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风｜中国城市的波斯源流考

历史上，波斯经常与中国比邻，有时甚至同属一个（蒙元）帝国。正如近代中国人将外来文明称作“洋”，如“洋人”、“洋火”、“洋楼”，历史上中国人将外来文明称做“胡”，而波斯人便是“胡人”中重要的一支。蚕豆、苜蓿、菠菜（据说原名为波斯菜）、葡萄等作物都是从波斯传入的，音乐、舞蹈绘画、诗歌也都相互影响。

然而，作为塑造国民性格的社会容器，波斯的城市、建筑，对中国城市有哪些影响呢？很可能，其中许多内容已融入我们与生俱来的生活环境，天长日久内化到思维习惯中。波斯城市、建筑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影响可能相当深刻和深远。认识这种影响，对全面认识中国城市历史遗产，助益未来城市走向可能都有宝贵的启发。

2019年初，我随一个旅游团踏上神往已久的波斯之旅，所到的地方恰恰是几个波斯城市发展史上的节点，如波斯帝国都城波斯波利斯、萨菲王朝首都伊斯法汗、赞德王朝的都城被誉为“玫瑰与夜莺之城”的设拉子、现代伊朗首都德黑兰。团友中有一位几乎游遍中东的牛人，即留学澳洲却对波斯建筑很有研究的建筑师王钊。我们一路上边游边聊，从他那里，我知道了瓦罕走廊和也黑迭尔。

伊朗是一个消除盲区和误区的地方，各种问题和猜想出乎意料却尽入情理。我不是历史学者，然而以下问题和猜想实在不吐不快。

波斯波利斯：奢华帝都的先河

波斯波利斯，意思是“波斯之都”，是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即位以后下令建造的第五座都城（五座都城同时存在，犹如中国辽代的“五京”）。这座帝都无比奢华，被称为“太阳底下最富有的城市”。

小亚细亚是亚欧文明的楚河汉界，人类在欧亚大陆，以万年实践精选出的两种治理体系，在这里形成竞争的最前沿：西侧是希腊为代表的环地中海城邦体制，包括黑海、意大利、伊比利亚以至英格兰；东侧是波斯为代表的亚洲大陆帝国体制，其身后是印度、中国等亚洲治水社会。可想而知，希波双方作为首发阵容必须表现出自身体制的最佳状态。这状态集中体现在双方都城的中心——雅典卫城与波斯波利斯。两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布局宏大：两者都居高临下，波斯波利斯所有建筑物雄踞在一个平台上，平台高出平原15米。雅典卫城处在一个山岗之上。两者都是坐东朝西，波斯波利斯是从西面万国门进入，卫城的山门也在西侧。波斯波利斯面积在15万平米左右，卫城山的面积也在20万平米左右。

建筑风格相互影响：波斯波利斯高大的圆柱，其柱基、带有凹槽的柱身、顶端是动物形却装饰了涡卷的柱头，与埃及、希腊的柱式相互参照，形成独到的波斯柱式。

功能完全不同：卫城希腊语为“阿克罗波利斯”，原意为“高丘上的城邦”，是神圣之地，布置了帕特农神庙、雅典娜神庙、伊瑞克提翁神庙等供市民祭奠，从而为一个民主的城邦提供了神圣性。每四年，雅典人便会举行泛雅典娜节，节日期间民众列队登上山门进入帕尔特农神殿。卫城重建的决策经伯里克利主持的公民大会表决，各行各业的自由民工匠参与建设，使用奴隶的数量不超过工人总数的25%。

世遗委员会对两大遗址的评价不在一个层次。“波斯波利斯”197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因其提供了“中亚古代文明的一个独特的证明”。雅典卫城1987年被世遗委员会评价为，“世界传统观念的象征”。一个是“中亚”，一个是“世界”。的确，今天世界各地都能看到卫城神庙的山花和柱式，而民主制也已成为全世界普遍认可的政治制度。然而，波斯波利斯的影响却绝不仅在“中亚”，它开了奢华帝都的先河，其深刻的影响远及东亚。

在波斯帝国建立330年后，秦国统一了华夏，建立了东亚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并像波斯帝国一样，采用郡县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修建了通向全国的驰道与驿站体系。比起波斯帝国，秦帝国偏居东亚，周边没有希腊那样的制度竞争者，专制集权就更加任性，如以焚书坑儒立威，以指鹿为马立规，以万里长城御边，以严刑峻法立国。

相当于波斯波利斯，秦国都城的阿房宫，也是一个规模超大的宫殿群。阿房宫包含两部分，一是前殿建筑群，另一是“上天台”建筑群。考古发现，前殿遗址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面积达54万平方米，是波斯波利期面积的6倍。夯土台基最大高度在12米之上，与波斯波利斯的15米相当。阿房宫与波斯波利斯一样，地下有陶水管道铺就的排水设施。199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阿房宫为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基址。

阿房宫的布局以中轴线展示秦帝国的高度集权，为后世的中国城市奠定了基因。与“万国门”不同，阿房宫的入口以磁石为门，相当于一道安检，任何者在身藏铁器者入门时都会露出马脚。阿房宫的建设者不是自由的工匠，而是20万左右的刑徒。其建设的决策更是在严刑峻法下实施的：当时，出于国家财力与安全考虑，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劝秦二世停止修建阿房宫，结果三人触怒二世被问罪处死。丞相将军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权益更是无从谈起。

与北京四合院一脉相承的“波斯中庭”

比较波斯中庭与北京四合院，诸多线索都显示，元大都与波斯城市之间一脉相承。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崛起，波斯并入阿拉伯帝国，改宗伊斯兰教使用阿拉伯语，因此波斯建筑也被统称为阿拉伯建筑或伊斯兰建筑。这种建筑使地中海的西、南、东部面貌发生了改变，不再是罗马帝国内湖的风景，而是被阿拉伯人复兴的从两河流域到伊朗高原常见的住宅形式——“土坯搭建的中庭式”。不仅住宅，宫殿和公共建筑都有一个露天的中庭（内院），所有房屋围绕这个中庭布置，而且这个中庭不直接通向街道。

今天，在伊朗仍然可以看到“中庭”式建筑的遗产。我们从德黑兰到卡尚古城的路上，旅行社为了给冗长的路途增加兴趣点，安排参观一个19世纪波斯富商的宅院。

这个叫作“布鲁杰尔迪（Boroujerdi）”的宅院，就是典型的波斯中庭，外墙是黄土麦秸的院墙，以实墙阻挡着室外热空气进入室内。大门位于东南角，走进去要穿过一个曲折的室内过道，因为南房的进深不亚于北房，因此过道显得挺长。从过道走出来，就站在了中庭的东南角，院子中间是一个南北走向的矩形水池。主人夏天住南房，冬天住北房。与中国四合院不同之处在于，房间的门窗更加隐蔽，而高高的风塔可将院内外空气对流以通风降温。

可见，“波斯中庭”封闭内敛的空间是干旱酷热地带不得以的选择，恰好又符合了阿拉伯帝国约束居民交往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源自两河流域和波斯的“阿拉伯中庭”的传播，以往城市史家已有研究。例如向西传播到伊比利亚半岛，并随着西班牙人到了拉丁美洲（布野修司），向东则一直延伸到印度洋（L·贝那沃罗）。然而，对中国是否也有影响呢?

北京街道肌理是大马路、小胡同、四合院。这与唐代长安的里坊制、与传统的“九经九纬”完全不同。北京没有经过宋朝，宋代的时候属于辽、金，因此也没有历经宋代开放临街商铺的城市革命。有中国学者批评元大都是在宋朝城市革命后的一次“大转型”。那么这种大马路、小胡同、四合院的肌理“大转型”从何而来呢?北京的四合院是不是受到“阿拉伯中庭”式建筑影响而出现的？

第一，阿拉伯城市与元大都一样，都缺少古罗马城市那样方便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如集会广场、露天剧场、体育场。

第三，阿拉伯中庭与四合院形式上基本相同，座北朝南，大门都开在东南侧。不同之处在于，四合院以南北分贵贱，南侧的房子为“倒座”不做正房使用，而波斯中庭的南房是专在夏季使用。由于沙漠戈壁的酷热，阿拉伯人不仅冬夏住房分南北，一天四时都分别使用不同楼层。这说明，中亚和东亚在气候上有很大差别，两者间相似的依据更多要从社会因素寻找，波斯中庭因气候必须封闭，而中国盒子本来可以不封闭。

第四，元大都与波斯城市一脉相承的另一个证据，就是穹隆形屋顶的建筑。例如故宫西华门内武英殿西北的浴德堂。据考证，这是一间元故宫遗留下来的浴室，明清两代都没有拆除。浴室平面呈方形，屋顶呈穹隆形，浴室后壁筑有铁制壁炉以烧水。烧水获得的蒸气通入后室内（苍天有眼-冷眼回眸：“紫禁城宫殿解读（12）浴德堂”）。穹隆形屋顶的浴室是波斯特色，我在波斯费恩花园和设拉子的卡里姆汗城堡中都看到了这种穹隆形屋顶的浴室，与浴德堂屋顶型式一样。

由于缺少木材，直到今天伊朗干燥的沙漠戈壁还有民居采用穹隆形屋顶，伊斯法汗的星期五清真寺，其屋顶是无数青砖砌成的小圆顶，但砖砌的手法丰富多彩，各式各样，充满创意，让人感动于波斯工匠的巧思与巧手。

伊玛目广场为什么改称世界第二?

相当于明朝末年的伊朗萨菲王朝，出现了一位有着世界眼光的帝王，这就是阿巴斯大帝。在这位中兴君主统治时期（1587—1629年在位），萨非王朝达到国力巅峰。当时正值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在到达澳门之前，先期占据了霍尔木兹岛，以此为据点发展跨印度洋的贸易。阿巴斯遍访欧洲，加强与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交往。1598年，他将首都迁到伊朗腹地的伊斯法汗，以远离世仇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并在英国人帮助下夺回了霍尔木兹岛，以大陆港口阿巴斯港作为主要对外窗口。

此时正是欧洲君主制抬头。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巴洛克风格，恰好用来炫耀君主的权力，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为新城市规划提供了理论依据，巴洛克风格在城市规划、花园、建筑中蔚然成风。

但欧洲的规划师的雄心是有限的。这是因为欧洲的“君主”们，如热那亚的海军上将安德烈·多利亚、佛罗伦萨的美弟奇大公，他们的权力多少还要受到制约，因此欧洲的巴洛克风格是有分寸的。热那亚的“新街”被设计为“意大利最宏伟的大街”，不过7米宽，230米长。

伊斯法汗是世界城市史上巴洛克改造的先声，彰显了亚洲大帝国向欧洲学习的勇气的同时，也将萨菲王朝居临天下的威权展示得不容置疑。城市改造后超大尺度的几何图形尽管与老城肌理格格不入，却也成为延续400年的城市传统。这样的改造开创了推土机式大拆大建的先河。此后直接引发巴黎公社大起义的巴黎奥斯曼改造就是这种方式，被简·雅各布斯痛批的也是这种方式。雅各布斯认为，这种方式破坏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铲除了城市居民世世代代共同生活形成的相互忠诚。

这种大拆大建的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可能经过了几手传递，但其高大上的纪录是被中国超越的。如今的伊玛目广场被称作“世界第二大广场”，是因为400年后的天安门广场面积是其六倍之多，而长安街从首钢东门到通州镇全长45公里，更是Charbagh paeen大道1.5公里的长度无法望其项背的。然而，“伊玛目广场承载了丰富多样的市俗化生活，并不单纯地彰显宗教与皇权”，这又是一个难得的宝贵特点。

波斯花园：城市景观如何美化?

波斯花园是波斯对人类建筑艺术的又一大贡献。千百年来，世界各国的画家、诗人从花园中得到启发，激发灵感，创作出数不清的艺术作品。花园成为人类建造的第二自然中最瑰丽的财富。据说，花园Garden一词就源于波斯语，波斯花园当是人类最早创作的园林景观。2011年，伊朗波斯花园（The Persian Garden），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由分布在9个省份的9座园林共同组成，这9座园林分别建设于不同时期，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而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开创波斯帝国的第一个都城帕萨尔加德（波斯语： پاسارگاد、英语：Pasargadae），就是波斯花园Persian Garden的意思。

“波斯花园追求创造生活场景的园林布置，中国北方的宅院，如北京、山西等地的大院，强调阶级、主仆关系、缺乏生活情趣”，尽管也植树栽花，情趣就大不一样。

波斯花园这一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进入20世纪之后，开始影响城市规划建设的理念，成为推动城市美化建设花园城市的理论依据。埃比尼泽·霍华德的《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田园城市”也被译作“花园城市”。这部著作中社会改革的思想、城乡一体的思想被忽略，卫星城、绿化带等概念大行其道。金经元先生在2000年翻译这本经典著作的时候，在译序中说“英语中garden可以译为“园”，花园、香料园、药草园、菜园、果园、动物园、植物园、苗圃等等，都可译做garden。“garden city”译成“花园城市”未尝不可，但是为了避免人们习惯于把花园城市理解为美丽如花园的城市，把注意力放在园林艺术手法上，忽视了城乡一体的主题思想，我在十几年前就决定译成“田园城市”，希望人们能从田字联想到乡，以体现城乡一体。

进入21世纪，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对环境生态的认识更加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公益组织发现，将有限的园林放大到整个城市违背了生态学的原理，姹紫嫣红并不等于生物多样性，而本土植物（“野草”就是典型的本土植物）是野生动物、鸟类不可或缺的栖息条件。中国的气候不是伊朗，城市的公园、植物园可以是欣赏珍奇花草的地方，而街道、广场的绿化不应以花园为标准。

一些环保人士、观鸟爱好者通过亲身观察发现，大量引种外来物种的洋花洋草对鸟类的栖息是巨大的威胁。一些看上去赏心悦目的市政工程，会导致来此栖息的鸟类品种和数量急剧下降。从公共财政角度看，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引种洋花洋树，在城市道路街心营造花园景观的做法，不仅无助于提高城市的生态容量，还会因为不断施肥、喷药、修剪，定期的花草更换，让公共财政背上一个不断投入的沉重负担。从城市审美来看，花园城市往往与巴洛克规划如影随形，二者都表现出自上而下的权力审美。对野生植物的岐视和对民间自发秩序的岐视互为表里，这种看上去很美的景观对城市自然和人文的生态反而可能是有害的。

因此，乔灌草结合，以不需化肥农药不需养护的本土植物为主，集中成片形成生态绿量，更多关注整个社会的活力，而不是停留在“四季有花”、“赏心悦目”这样高成本浅层次的景观理念，可能才是我们继承包括波斯花园等人类文明遗产的正道。

（本文经王钊先生斧正，精彩的点评也以引号方式收入文中。错讹之处由作者负责）

参考资料：

邓云乡：《北京四合院》中华书局，2015

陈义风：《当代北京四合院史话》当代中国出版社

[日]布野修司主编，胡慧琴、沈瑶译：《亚洲城市建筑室》，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宋峻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意]L·贝那沃罗著，薛钟灵等译，《世界城市史》，科学出版社

百度百科：“伊朗”

苍天有眼-冷眼回眸：“紫禁城宫殿解读（12）浴德堂”

考试大：导游资格—基础知识… …“儒家思想与中国建筑”

媛媛说事儿：揭秘：阿房宫沦为“半拉子”工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