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扎尔巴耶夫时代落幕”言之过早

3月19日，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总统职位，并提出由哈萨克斯坦上议院议长托卡耶夫暂时代理行使总统职权，直到新总统当选。作为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执政近30年的“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辞职虽略显突然，但却又合乎逻辑。

首先，辞职是精心策划的主动抉择。事实上，临近耄耋之年的纳扎尔巴耶夫近年来频频发出有意主动“让位”的信号。2015年，纳扎尔巴耶夫任命其长女达利加·纳扎尔巴耶娃担任哈政府副总理，曾引发外界对于政权交接的广泛关注。去年6月，哈议长托卡耶夫曾向媒体表示，“不相信纳扎尔巴耶夫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而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在今年初还曾对宪法中是否列有关于总统提前终止权力的详细规定向哈萨克斯坦宪法委员会提出咨询，并通过哈宪法委员会的答复向外界明确，“哈宪法没有关于总统提前终止权力的理由清单，但赋予了总统辞职的权利”。可见，虽然纳扎尔巴耶夫选择与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同样的方式，通过电视讲话完成权力交接的“最后一棒”，但后者是在国家内外交困时无奈作出的“押宝式”选择，而前者则是在精心策划基础上主动迈出的一步。

其次，可控式权力交接的制度保障已近完善。中亚国家的权力交接问题曾是困扰各国领导人的一大难题，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生态曾深受首任总统阿卡耶夫流亡海外并被迫辞职的负面影响，直到2017年才首次完成总统权力和平交接。土库曼斯坦首任总统尼亚佐夫的突然病逝曾导致议长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争夺。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2年前意外离世后，虽然其继任者米尔济约耶夫所采取的诸多改革措施深得民心，但这种不可控性对于力争成为“中亚转型样板”的哈萨克斯坦来说显然不是最优选项。在以立法的形式确立“首任总统”和“民族领袖”地位的基础上，纳扎尔巴耶夫于去年7月签署经哈议会通过的《安全会议法》，明确了安全会议是负责协调统一哈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的宪法机构，而由安全会议和会议主席作出的决定具有强制性法律效力，并且授予其本人安全会议终身主席权力。通过一系列制度性安排，纳扎尔巴耶夫实现了对政治权力、国防和安全力量的完全掌控，且不受制于是否担任总统职位，成为其主导权力交接的重要保障。

最后，为“纳扎尔巴耶夫路线”的长期推行创造空间。一直以来，纳扎尔巴耶夫都希望形成可供长期坚持的“政治路线”，确保哈萨克斯坦的中亚领袖地位，以及其本人在哈国内的精神领袖地位。近一个月前，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其倡导的改革措施没有在政府层面得以全面落实，以哈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来自然资源开发，人民生活水平未得到切实改善等为由签署总统令解散政府。通过辞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试图将其本人作为超脱于现实政治的符号，避免民众将哈经济社会发展的部分负面因素与“纳扎尔巴耶夫路线”直接挂钩。纳扎尔巴耶夫可充分利用2020年底大选到来之前的过渡期，一方面，通过对其亲信和政治盟友托卡耶夫的完全掌控，确保发展路线得以延续；另一方面，继续对精英群体和潜在继任者进行进一步考察评估，为坚持“纳扎尔巴耶夫路线”的战略布局和接班人选择争取更大的回旋空间。

对哈萨克斯坦来说，虽然短期内政治精英在部门和个人利益的分配过程中面临重新洗牌，国内外舆论也将就此大做文章，但由于权力交接的一系列制度性保障，以及纳扎尔巴耶夫本人在民众中的绝对影响力，短期混乱并不会引发全局动荡或恐慌。对其他国家而言，纳扎尔巴耶夫的主动辞职可能创造中亚国家权力交接的新模式。总的来看，纳扎尔巴耶夫辞任总统是其面临权力交接的天然临界点所做的主动抉择，所谓的“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不仅不意味着其本人的缺席，且很可能为其“纳扎尔巴耶夫路线”的长期推行赢得时间、空间和主动权。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所所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