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评论︱日本核武装：中美还管得住吗？

日本核武装问题的缘起

日本核武装问题的产生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相关：一是1964年，中国成功拥有核武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成功，对一味地追随美国对华敌视政策的日本产生了巨大冲击。1964年12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与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的会谈中表示，“如果中国拥有了核武器，从常识看日本也应拥有” 。

二是日本核工业与核技术的发展。在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触发石油危机后，日本致力于寻找替代能源，于是走上了核能源开发之路。日本利用发达的工业技术，很快掌握了核材料的提纯工艺，并储存了大量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钚。

根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日本共在海外和国内储存具有裂变性的工业级钚47.9吨，仅国内储存的10.8吨工业级钚经进一步提纯，就可制造312～520枚原子弹。因此，日本被国际社会称为可随时踏入“拥核国门槛的国家”。

三是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发生剧变，极右翼势力的核武装叫嚣进入主流舆论，甚至诉诸国会进行讨论。极右翼代表人物、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公开提出了具体的核武装构想，宣称，“日本拥有核浓缩技术。建造核浓缩设施大致需要10个月，花费几十亿至百亿日元。因此，短时间内建造核浓缩设施是可能的。如果政府做出决断，日本1年内即可拥有核武器”。他还承认，经过与几位退役自卫官的推算，日本的防卫费“每年只要增加1.5万亿日元（约合150亿美元），就可以满足核导弹、核潜艇等核武器的建设需要”，“可以建造搭载核武器的核潜艇和担负护卫任务的核动力潜艇各4艘，建造3艘航空母舰及配套的舰载机”。

作为世界上唯一受到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国民的心中原本存在很深的“核忌讳”。然而，冷战结束之后，受日本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态的右倾化、朝鲜发展核武器、“中国威胁论”主流化等因素的影响，日本拥核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增强，成为威胁东北亚地区和平、中美战略关系稳定的重大潜在挑战因素。

中美对日核武装的管控

不允许日本核武装，是中国与美国最早形成的共同安全利益之一。早在1965年，美国总统约翰逊在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的会谈中，为打消后者的拥核意图，做出了提供“核保护伞”的承诺。佐藤政府因此制定了“不拥有、不制造、不引入”的“非核三原则”，后又与美国签订紧急时刻允许美国运入核武器的秘密协定。

1971年10月22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周恩来总理首次探讨了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就不允许日本拥有核武器达成了共识。

在会谈中，周恩来总理表示，希望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使日本中立化，日本“因为拥有巨大国力和同盟关系，存在经济发展和军备扩张的可能”。对此，基辛格表示，“对日本不抱任何幻想”，指出，如果日本中立化，“建立独立的国防力量，就会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当前的美日关系实际上在束缚日本，如果美国采取放手政策的话，反而会导致中日关系紧张”。美国当前的对日政策是反对核武装，支持有限再军备“‘核保护伞’是为应对日本的核打击准备的。美国只会为本国动用核武器，而不是为了日本。不过，日本实际上具备迅速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如果日本再度强力扩充军备的话，那就意味着中美传统关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美联合对日）的复活”。因此，可以认为，中美两国在1972年双边关系破冰之时，对于阻止日本发展核武器就形成了较多的共识。

在冷战的中后期，这种共识在实践上表现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美国的“日美同盟瓶盖论”，默许美国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以达到制约日本发展核武器的目的。

冷战时期，美国不允许日本核武装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贯的。早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就规定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分工，即美国提供“核保护伞”与远海作战兵力，日本重点发展反潜能力，负责周边近海通道的保障，与美国海军形成互补。

关于防止日本拥有核武器，美国政府与军方的立场高度一致，出发点则是维持日本的稳定和防止日本再度成为战略威胁。1973年6月27日，美国太平洋部司令诺埃尔•加尔勒（Noel Gayler）与副国务卿肯尼斯•拉什 （Kenneth Rush）就日本在安全保障领域的作用交换意见。加尔勒对日本发展影响力超越美国的防卫力态度慎重，认为“重武装会招致日本秩序混乱”，应该由美国主动提出责任分工和安全保证，引导日本的再军备方向。拉什对此表示认同，指出，“如果不拥有核武器的话，日本的常规军力就不会带来威胁”。

冷战结束后，随着朝核问题的出现和升级，日本国内发展核武器的讨论空前高涨起来。近20多年间，日本媒体中“如今让朝鲜放弃核武装无望，就应该允许日本和韩国拥有核武器”之类的主张不绝于耳，有些主张甚至出自重量级政治人物之口，并且把拥有核武器的战略矛头指向中国。

2002年4月，日本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就扬言，日本一夜间就可以制造数千枚核弹头，以遏制中国的“过度膨胀”。2016年4月1日，安倍政府在以内阁决议形式向国会提交的答辩书中宣称，“日本宪法第九条并未禁止日本发展和拥有核武器”。此前，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还多次公开宣称，“核武器不是‘武器’而是‘弹药’，（日本自卫队）可以提供和运输，可以为运输核导弹和核炸弹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加油”。上述情形表明围绕核武器的发展问题，日本政府在政治决策层面已经把半只脚踏入了核门槛。

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反对日本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日本拥核论的倡导者伊藤贯曾在著作中引述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保罗•加拉（Paul Gallas）在1994年的谈话，“朝鲜的核开发已成为问题，即使以后朝鲜拥有了核武器，美国政府也不允许日本获得自主核遏制能力”，“在东亚地区，不允许日本拥核是美国政府的对日方针。在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支持这个方针”。

事实上，最能印证美国政府上述政策立场的证据就是，在2016年年初，因朝鲜进行氢弹实验，日本国内的核武装讨论升温之际，美国迅速向日本索还此前储藏在日本的331公斤钚。此举被日本媒体评论为“向日本传达不允许核武装的信号”。不仅美国政府如此，很多被日本熟知的美国“知日派”人士，如肯特•吉尔伯特（Kent Gilbert）、迈克尔•约翰（Michael John）等都在核问题上对日本人坚决说“不”。2016年1月，吉尔伯特在与日本右翼政治团体“龙马项目”的代表神谷宗币会谈时，当后者探询“日本核武装的可能性”时，就直言坚决反对，“有核国家反对出现新的核拥有国，这是铁律”。

中国和美国在1971-1972年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对日本拥有核武器实施了事实上的协作管控。这种协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中国一如既往地不明确反对美国向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并为防止朝鲜半岛的核危机触发日本的拥核连锁反应与美国开展合作。2013年3月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关于朝核问题的听证会还披露出另一个情况，即中美两国在讨论朝鲜核问题的同时，还就日本的拥核问题保持着沟通和协调。

在这次听证会上，担任小布什政府副国务卿的罗伯特•约瑟夫(Robert Joseph)在回忆2006年朝核危机时表示，“中国对朝鲜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是在2006年10月，朝鲜强行实施首次核试验之后。这次实验无论对美国还是东亚都产生了巨大冲击。我当时与赖斯国务卿一行首先访问了日本，与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会谈。安倍要求美国再度确认对日本的核保护承诺，并得到了美国的应允。紧接着到访中国。中国首先对美国向日本确认核保护表达感谢之意，并呼应美国的期待，对朝鲜展示了强硬态度”。

另一方面，中国在外交和舆论上与美国密切合作，遏制日本发展核武器的动向。多年来，针对日本政治人物的拥核言论和日本发展核武器的迹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予以批驳和反对，中国的主流媒体也予以高度关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形成“隔空”配合，对于遏制日本右翼的核武装野心发挥了有效的钳制作用。

比如，冷战时期，美国、英国等国曾向日本提供了331公斤的高纯度钚，其中的大部分为武器级。自从2010年起，美国能源部多次向日本索还，均被日本以研究需要为由拒绝。2014年2月，在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举行前夕，奥巴马政府为迫使日本同意交还钚，一方面强烈要求日本于峰会召开前达成归还协议，另一方面诉诸国际舆论对日本施压。

2014年2月17日，中国外交部对日本保有331公斤的武器级核材料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日本以对国际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切实遵守核不扩散义务，尽快归还上述武器级核材料”，并把日本政治人物的拥核言论视为挑战，予以谴责。与此同时，中国的主流媒体纷纷发声，呼吁“日本须尽快交出武器级钚”“中美俄等大国要在核不扩散等大是大非上联起手来，坚决断掉日本社会对离经叛道的任何念想，不留模糊空间”。

2月26日，日本政府最终同意归还上述武器级钚。3月22日，存放于日本的武器级钚终于出港起运，返还至美国能源部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核材料存储仓库。

对此，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秘书长陈凯认为，“日本政府非常不情愿，如果不是美国持续施加压力，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舆论日渐高涨，日本可能还不会做出归还决定”。

日本核武装问题前瞻

日本在核武装问题上的政策导向，既受到中国、美国等国相关立场和政策的影响，更取决于日本决策层对相关利益、风险和代价的判断和权衡。

从中短期来看，促使日本产生核武装企图的因素主要有四个：一是支持其取得政治与军事大国的地位；二是以较低成本对抗“中国威胁”、“朝鲜威胁”；三是追求外交与防卫自主，减轻或摆脱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四是满足国内社会右翼民族主义的正常国家化诉求。

不利于日本实现核武装的主要因素有六个方面：一是拥核会彻底破坏日本在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国家的形象，政治和外交软实力会严重受损；二是导致长期支撑日美同盟的“核保护伞”的支柱瓦解，同盟关系面临重大变局；三是成为现有拥核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核威慑与打击对象；四是拥核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规模地增加包括核弹头、运载工具、配套平台等在内的建设支出；五是作为世界唯一的“原子弹被爆国”，日本在国民情感上有“核禁忌”，对核武器难以接受；六是难以摆脱国土地理与人口方面的安全软肋。日本国土狭窄、处于地震带、人口、高度集中、进行地面核试验几乎不可能，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地质风险极大。拥核后一旦成为他国的核打击对象，日本整个民族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对于发展核武器的利弊风险，日本政府和民间社会曾做过长期的探讨，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认知。主张拥核的田母神俊雄也承认，拥有核武器意味着日本不再能依赖驻日美军而要拥有独立的防卫能力，“必须考虑的是这样做的代价”。军事评论家潮匡人认为，“核武装意味着日本脱离美国的庇护，除了会导致日美同盟解体之外，还意味着日本必须退出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日本会因此面临遭到《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制裁的经济风险，陷入国际孤立的可能性很高”。

应该说，正是认识到上述风险，日本政府才在核武装问题上长期引而不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排除日本走向核武装的可能性。展望未来仍有三个风险因素，可能导致日本现行的核政策发生跃变：一是中日两国走向战略对抗，美国的“核保护伞”失效。2002年，小泽一郎的核武装言论正是以中国军事上“过度膨胀”，日本“变得歇斯底里”为前提的。而且，在冷战后，日本国内对美国“核保护伞”有效性的质疑，一直不绝于耳。二是朝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东北亚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近年来，日本民众一直把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视为紧迫威胁，日本的右翼势力鼓吹拥核，正是以朝鲜发展核武器为借口的。三是美国反对日本拥核的基本立场发生动摇或改变。

随着特朗普政府执政，在日本核武装问题上，美国政府的立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在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多次表示支持日本和韩国发展核武器，主要是为了降低美国‘维持全世界治安’的成本。”

2016年5月24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表示，“已经有那么多国家——中国、巴基斯坦、俄罗斯拥有了核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你难道不希望日本而不是朝鲜拥有核武器么？”当节目主持人提醒特朗普，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都是阻止日本获得核武器时，得到回答却是“也许是时候改变了”。

根据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披露，特朗普政府对待日本核武装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似乎已出现分歧，“一些分析人士(几乎可以肯定包括白宫所有高级顾问)认为，维持和平现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通过在美国的核武器和常规保护伞，为日本和其他国家提供可靠的保护，防止日本和其他国家核武器化。但是，包括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其他人可能认为，东亚的核武器化不是一场失败，而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胜利。中国的地缘政治“野心”将被拥有核武器的日本、韩国甚至台湾地区所遏制。美国可以从朝鲜撤兵并削减国防预算，同时，让盟国为遏制中国付出代价”。

美国国内有关是否应许可日本拥核的争论，并非自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才开始，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存在。2013年3月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曾举行关于朝核问题的听证会，会议的主旨是：现在实际拥有阻止朝鲜拥核的非军事手段者只有中国，而中国最担忧的是日本的核武装。因此，应通过提出日本核武装的可能性，促使中国重视对待朝鲜的核武装。而且，一旦朝鲜作为拥核国家，日本就容易出现核武装动向。美国虽然是核不扩散条约的主导国反对日本拥核，但在朝鲜公然进行核武装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应该重新论证日本拥核的可能性。

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关于上述政策的严重分歧及其影响尚未可知。这既可能是一种利用中国担心一旦朝鲜拥有核武器、日本趁势核武装的心理，通过渲染日本拥核，迫使中国出手对朝鲜施压的策略，也不排除一旦朝鲜拥核，就会调整对日核政策的选项。

但是，展望未来，日本政府已踏入核门槛的那只脚是不会轻易收回的。不同于国力贫弱的朝鲜，日本具备成为军事大国的十足潜力。如果中美两国在日本核武装问题上的管控失败，日本拥有了核武器，就可能导致整个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对于如此严重的后果，中美两国应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沟通。。

结语

日本核武装的可能性问题是对中美关系具有潜在颠覆性影响的问题。导致这个问题失控危险性增大的基本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发展崛起产生的震荡效应。在历史上，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多会导致国际权力和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构、国际秩序的嬗变和短时间的失序，一些地区的安全问题也会因此升温乃至失控。

二是日本基于右翼民族主义的战略自主意识和能力的增强。这种增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意图改变美主日从的日美同盟关系格局。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右翼保守派人士认为，“同盟的缺点就在于限制己方的思考和行动”，“重要的不是一味地追随美国，而应根据自身的意愿决定自身的行动，必须要有根据日本的利益活用日美同盟的视角”。2017年11月，安倍政府主动向美国游说“印太战略”，并得到美国的响应，就是这种战略自主意识的典型表现，也打破了此前美国出战略、日本配合的一贯模式，颇有象征意味。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美战略协调的恐惧和极力阻挠。2008年，中美“G2”概念的提出曾使日本惶恐不安。2017年，中国“围绕朝核问题的交易”同样被日本右翼保守势力视为噩梦，叫嚣要“寻回独立不羁的日本精神”。从日本的政策实践来看，安倍在二次执政后，升级钓鱼岛问题，也明显存在捆绑美国、离间中美关系的战略意图。

三是美国对华战略自信的削弱和对日战略的放纵。为平衡中国国力、军力和国际影响的增强，美国基于战略平衡的考虑，挖掘、利用一切战略砝码和资源，以日制华是其主要选项之一。从某种意义而言，美国的对华战略自信的强弱与对日本军事大国化和制衡中国政策的放纵程度是存在一定反比关系的。

基于上述因素的变化，中国未来与美国实现战略协调和默契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中国将更多地依靠自身的资源、力量及其战略运用。简而言之，冷战时期中美合作协调的一些机制遗产正在逐渐失效，崛起的中国正面临如何更有效地维护国际秩序、重构地区框架的双重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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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中美关系中的涉日安全问题探究，刊于《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4期。作者段廷志，系海军指挥学院教授。“澎湃”经授权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