹的新纳粹概念“白人种族灭绝”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塔兰特甚至直接引用法国极右派雷诺·加缪的“大置换”概念作为自己“宣言”的标题。而这些人正是“利用煽动恐惧，来挑起分裂、冲突甚至是本土人民与侨民之间的内战。”

通过回顾自2011年来发生在挪威、加拿大、美国等多地，造成大量死伤恶劣后果的白人民族主义暴力事件，文章警告人们这些事件中的凶手都自称是其前者的崇拜者和模仿犯，“而让这些极端观点更进一步普及的，是那些为了博取人气，取悦某类选民而公开认同此类言论的明星和政客，从‘我们的斯洛伐克’极右派政党创立到希腊的‘金色黎明’，从澳大利亚的‘一个民族’到美国共和党。本土主义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合法性，拥有如此多的拥护者。”文章呼吁脸书、推特和各国的国家媒体应主动承担责任，反对煽动仇恨暴力的言论。“公众人物、政治家、媒体和学者在谈及移民主题时，决不能忽视本土主义的危险。杜绝任何对移民犯罪的夸张报道甚至捏造，否则无异于为白人种族主义者宣扬的暴力复仇赋予合法性。”

法国《世界报》1月21日发表社论《阻止仇恨在社交网络上蔓延》，严厉抨击脸书在控制恐袭直播视频传播上的反应迟缓，呼吁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以防平台“成为仇恨言论的传声筒和共鸣箱”。

文章称恐怖分子塔兰特在进行屠杀的同时实时拍摄，并“厚颜无耻地在脸书上进行死亡直播，吸引数十万网络观众的行为，是一场令人作呕的表演”。从第一个脸书用户举报视频内容，平台用了近半小时才做出反应，扎克伯格小组声称已删除了150万条袭击视频，其中120万条是被截断在平台加载之前，然而此时该视频早已在各种大小平台上病毒式地火速蔓延开来。“这一耻辱揭示了社交网络和视频共享平台在内容控制上的局限性。……这已经不只是教唆窥私癖这样的小问题。可以说平台参与了一次最危险有害的邪教布道。在袭击发生几小时后，大量美国另类右翼、新纳粹和右翼极端分子的拥护者们通过分享视频来庆贺他们的‘新英雄’诞生，甚至有人宣称从这次袭击中获取了新的灵感。”

文章谴责各大网络平台创始人“打着美国互联网以言论自由为核心原则的幌子，不遗余力地助长仇恨言论的传播。” 从最初毫不负责任，到开始逐渐通过自动过滤程序有效控制未成年人网络卖淫，网络巨头们从2016年起将同样的控制措施应用在有关恐怖主义的内容上，然而“基督城的惨剧证明其效果远远不够”，因为“造成失控的主要是这些大型平台固有的内在逻辑：要提升知名度，就必须诉诸情感，不断地煽动义愤情绪，以获得更多的反馈回应，以此来让好的更好，但更多时候是让糟糕的更糟糕。加密式论坛成为小圈子的王国，鼓励人们只和与自己相似的人交流，从而消除禁忌使言论摆脱一切反对意见。很显然，比起适度理性的见解，这样的病毒式传播工具更能有效地传播极端主义思想，这就是极端主义很难在今天的网络生态中根除的原因。”文章提出，目前迫切需要通过有针对性的立法，强制各大网络平台承担责任，以杜绝类似基督城惨剧的利用和滥用再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