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作家：喜欢烂苹果味道的席勒，站着写作的纳博科夫

【编者按】

即便对于那些看上去或的确才华横溢的创作者，一件作品的诞生也不是那么顺畅的。在最近出版的《怪作家》一书中，美国当代女作家西莉亚﹒布鲁﹒约翰逊讲述了不少大作家写作时的怪癖和执迷，除了满足读者的“偷窥癖”之外，也透露出作家将自己的才华外塑成作品时的不易。

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经授权摘发该书的部分内容。

那种气味，对席勒有益，对我则像毒药。

                                                           ——歌德《歌德谈话录》

据歌德说，他与席勒截然相反，甚至在写作习惯上。席勒去世二十年后，他向传记作者艾克曼回忆起两人的不同。他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来反映这种差异有多大。有一次，他顺道去拜访席勒，发现这位朋友出去了，便决定等他回来。这一小段等待的空闲，多产的诗人没有浪费，而是坐在席勒的书桌前，匆匆记下些笔记。这时，一股奇怪的恶臭使他不得不停下。不知怎的，有一股难闻的气味渗入了这个房间。

歌德循着气味找到了源头，实际上就在他坐着的地方。气味散发自席勒书桌的一个抽屉。歌德弯腰打开抽屉，发现里面有一堆烂苹果。迎面扑来的气味如此有冲劲，把歌德弄得头晕。他赶紧走到窗户跟前，去呼吸新鲜空气。对于发现的垃圾，歌德自然很好奇，但席勒的妻子夏洛特提供的实情只能令人咋舌：席勒有意将苹果放坏。这种“芳香”不知怎的，能带给他灵感。而据他的配偶说，“没有它，他就没法生活或写作”。

多年以来，席勒与歌德金石相契。他们就各种话题进行谈话和通信，互相砥砺，甚至合写了一些作品。然而，在两人第一次见面时，席勒却坚信，他们永远不会莫逆于心。这次相遇发生在1788年9月。在由伦格费尔德家族主办的一个聚会上，两人同时被邀请参加。对于这次聚会，席勒极为兴奋，因为歌德的名字也出现在客人名单里。但到真正见面时，席勒发现，歌德只热衷于谈论自己不久前在意大利的旅行。谈话缺乏深度，席勒感到失望。在给朋友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科尔纳的信中，他描述了这次毫无闪光点的会面，说：“我怀疑我们是否还会彼此走近。”但六年后，两人又一次相遇。他们谈起席勒创办的新杂志《时序女神》，这次会面的谈话要愉快得多。最终，两人的联系紧密到如歌德所说，“‘我们中的’一个离了另一个，真的没法活”。

既然是好友，席勒欢迎歌德兴之所至随时来串门，就像在烂苹果事件中。然而，没熟到这份的意外之客，则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席勒讨厌被打扰，尤其在他努力工作的时候。歌德发现，“遇到这些场合，他会不时地表现出缺乏耐心，有时甚至会显得粗鲁”。如果一个人贸然来访，席勒不会掩饰自己的懊恼。他明显的愤怒会使见面过程很快结束。

为了确保奋笔疾书时无人突然造访，席勒通常在晚上写作。在星辰升起、可能的来访者熟睡之时，他会工作上数小时。他的身体对上夜班发出抗议，睡意不可避免，但疲倦的痛苦不是他的对手。夜里写作时，他会用浓烈的咖啡来提神。有时，如果实在困极了，就需要采取更极端的行为。为避免在桌子上睡着，席勒会将双脚放进一桶冷水里。

如果听到席勒为了在夜里保持清醒这么费周折，他的邻居可能会吃惊。1797年，席勒在德国耶拿西郊买了一栋房子。花园里有一座两层的塔楼，夏天的几个月，他在这里工作。他的书房就在这座方形建筑的二楼。深夜，邻居们会听到席勒一边大声说话，一边来回踱步，思索着他的下一行诗。这种活跃的写作过程，会持续到大约凌晨三点到五点。

席勒并不总在夜里写作。如果在白天拿起笔，他会把房间弄得很昏暗。书房的红窗帘依然闭掩。阳光透过织物照进来，为工作提供了一个亮度很低的环境。在塑造环境以适合他的创作需要方面，席勒是个大师。窗帘、苹果、咖啡……都可以成为这位剧作家写作时的“道具”。随着红窗帘在书房的起与落，各色作品在纸上登场。

在青年时代，席勒不是塑造他的环境，而是逃避它， 以宏伟的文学抱负为名义。第一部戏剧《强盗》上演时， 他只有二十二岁，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斯图加特当军医。处在人生的这一阶段，对于席勒来说，戏剧的分量大过军事责任。对一个年轻作者来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成就。尽管充分意识到这么做会破坏规则，席勒还是悄悄离开部队，参加了在曼海姆的首场演出。如果重返职守，他还能够避免麻烦。然而，他又去看了这部戏的另一场演出。这一次，没法再保密了。回到斯图加特之后，这位年轻的反叛者，被卡尔·欧根公爵施行了两项惩罚——十四天禁闭，以及更糟的，除了医学论文，不准再写其他任何东西。

席勒自然不愿服从公爵的限令。为了确保文学上的自由，席勒与朋友安德列亚斯·施特赖歇尔共谋，一起逃到曼海姆。但在这次紧急的过程中，席勒创作的兴致胜过了一切。动身的这一天，席勒在灵感的激荡下，拟了一首颂诗。尽管施特赖歇尔担心耽搁会增加他们的危险，席勒还是坐下来创作了一首新作。出发时间被延后数小时。他们原计划早晨离开，最后到深夜才乘马车出发。幸运的是， 他们安全抵达了曼海姆。

席勒的逃离，最终比他预期的，要艰难得多。新作打不开销路，经济拮据困扰了他好多年。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背离文学志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主要写戏剧，包括《威廉·退尔》；也写诗，如《欢乐颂》；此外，还有历史与哲学论文。他以同样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发展出一种方法，帮助他创作出这些伟大的作品。这个高挑瘦削的作家，沉浸在昏暗的光线里，啜饮含咖啡因的饮品，闻着烂苹果的气味写作。

像席勒一样，另一些大作家也选择在晚上写作，但原因五花八门。对于有些人，创造的轮子在太阳下山后才转得最快。“夜晚的时光唤醒了我更敏锐的化学反应。”汤姆·沃尔夫说。他的《电子“酷爱”迷幻派对》就写于深夜。他每天下午开始工作，到晚饭前，能写多少算多少。晚饭后继续写，直到完成每天规定的十页纸。写完后，沃尔夫不会立即上床慢慢入睡，而是会在电视机前做仰卧起坐，给夜晚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夜晚写作，同样是被创造力驱使，尽管他骨子里害怕黑暗。这种恐惧症困扰了弗罗斯特整整一生，以致他都十几岁了，还要睡在母亲的房间。多年以后，已经成年的弗罗斯特在走进自家大门之前，还要别人先为他开灯。不过，尽管有着惊恐，他却选择在夜里写作。他发现夜里的时光是迷人的。在一次访谈中，他说 ：“我时常盼望我们能有两个月亮。看到它们在天空晃悠——那将多么不寻常。”作为新罕布什尔州德里的农民新手，弗罗斯特制定的工作日程表可谓激进。夜里，当星光在农舍的上空闪烁，他创作他的诗歌。之后，当天光破晓，他并不跳下床照料他的牲口，而是一直睡到晌午。奶牛们也尽其所能，把挤奶时间调整到正午和午夜。

另外一些作家在晚上写作，则是因为太阳升起后，他们的注意力需要用来对付白天的工作或学习。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工程学校时，就在夜里抽时间写作。当别的学生在屋里熟睡，他坐在桌子前，在毯子下缩成一团，一页页地写他的散文。甚至在成为全职作家后，陀氏依然在夜里写作。深夜的时光提供了必要的平静，尤其在名声增长之后。直到1881年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在一封信里提到夜晚工作的习惯。白天，他会被数不清的要求打扰。他写道：“为什么我在夜里写作？因为在这里，当我下午一点醒来后，会有一波接一波的造访者前来。”

还在十几岁上军校时，塞林格便决定找时间写作。《纽约客》编辑威廉·麦克斯韦描述过这个年轻作者的努力 ：“夜里在床上钻进被窝，借助手电筒的光，他开始写小说。”后来，当他可以支配自己的写作时间，塞林格就把工作时间转到了白天。他的家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康沃尔镇，在家后面的混凝土掩体里，他每天花十六个小时写作或修改文稿。这位遁世的作家很少准许别人进入他的书房，伯特兰·伊顿是其中之一。伊顿指出，“在工作室的墙上，杰里有一溜杯钩，上面挂着他一沓沓的笔记”。房里其他必不可少的工具是一个打字机和一个分类账本，其中包括手稿页与笔记。

晚上，卡夫卡的写作总要持续很久。创作于1912年9月的短篇小说《审判》，便是他一口气从晚上十点到次日清晨六点写出来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够写作；只有以这种连贯性，才能够完全打开身心。”工人意外保险机构的工作使卡夫卡没法在白天写作。他会在早上八点，在夜里数小时的写作之后，带着一身困倦去上班。尽管下午很早就干完工作，卡夫卡剩下的时间却被午饭、长午觉、锻炼（光着身子进行）、散步和晚饭填满。一直到晚上十点，他才有时间写作。当月亮在夜空升得高高，他的笔底开始奔涌。

琼·狄迪恩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奔涌吧，河流》时，还得努力应付《时尚》杂志的工作。当她从杂志社办公室回到家，她会盯着家里的墙看，上面覆盖着来自书里的场景。她会选择一个已被搁置数月的场景，然后再做一次尝试。这一仪式持续了多年，直到她将尚处于半成品的书卖给出版商。从那一刻起，她一连几个月离开办公室， 为了完成这本书，不分昼夜地赶工。

极少有作家能够找到一份工作，让他或她既能写作，又能维持生计。在锅炉房里上夜班，听起来并不吸引人。但对于福克纳，发电厂的夜间管理员这一工作，却无比适合。在漫长的夜里，他并没有打盹，而是写作。仅用六周， 福克纳就完成了《我弥留之际》。在上班的时间里，他获得了双倍报酬——一份稳定的薪水和一整部小说。

我玩纵横字谜时，都是碰巧选了哪个空格填哪个。

                                                          ——纳博科夫，《巴黎评论》访谈

纳博科夫晚年把家安在瑞士蒙特勒宫酒店。作为失眠症患者，纳博科夫夜里很容易醒过来。如果被搅醒，发现梦中萌生新念头，他会伸手往枕头底下探。那里，就像文学缪斯的代金券，有一叠带横线的布里斯托尔便条卡片。在想法不翼而飞之前，纳博科夫可以将之记录在三英寸宽、五英寸长的长方形上。

在二三十岁的时候，纳博科夫在床上写作，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推敲着一个又一个诗意的句子。而在这些年里，香烟被糖浆糖取代，结果不可避免地发胖。姿势也随时间而改变：六七十岁的时候，在瑞士的酒店里，纳博科夫开始站着写作。

虽然在不安的夜晚灵感有时不期而至，纳博科夫在他酒店的家中，却保持着固定的时间表。他在一张从酒店地下室翻出来的斜面讲桌前开始他的一天。累了便移到一张扶手椅上。最后，如果背需要休息，他便平躺在长沙发上。纳博科夫将这一姿势的变换形容为“太阳每日令人愉悦的做工”。从日出到日落，便条卡片作为工具不变。

纳博科夫最先使用便条卡片，是出于科学而非文学上的用途。作为一名乐此不疲的鳞翅目昆虫学家，他每年都要去考察旅行，为了寻找珍稀的样本。用小而结实的纸条来记录飞蛾和蝴蝶的观察数据，再好不过。事实证明，它同样适合纳博科夫的写作。在五十出头的时候，他用便条卡片写出了《洛丽塔》的草稿，这本书成了他最著名的作品。

在落到稿面之前，纳博科夫会让小说在脑海中炖着，一直等到烂熟于心。与此同时，他会从生活的各个角落摄敛种种细节。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中，他将这一大杂烩形容成“已知的材料，用于一个未知的结构”。虽然纳博科夫不能肯定这些片段如何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他依然收集着细节，而故事的结构“在其中秘密地伸展”。为了《洛丽塔》，纳博科夫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以至于跑到巴士上，去听美国女孩原汁原味的交谈。许多其他“不为人知的细节”，则是在考察鳞翅目昆虫的旅行中收集的。纳博科夫曾在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到了暑假会穿越美国西部。无论是在破败的汽车旅馆停留，还是从某一个小镇经过，纳博科夫都会沉浸于风景之中。他所记录下来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后来出现在《洛丽塔》中。如果在旅途中发现很难找到安静的地方，他就把自己关在车里写。

一旦故事的框架在心中成形，纳博科夫会拿起铅笔，开始使用一叠新的便条卡片。他的小说并非一砖一瓦砌成，而是东鳞西爪错综而成。这个过程，他谈到，就像做纵横字谜游戏。他写了又擦掉重写，经常是橡皮用得比铅笔还快。在填满一张便条卡片后，他依据它适合放在故事的哪个地方，塞入那一堆卡片中。尽管如此，便条卡片还是可能重新安排。所以他会等到手稿完成之后，才给每一个卡片编号。

《洛丽塔》写得很慢很吃力，在一个心情低沉的时刻，纳博科夫决定将手稿付之一炬。妻子薇拉建议他不要这么极端行动。他听取了她的话，继续锤炼这本书。薇拉还帮助纳博科夫誊写他的便条卡片。他从未学会打字这门技术，靠她把作品打出来。在去俄勒冈的旅途中，纳博科夫将《洛丽塔》口授给薇拉。三张便条卡片可以打成一张纸。（纳博科夫的小说《阿达》来得更长，合计有两千五百张便条卡片。）

《洛丽塔》讲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爱上了一名少女，纳博科夫知道肯定会引起舆论哗然，甚至考虑过使用笔名。由于题材如此有争议，纳博科夫决定把他的便条卡片销毁，这样，作品被追溯到他头上的线索更少。在稿纸打出来后，《洛丽塔》的卡片立即疏散，从哪里来的直接回到哪里去。早先纳博科夫在长途旅行中为这本书汲取灵感。而现在记录有那些想法的卡片从车窗飞出，散落在路上。其他的便条卡片被扔到了汽车旅馆的壁炉，其中很多起初便是在壁炉边写下的。留存下来的，只有一百张记有纳博科夫早期观察的卡片，以及打字稿（最终以作者的真实名字出版）。

作为一名年轻的父亲，纳博科夫将洗澡与写作结合在一起。这位居家的父亲在午睡时间尤其多产。当孩子睡着，纳博科夫坐在浴缸里，在一块高于水面的书写板上写作。多年之后，他依然把浴缸作为他的写作活动的一部分。每天工作之前，他需要晨浴。在接受《花花公子》的采访中，当被问及什么是他“作为一名作家的主要缺点” 时，纳博科夫举出几点，其中一点就是“无法用任何语言恰当地表达自己，除非我在浴缸里，在我的脑海里，在我的书桌边创作每一个该死的句子”。（纳博科夫起初是用母语俄语写作，1940年改用英语。）

除了纳博科夫，还有很多作家带着笔和纸进入浴缸。毛姆会把他的晨浴时间好好利用。当他的身体一浸入水中，这一天的最初两个句子便浮出脑际。埃德蒙·罗斯丹，《西哈诺·德·贝尔热拉克》的剧作者，则在浴缸中寻求庇护。因为灵光每次袭来，都是如火花一样噼啪作响， 而非逐渐消失成灰烬。为了避免在创造力密集迸发时有任何中断，他会洗一整天的澡。罗斯丹告诉法国善于交际的赫格曼-林登克罗恩夫人，他的戏剧《雏鹰》是潜入水中写成的。对于这一不同寻常之举，他颇为自傲。“我认为我的想法相当独树一帜！”他说。

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铜浴缸里泡几个小时的热水澡，可谓奢侈。置身于水汽升腾之中，他阅读、写作，然后放松。富兰克林也是每天要洗一个“提神澡”：他一醒来便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坐在房间里，工作一个多小时。

当阿加莎·克里斯蒂计划整修她的宅邸“绿廊之家” 时，她告诉建筑师吉尔福德·贝尔，“我想要一个大浴室，带一个壁架，因为我喜欢吃苹果”。对于这位将浴室作为主要工作区的作家来说，这些要求可不是小节。那些精妙绝伦的情节，便是克里斯蒂在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大浴缸里放松时，一点点构想出来的。要想知道她的工作进展，或者至少她花在写作上的时间，可以看绕着浴缸的木壁架上的苹果核数。

黛安·阿克曼发现，置身肥皂泡沫中，能让她的创造力得到解放。她回忆道，“有一个夏天，我懒洋洋地倚靠在浴缸里，写了一整部诗剧”。朱诺·迪亚斯是另一位在浴室中找灵感的当代作家。但他并不进入浴缸，而是坐在旁边写作。他说，“这让我的前任抓狂”。

如果迪亚斯仿照多萝西·帕克，估计前任会和他闹翻天。帕克并不在浴缸中写作，但她发现浴缸有个独特的妙用 ：两只短吻鳄的临时的家。她在一辆纽约出租车上发现这对家伙后，立刻把它们带回了自己的公寓。就帕克来说，她是情急之下把新宠物放到了浴缸，却忘了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有一次她出门，女仆偶然间撞到了这两个尖齿、泡眼的爬行动物，然后给自己的雇主留了一张便条 ： “亲爱的夫人，我要辞职，因为我无法在有短吻鳄的房子工作。我本该之前就告诉您这一点，但没承想事情真的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