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樵︱两本《科举》的故事

如果从1904年科举末科甲辰科落幕、1905年被奏议废止计算，科举制作为生命力绵延长达一千三百余年的文官选拔机制，已然告别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百年有余。然而，科举同样作为考试制度的古老幽灵，依然活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噩梦之中。“状元”、“金榜题名”、“名落孙山”这样的词汇，如今虽然被时代赋予了更为宽泛的意义外延，但仍能时不时勾连起国人对那种古老的考试传统感同身受般的历史记忆。

而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虽然只建立过科举制的雏形，在历史上并未有如中国这样完整、完善、历史悠久的科举体系，但进入战后重建时期，日本年轻一代也逐渐开始面对日益严格且无休无止的考试。也难怪日本汉学巨擘宫崎市定（1901-1995）于1963年出版《科举》一书时，略显顽皮地加上了“中国的考试地狱”这一副标题，一来是为了区别其于1946年出版的前作《科举》，二来也顺应了日本国内考试之风日盛的大环境。或许也正是因为东亚人基因里自带着这种对考试爱恨交加的DNA，无论何时觉醒都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成就了宫崎市定这本不乏传奇色彩的学术畅销书。

宫崎市定一生出版过三本书名含有“科举”的著作，以时间为序分别是：1946年秋田屋《科举》（后1987年平凡社东洋文库再版时更名《科举史》，下文统称《科举史》）、1956年东洋史研究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以及1963年中央公论社《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下文统称《科举地狱》）。三本书虽然书名皆含“科举”，却是颇为不同的三本著作：《九品官人法研究》不仅为宫崎带来了日本学士院奖的巨大荣誉，同时也奠定宫崎在日本汉学界无法撼动的地位；相比之下，两本《科举》则显得短小精悍，虽然没有力透纸背的新颖观点，但却无疑是历史科普著作的典范，尤其是《科举地狱》的畅销也为宫崎带来了崇高的社会声望。

一

1938年，军国主义在日本全岛蔓延得无可收拾，内阁直属的国策机构要求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以便在全面占领中国之后可以迅速展开对中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的有效统治，其调查研究的方式和目的，与之前著名的《满铁调查报告》异曲同工。第二年，宫崎市定作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受京大东亚研究所的委托，承接《清朝官制与官吏登用制度》的课题（与安部健夫一起），研究时限为两年。

“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宫崎市定在京大受桑原骘藏、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亲炙，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制度史方面尤为用功，在撰写此课题时，他大量参考了狩野直喜《清朝的制度与文学》的讲义（几十年后此书出版，宫崎还特地为其撰写了导读），终于如期完成研究。宫崎市定的研究报告虽极尽简单易懂之能事，但仍不脱学人色彩，其学究化的研究主旨对于以侵略、占领、统治为目的的日本军部而言毫无实质性帮助，只能被束之高阁。

1944年太平洋战争的战火逐渐逼近日本，日本败局已定。军部面对急迫局势，开始征召那些不符合征兵条件的男性，已然四十四岁的宫崎市定也被应征。在应征日期之前，宫崎市定关心的仍然是学术研究：他急迫地完成着手头的工作，以留下遗稿著述的心态，在之前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完成了《科举史》一书；除了《科举史》，宫崎还在应召前赶完了《清朝国语问题的一面》的论文。在战事紧迫、空袭不断、忍饥挨饿、入伍在即的情况下，宫崎市定仍旧醉心于学术，难怪弟子砺波护感叹他“真是铁石心肠之人。”

书稿完成后，宫崎将其交付位于京都的秋田屋分部（后转至大阪本部），并由荒木敏一校订。1945年3月至6月间，美军出动近百架B-29轰炸机向大阪投掷数千枚燃烧弹，大阪商业区被完全炸毁，秋田屋本部葬身火海，但《科举史》却有幸因藏在金库之中而免于兵燹。更幸运的是，宫崎市定赶在“一亿国民总玉碎”之前，就等来了天皇宣布战败的“玉音”放送，他只跟随部队在爱知、千叶地区转了一圈，便又回到了久违的京都。战后他立即对《科举史》进行校订，终于在1946年出版了这本著作。因为时局艰难，出版社也找不到像样的纸张印刷，只能以劣质的粗纸付梓。

可是好景不长，秋田屋因经营不善破产，根据当时的日本法律，公司剩余的财产归债权人处置。或许在债权人看来，库存的《科举史》不名一文，宫崎市定决定出资收购剩下的存书，并以私人途径出售。宫崎在学界的朋友无疑很给面子，他们纷纷以超出市场价格的“高价”购买此书。宫崎在近半个世纪之后出版的《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五卷》的《自跋》中坦言，自己购买《科举史》库存的“投资”最终全部收了回来，这次投资成功让他信心大增，决定自己投身于学术出版事业，日后名震日本学界的“东洋史研究丛刊”其成立的构想便发轫于此，而“丛刊”的第一本出版物，就是让宫崎市定名满学界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

1960年代，日本学界掀起一股再版作品风潮。同为京大同事的桑原武夫鼓动宫崎市定再版旧作。宫崎市定却决定在三份旧作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花了近两个月完成了一份新稿，并冠以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副标题“中国的科举地狱”，由中央公论社于1963年作为“中公新书第十五册”出版了，即《科举地狱》一书。

令宫崎市定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旧作虽被日本军部认为是无用的学术研究，新作却迅速得到了市场认可，甚至还登上了京大附近书店的畅销书榜单——宫崎直言自己感觉仿佛做梦一般。彼时日本百废待兴，战后重建如火如荼，人口出生率上也迎来了婴儿潮（即“团块世代”），在校学生和年轻人要面对越来越严苛的考试选拔——宫崎此书恰好切中了日本教育体系中的痛点。当然，《科举地狱》的畅销也并非全因为考试这一题材令人着迷，很多日本人将书名中的日文汉字“科挙”认成了“科学”，恰逢那时日本政府也在提倡“科学振兴”的口号，所以很多人阴差阳错也购买了此书。

《科举地狱》的热销让宫崎市定戴上了“科举专家”的帽子，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在内的媒体纷纷结合日本本土的考试热，对这本书作了大量宣传。直到1992年5月，《科举地狱》已再版五十次，总计销量达到了十八万两千册，在韩国甚至还出现了盗版——对畅销小说而言，这一数字毫无亮眼之处；但作为一本学术书，能畅销、长销至斯，也难怪宫崎本人在自跋中都颇为自得。

《科举地狱》的热销也带动了旧版《科举史》的再版。虽然《科举史》在战时写就，成书仓促，印刷也难称精良，但随着宫崎市定其人其书的声望上升，外加出版社秋田屋的倒闭，所以1946年版《科举史》作为绝版书在二手市场上的价格水涨船高。1987年，在平凡社的邀请下，宫崎市定在原书的基础上重新增订再版。

两部《科举》历经的一系列事件堪称波澜壮阔，从一开始研究报告被束之高阁，到1946版《科举史》作为战时遗稿被写就，之后又险遭空袭焚毁，再到出版社倒闭，接着宫崎因回购《科举史》投资成功而创立“东洋史研究丛刊”，然后再到1963版《科举地狱》意外地畅销不衰，1987年《科举史》修订再版……直至1993年1月两部《科举》被编订成一册，被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五卷》。

至此，这两部题材相同、内容各异的著作，跨越近半个世纪硝烟弥漫的阴霾与昭和重建的辉煌，终成完璧。

二

有趣的是，宫崎市定两部《科举》的中译本都将于今年面世。其中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已出版的《科举》，是1963年中公新书版《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的汉译；而后浪出版公司计划在下半年推出的《科举史》则是1946年原版、1987年修订的前作。对照宫崎市定著作在近十年汉译市场上的欣欣向荣，两部《科举》可谓姗姗来迟。

事实上，相比于《九品官人法研究》的精心结撰，以及宫崎市定有关唐宋变革相关的社会经济史论著，《科举》二书无疑只是宫崎在学术工作中的副产品，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两本书除了在科举制度诞生年代问题上有些许新意，并无见解独特的学术观点，其本身更像是挂名为研究的编纂物。但正是因此，《科举》二书脉络极为清晰，并没有被圈定在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学术研究的窠臼中，相反却能提纲挈领而又不失趣味性地将旧时代生员的科举之路娓娓道来。以《科举地狱》为例，宫崎市定先阐述了科举作为统治者对抗贵族制的起源，之后按照考生的“升学路径”，从备考、童生试（即宫崎所谓“学校考试”，含县试、府试、院试、岁试）说起，一路进入正式的科举（乡试、会试、殿试），直到考生高中进士后、正式步入仕途前的朝考。正因为《科举》二书并非是以“问题意识”先行的思路而写作的普及型读物，所以宫崎以轻松但不乏严谨的笔调，以一名生员的“升学”视角写作了本书。

近三十年来中国本土的科举研究成果丰硕，不仅有海量的专著、论文出版，同时还有定期举办科举学会议，作为学科专业刊物的《科举学论丛》自2007年至今每年都能刊布两至三期，厦门大学也建立了以科举学研究为龙头的考试研究中心。但饶是如此，国内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旨在面向大众、深入浅出、精彩权威的科举科普读物。现有的科举通史类著作，虽然体例完备、内容详瞻，但却不脱学术文体——引文繁复、论述抽象，过度偏重于以制度的源流、嬗变为核心的文献考论，令普通读者望而生畏。对科举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绵延一千三百余年、其制度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同时又不乏引人入胜的轶闻掌故的文官选拔流程而言，中文世界鲜有一部权威、通俗、好看的著作（去年出版的《科举：不只是考试》或许是难得的例外）。

而宫崎市定的《科举》则丝毫没有学者架子，他大量引用稗官野史和笔记小说中的科举掌故。这些小说家言式的掌故大都缺乏可信度，一般不被正统的科举史著作所采用。但这些轶闻并非毫无史料价值，在反映科举风俗、考试细节、时人观感方面，这些野史小说中的记载不仅更为鲜活，而且对于读者理解当时考生们的学习安排、考试心态，乃至考场细则，都极有助益。宫崎市定从两方面运用了这些逸闻趣事，一类属趣闻类，旨在增添读者阅读时的兴味，如科场中的因果报应、大字不识的殿试考官、范进中举等等；另一类则是通过大量细节性的描述，反映科举考生的生存状态，比如贡院科场的格局、考生在考场号舍中的艰辛、作弊的器具，等等。尤其是后者，宫崎在书中所呈现作弊工具的照片，使得当时的日本读者大开眼界，很多媒体报道《科举地狱》时，也将重点放在了科场舞弊的图片和讨论上。

虽然《科举》两书的性质是科普而非专著，但这并不意味着宫崎放弃了学术思考。宫崎在其盛年一直都致力于探讨中国官僚制的制度变迁，《科举史》出版之后，他决定顺流而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官人法展开研究。在《九品官人法研究·自跋》中宫崎明言，他在写完《科举史》后，对官僚体系复杂的制度运作产生了很多疑问，尤其是对“官僚队伍的下级劳动者——胥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想就高层官僚和底层胥吏各写一本书，与《科举史》形成“官僚-胥吏-科举”的三部曲。

写作晚于《九品官人法研究》的《科举地狱》，正是在这一学术思路的前提下被重写的。在全书最重要的《对科举的评价》一节中，宫崎有机地将科举制置于不同的政治语境之中，动态性地全面考察了其在历朝历代的得失优劣：科举在隋唐是天子对抗贵族制官僚体系的工具，宋代皇帝则开始直接主持殿试，“天子门生”的出现预示着皇权的集约化，而在明清两代科举因其成为知识分子进入官僚体系的唯一路径而走向巅峰，但却又因官僚队伍的臃肿庞大而步入衰落。在二十世纪中叶科举学方兴未艾之时，宫崎就能以如此长程、动态且超脱于科举制度本体的政治史眼光来分析科举考试制度，确实是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

当然，本书写作时代较早，宫崎市定可参考的文献相对有限，书中也存在着一些常识性错误。如宫崎认为，会试的结果是根据考生三场考试计算平均成绩后决定名次（116页）——这显然是错误的，明清科举在很长时间内，只侧重头场的四书文（即八股文）考试，极度轻视二、三场的论、策，这几乎是明清科场不成文的共识；有时考官甚至懒得批阅考生第三场考试的时务策。又如《科举地狱》认为会试批阅结束后，考官会将前十本考卷奏呈皇上，让后者决定名次、并确定会试录取人数（76页）——宫崎显然将会试与殿试弄混了，所谓“前十本进呈”是殿试的标准流程，会试则一般无需进呈，偶尔进呈也是将优秀的落卷送入内廷供帝王翻看，以让后者博得一个搜遗爱才的贤名；且会试后朝廷还要对考卷进行磨勘，若会试名次由天子定夺，谁若在磨勘过程中真磨出点问题来，岂不是打了当今圣上的脸？此外参看明清实录，录取人数的确定时间有时在会试前，有时在后，并无一定之时。

三

宫崎市定《科举》二书虽在日本民间影响力甚巨，但由于内容太过普及向，对学界并未造成太深远的影响。除1972年《围绕蒙汉关系的蒙元治下的官职——科举复兴的意义的再检讨》和1974年《张溥与其时代》等少数论文中对科举还稍有涉及外，宫崎之后的研究兴趣基本与科举无关了。

虽然学术影响的辐射力有限，但宫崎市定《科举》二书在日本汉学界确有开科举研究风气之先的作用。在宫崎之后，包括荒木敏一、佐伯富、中岛敏等一批学者纷纷出版了各自的科举著作。近二十余年来，平田茂树、高津孝、近藤一城等后一辈学者的科举研究也被渐次译介至国内。但无可否认，宫崎市定之后日本汉学界，仍以“科举与文学”为主轴不断深化着对科举问题的探究。

受宫崎市定影响更深的，其实是美国汉学界。

1976年，流亡美国的德裔汉学家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将《科举地狱》一书翻译成英文。在此之前，美国汉学界只有柯睿格（E. A. Kracke）、何炳棣等少数学者对科举进行过专题研究，此外也只有傅吾康（Wolfgang Frank）一本极为简略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1963）可供参考。

宫崎市定的《科举地狱》直接诱发了北美汉学界对科举问题的新兴趣。此书英译之后，贾志扬（John Chaffee）、艾尔曼（Benjamin Elman）等学者接连对科举展开研究。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贾志扬和艾尔曼都注意到了宫崎市定在《科举地狱》中所提到的大量关于科场因果报应、托梦预言的轶闻。这些“不靠谱”的掌故之前只是作为博君一笑的奇谈，被记录在唐宋元明清人的笔记之中，并未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受《科举地狱》的启发，贾志扬和艾尔曼都对这些轶闻作出了非常精彩的文化史角度的阐释，贾志扬在《荆棘之门：宋代科举社会史》（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台译本名为《宋代科举》）中将科举的托梦预言看作是考生们私人性的祈祷仪式，而艾尔曼则从诸多科举托梦预言的故事中直指明清两代科举考生们内心的焦虑。毫无疑问，他们对科举问题的关注直接受到了宫崎市定《科举地狱》的影响。

四

近二十年来，学术出版欣欣向荣，甚至可谓过度繁荣。而海外汉学研究的译介，在引进了一批极具学术启发意义的经典的同时，也很难避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情况。相比之下，中国本土之外的科举研究因体量较小、质量齐整，反而在引介时保持了整体上乘的质量。比如，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李弘祺等将科举融贯在思想史、教育史中的著作，在科举制度外部重新检视科举的思想史意义和教育史地位。尤其是李弘祺的《学以为己》（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系统探讨了中国传统教育中的教育内容、教育机构（学校、书院）、教育思想，以及隋唐之后教育其最为功利的应试目的——科举。在这个意义上，《学以为己》这部近七百页的大书，可谓是宫崎市定《科举》的最佳拓展读物了。

此外，社科文献出版社·索恩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还将于今明两年接连推出美国汉学家艾尔曼的两部科举名著《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和《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与贤良政治》（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将在“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二辑）”中推出日本学者近藤一城的《宋代科举社会研究》。在学术全球化的今天，科举研究的国别界限已然越来越让人难以觉察。而伴随着国内新一代科举学者（韩策、李林、曹南屏）的崛起，科举已然逐渐超越了科举文学、科举制度、科举宗族/地区等传统研究范畴，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史、文化史领域拓展开去。

当我们回望宫崎市定这两部短小精悍的《科举》，宫崎在平实、洗练的政治制度叙事下所隐含的文化视野，对科举在动态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展现的功能位移和角色转变的深刻洞察，仍有其学术史意义。虽然今天的科举研究在制度细节、文献考订和领域细分上，早已超越了宫崎市定半个世纪以前对科举所作出的提纲挈领式的综述；但对于那些在考试文化中浸染甚深饱受苦难、同时对作为考试之祖的科举感到兴致盎然、却又苦于没有一本简明易读的入门读物的中国人来说，宫崎两部《科举》无疑是不三之选了！

（感谢后浪出版公司历史编辑部不吝分享宫崎市定《科举史》未刊中译本的序跋供我参考。此外还要感谢夏丽丽老师拨冗为我逐字逐句翻译了《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五卷》的《自跋》部分，当然，文中相关部分如有疏漏之处，都是她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