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佳择︱燕赵将军与长安节旄——读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

仇鹿鸣先生是八〇后新生代历史学者的代表之一，他自参与修订五代史起，便致力于晚唐五代史的研究。安史乱后的大唐，依陈寅恪、唐长孺等前辈先生的观点，虽未亡国，然却已分裂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世界——以长安为中心的唐皇朝和以卢龙、成德、魏博为代表的胡化的河北政权：这被认为是同一国号下存在的两个面貌迥异的“唐王朝”。长期以来，中晚唐给人留下的刻板印象就是藩镇林立的格局，一如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那幅经典的《元和方镇图》：整个帝国被分割成四十八个方镇，长安所在的京兆地区也只好算作一个稍大一点的藩镇，唐朝天子实际地位与春秋战国的周天子并无二致，礼乐征伐皆出诸侯。

然而，仇先生用大量的碑刻、墓志，参以曾被忽视的传统史料，雄辩地告诉我们：这并非中晚唐的真相所在。中唐以后半独立的河朔三镇，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故而，一旦朝命不久至，节度使统治的合法性就会遭遇危机，另一方面，唐廷又无力彻底收回河北，这就使得二者之间渐渐达成一种默契，河朔故事遂而成型。仇氏此书，很多阐释正是建立在这一“故事”基础之上。

《长安》一书认为，所谓河朔故事，乃是经朝廷、藩镇双方反复试探、博弈之后才形成的政治惯例，而此惯例的应用通常仅限河朔：即唐廷允许三镇节度之父子承袭，但名义上仍须长安批准，唐廷接到节位更替的报告，会任命其为节度留后，而以亲王暂遥领节度，约三月以后正式授其节度使之职。据是书及其所引著述，长安这个“橡皮图章”并非无能作为，对跋扈、篡位、要挟中央的节度使也不是全然听之任之，除却直接征伐这一下策外，至少还有三四种应对方法。

其一，暂不批复其节度之任或者暂不擢升其检校官，如新得位之节度久不获命，下必生乱，乱后新立之节度鉴于前辙，多会主动示朝廷以恭顺。如此不动一刀一枪，即可扩大朝廷的统治范围。

仇先生特别关注到了晚唐时期比较特殊的一个藩镇——归义镇。归义军由沙州土豪张议潮逐走吐蕃后奉朝命建立，言其特殊，因其藩镇属性不明：沙州归义军以归奉中华而得立，创建者张议潮兄弟先后入质朝廷，足见其赤诚恭顺。

然而，河西之瓜沙肃凉诸州全为张氏一己之力收复，故其镇内仍采用河朔故事，节度之任皆由张议潮兄弟二支后嗣担当，而至张淮深继任后，其自立倾向愈加明显，在朝廷眼中恐已非恭顺藩镇，故特采取对付河朔的老办法，对其几度请节之举置若罔闻，同时使翁郜自凉州节度渐向归义属州渗透。仇氏误以为张氏终其一生未得节钺，事实上其于888年即僖宗光启四年终得之，然却只是区区“沙州节度使”，远不是想象中的河西节度使，甚而不是预料中的归义军节度使：故意延迟授命与剥离所属支州郡，同为朝廷削弱地方势力之妙法。这或导致了因非正传（非前任节度亲子）本就立足不稳的张淮深之急速死亡，淮深死后，沙州政局一度陷入了混乱。

当然，仇氏也指出，此一措施并非百试不爽，全无弊端：在朝廷对节度授予采取拖延战术的同时，藩镇亦在厉兵秣马，待朝廷与藩镇彻底撕破脸皮时，其多半早已做好战斗准备，在此事中，朝廷占不到半点便宜。

其二，以犬牙交错之法划定政区，避免藩镇闭门称王。此法早已有之，昔南越王因汉郡楔入岭南而上告汉帝，后武帝恰由此入岭。河朔三镇本为四镇，相卫邢洺等六州为薛嵩领有，后薛嵩弟萼不守而拱手让于魏博田承嗣，田遂盗有相卫洺贝澶等州，而邢磁等州则归朝廷，自此泽潞镇遂领有太行以东，乃合称昭义镇。昭义“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其东直对魏博之治所魏州，北向直对镇冀二镇，深深楔入河朔三镇之中，位极冲要，控邢洺则赵、魏不敢妄动，是故朝廷拒绝昭义行河朔之故事，一战而灭三代世袭之刘氏，因凭此镇可制河朔，反之则恐成为河朔南下东都之桥头堡：以泽州之地势，俯河南如平掌耳。位于三镇西北之易定与其东南之沧景德棣二镇，其作用相同，德棣本成德王承宗之献地，反成控扼河朔之枢纽，德宗时这一举措为元和削平藩镇打下了坚实基础。

晚唐新收河陇地区的辖区划分也鲜明体现了这一原则：原陇右道被析置为三节度，朝廷实际控制的凉州节度西领西州，东得凉、洮、鄯、河等州，而归义镇则领瓜沙伊肃甘等河西州郡与被凉州分割开的兰、岷、廓等州。这样一来，归义军实际上相当于被凉州节度整体包圆，欲不恭顺，其可得乎？

其三则是利用藩镇间之矛盾，以藩镇讨藩镇。如魏博田承嗣与成德李宝臣有旧仇，田承嗣有不臣之心，代宗乃发四面节镇之兵，而以李宝臣为首讨伐之。此术效用有限，因河朔藩镇在世代承袭、对抗唐朝方面是利益一致的，故所征藩镇出工不出力乃至临阵倒戈屡见不鲜。

当然，最具杀伤力的还是金钱赎买政策。此法多见于宪宗元和之世，后未能继。这未必是后代君王不如宪宗英明而有魄力，实是无力为继。这里仇先生一反旧史宪宗明而穆宗昏之陈说，道出穆宗之苦衷，对两朝政治做出公允客观的解读，并于史家所塑造恭谨有礼、深沾儒化的魏博田弘正之虚象背后，爬剔出其本来形象，藉此揭示河朔得而复失的本质原因。

元和中兴的背后实际是一场巨大的烧钱之役，宪宗在位，广纳各地进奉，缗绢纳入内藏库，其中用于军事达五千万匹之巨。其中田弘正归正，宪宗赏其忠，一次即达一百五十万缗。其大量钱绢用以赏军，其目的主要在于“让有自利倾向的藩镇军队体会到忠于朝廷所能获得的回报（远）大于自立于朝廷之外”。藉此邀买人心耳。然而内藏之缗帛有限而军士之欲壑无限，一旦朝廷府库渐枯，满足不了军士需要，军变必会发生，河朔必将重蹈覆辙。后代史家以为若答应颁赐成德的百万贯赏能提早运至，田氏悲剧或可避免，而事实上元和用兵已经使府库空虚，而穆宗即位以来又不吝赏赐宿卫军士，国用空竭，故悲剧发生只是时间问题——魏博等镇后期所谓变易主帅有如儿戏，正是因骄兵欲壑难填，而藩帅不能满足其经济需求。而长安士大夫奢华之风与河北军卒尚武朴质之气之格格不入亦为卢龙等镇军变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综而言之，安史乱后河朔的变易已成既定趋势，无能从根本上扭转，唐廷对付跋扈节度的几手对于中原和御边型藩镇或有收效，然对于河朔，最多能让其回归“旧事”之轨辙，回复到与朝廷之默契状态而已。

因为骄兵骄帅之故，河朔三镇的战斗力中晚唐时已经断崖般下滑，无力复对朝廷构成威胁。与此同时，以平黄巢起家的朱温、李克用等一批新军阀自此崛起，复制了河朔藩帅的老路而变本加厉，虽然卢龙刘仁恭等仍需假“长安本色”，李克用等仍需皇帝的赐姓列籍以获得合法性，钱镠等试图扩大地盘则需要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梁晋岐等之互讨则每云“清君侧”。前人所谓“关东无复唐有，方镇相侵伐者，犹以王室为名”。然而当时天子已彻底失势，故而竟被军阀们劫来劫去，视为奇货可居，后终为朱温彻底篡夺江山。仇先生以为，这些新藩镇“大体通过主帅与军将阶层之间的密切结合，运转高效，驱策麾下士兵作战，不再受到骄兵的困扰，可以放手争雄天下”。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军将多为藩帅（王）义儿，作战实以父驱子，故战斗力恒强。

当朝廷为朱温所控，政治权威彻底扫地之际，也就到了三百年王朝行将结束之刻。回顾大唐的背影，回顾长安与河北百年之恩恩怨怨，分分合合，胡与汉，忠与逆，乃知两者实是相互依存之关系，河北需要朝廷的节旄、朝廷的官爵，而长安则需要河北历年丰厚的进奉，需要幽冀阻挡北方的强胡。当长安政权被终结，河北藩镇也自此衰落，河朔藩帅与新军阀结为同盟，共同对付本镇的骄兵。当骄兵悉被铲除，藩帅也就如同羽翼被翦，只能重归王化，成为中原王朝的恭顺藩镇，而与此同时，南方新受命之藩镇则纷纷自立，不复尊奉中原正朔，自此中国迎来了一个真正四分五裂的新时期——五代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