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为什么它是加缪作品的起点

—— 加缪

出版于1942年的《局外人》，早已是当之无愧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论其读者之多、译本之众在世界范围内均屈指可数，其文学和文化影响力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国、一语。而在中国，早在1961年便有孟安先生的译本问世并小范围传播，并经过八九十年代柳鸣九先生与郭宏安先生的再次译介在汉语世界广泛流传，其小说意涵在中文读者中引发了持续性的广泛探讨，成为现代小说的经典范例。

在《局外人》中，加缪塑造了一个典范性的现代人形象：默尔索。这位把“我怎么都行”挂在嘴边的小说主人公，对一切社会规范都显得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同时又以一种近乎魔鬼般冷峻的目光静观世人，甚至在自己的审判大会上也仿若一名看客，却又在诸多隐秘的瞬间表露着对世界的亲和，沉浸于其生活的当下性之中。这部简短的小说，总计不过两部十一节，却在极其精简的笔墨之间隐下无穷伏笔，使得对于《局外人》的解读呈现出近乎无穷的丰富性。1957 年，当加缪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他说道：“当我开始创作时我曾有过一个明确的计划，我想首先表现否定性（这个字眼有时用来指涉荒诞）。以三种形式，小说的——《局外人》、戏剧的——《卡里古拉》和《误会》、思想性的——《西西弗斯神话》。如果我对此从未有所经历，那么我根本无法将其谈及；我没有任何想象……我知道人们不能在否定性中生活，而我早已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序言中对这一点作出了宣告；我依然是用三种形式对肯定性（反抗）作出了预示，小说的——《鼠疫》、戏剧的——《戒严》和《正义者》、思想性的——《反抗者》。我已经隐约瞥见第三个层次，围绕着‘爱’的主题。这是我正在构思中的计划。”类似的提法在加缪的笔记与言论中反复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并非简单的事后追认。《局外人》作为加缪“荒诞系列”中的核心作品，是其日后庞大创作构架的基石和起点，也是我们理解加缪思想演变的关键。下面，我们将借助加缪的诸多笔记与散文以及《局外人》本身的线索，对这部作品进行细读与分析。

《局外人》的诞生

1913年11月7 日，阿尔贝·加缪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君士坦丁省小城蒙多维。1914年7月14日，由于疟疾肆虐，其父吕西安·加缪举家迁回阿尔及尔。8 月2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吕西安应征入伍，同年8月24日于马恩河战役中头部中弹负伤，10月死于法国北部滨海小城圣布里厄。伴随着父亲的去世，母亲不得不带着出生不久的加缪搬至阿尔及尔郊区的贫民窟库尔贝尔，与严厉的外祖母及残疾的舅舅共同生活。在一个文盲家庭中，虽然幼小的加缪时常能从母亲充满爱意的沉默中感到一种无言的温暖，但却不得不忍受双重的贫穷：既缺少物质收入，更没有任何书籍可供阅读。加缪便在这样一个文学彻底缺席的环境中成长了起来，但却并未因此落入平庸的泥沼。童年的贫苦没有折损他生活的热情，因为他发现了无价的财富—— 与他相伴的星空、大海与阳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生于贫困，但在幸福的天空下，在大自然中，我与之感到一份融洽，而绝非敌意。我的生命因此并非始于痛苦，而是始于圆满。”而与此同时，1930年一场险些使他致死的肺病让他对死亡有了深切的体悟；1934年他与第一任妻子西蒙娜·伊耶迅速失败的婚姻令他感到人与人之间信任的脆弱；他本人的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在阿尔及利亚从事记者工作的经历，更让他对社会底层惨烈的生存状态有了清晰的认知；而他在求学时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尔罗和萨特作品的阅读，则使他在文学与哲学层面获得了关于生命之残酷与荒诞的范例。凡此种种，使他在创作起步阶段便对荒诞产生了多角度的理解。正如他在1937年出版的人生中第一本著作《反与正》中说的：“有两件事对我极为珍贵，我也难以将它们分离：我对光明与生命的热爱，以及试图描述绝望经历的隐秘执念。”这也许便是《局外人》动笔的契机。同年，在24岁的加缪写下的诸多笔记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这些片段：

4月

故事—— 一个不愿意自我辩解的人。人们对他产生的看法更受他青睐。他死去时，唯有他始终意识到自身的真相—— 这种慰藉何其空虚。

6月

死刑犯每天有神父探望。由于那被割断的喉咙， 那蜷曲的膝盖，那试图令一个名讳成型的双唇，那被推向地面的疯狂，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自己隐藏在“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之中。

而每一次，这个人都反抗着，他不愿接受这种便利，他要咀嚼他全部的恐惧。他一言不发地死去，眼中满含泪水。

8月

一个人曾在人们通常安置人生（ 婚姻、处境等等）之处寻找他的生活，他在阅读一本时尚图册时突然间意识到，他对他的生活（亦即那种在时尚图册中被设想的生活）是何其陌生。

第一部分：他直到此时的生活。

第二部分：游戏。

第三部分：对妥协的扬弃和自然中的真理。

这三条笔记是加缪在开始构思《局外人》时写下的最初随想，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面向。在4月的笔记中，加缪萌发了书写一个“故事”的意愿。故事的主人公似乎是一个冷漠的人，因为他“不愿意自我辩解”，他觉得这样做毫无必要；他又似乎是一个被动的人，因为他乐于按照“人们对他产生的看法”而非他自己所坚持的看法去定义自我；最后他又似乎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始终独自守护着属于他自己的“真相”， 将这一“真相”贯彻到底。这些表面上看似矛盾的性格在经过变形之后几乎都出现在了默尔索身上。而6月的笔记，则是一个死刑犯人临刑前的具体细节，它不但将会在《局外人》第二部第五节中得到充分的发挥，更是小说的中心主题之一：拒绝彼岸与来世，坚持立足于此时此刻此生此地。这一基本的价值立场将在《局外人》中得到继承。8月的笔记，则是一个相对清晰的提纲，其中“游戏”一词所指代的是人在社会上生活需要履行的游戏规则，人应该如何参与这场游戏，又或者如何退出游戏，这一问题已经在加缪脑海中形成。在这则笔记中，加缪使用了“étranger（陌生）”一词，与日后小说的标题（L'Étranger）中的étranger是同一个词，只是在这里使用了法语中的形容词意义。这个人物一方面在寻找着他真正的生活，另一方面又猛然发现他只是附着于其生活表层甚至置身于其外， 他每天所经历的生活对于他“是何其陌生”。在这个瞬间，他对于其荒诞的处境产生了明确意识。这也是加缪本人当时拥有的体会。他在1940年3月的一则笔记中写道：

这突然的觉醒意味着什么——在这昏暗的房中—— 伴随着一个猛然间无比陌生的（étrangère）城市的种种噪声？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étranger），一切，没有一个生灵属于我，没有一个地方能缝合这伤口。我在这里做些什么，这些姿势与笑容有什么意义？我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别处。此后世界仅仅是一片未知的风景，在那里我的心再也无法找到依托。陌生的（étranger），谁能知晓这词究竟是何意味。

陌生的（étranger），承认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étranger）。

现在一切是明确的，在等待着并且毫不姑息。至少去以同时补全安静与创造的方式工作。剩下的一切，剩下的一切，不管发生什么，都无足轻重。

这一则笔记充分表明加缪本人对于局外人隔阂感的体认。他清楚地知道，一个人会距离其生活何其遥远。对他本人而言，出路在于创作。而正如尼采所谓“人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东西”一样，加缪此后全部的创作，都充分说明了他如何去克服这种“陌生”，去抵达生活的本真，获得可堪检验的幸福。

《局外人》中默尔索的相关体验，便来自于加缪本人，我们不能因为小说的虚构性而完全把作家本人的经验排除在外，但也不能简单地把默尔索与加缪画上等号，因为加缪比他笔下的人物走得更远。许多心理学家把默尔索看作加缪的一次自我诊断，这一论点并非无稽之谈。回到1937年8月的笔记，按照这一提纲的规划，在意识到生活的“陌生”之后，将引发两个结论：拒绝妥协与融入自然。《局外人》看似用了更多的笔墨处理前者，只在零星处对后者加以叙述，其实却分别构成了《局外人》的明线与暗线。用加缪去世后第一套伽利马《七星文库全集》的编注者罗杰·基里约的话说，加缪在世时曾亲口对其承认，8月的这条笔记奠定了日后《局外人》的基本主题。此后三年中，加缪逐渐对小说加以扩充、修改并完善，最终于1940 年5月完成了全文的书写。他在当月的笔记中写道：“《局外人》完成了。”小说完成的时间点虽然恰好是德军准备发动西方战役入侵荷比卢法的时间，但法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之后，便一直在西线进行着静坐战，使得法国本土并没有强烈的战争气氛，加缪这段时间的笔记也几乎不涉及战争。所以，《局外人》从本质上是一本二战以前写成的作品，我们不能把这部小说看作是战乱时代的缩影，把默尔索的冷漠归结于社会动荡或百姓流离导致的悲观与茫然，这是一种误读；《局外人》的背景完全无关乎战争，却又在法国沦陷的1942年出版， 这一点甚至使《局外人》在问世时一度受到法国批评家的攻讦，认为亡国背景下默尔索的存在坐实了一种卖国贼般的妥协和不作为，这又是一种误读。事实上，在加缪的著作中并不缺少历史车轮的痕迹，例如真正影射二战法国沦陷区生活的《鼠疫》与《戒严》，以及以阿尔及利亚战争为背景的《流亡与王国》与《第一个人》。而《局外人》所设定的情境，恰恰是最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亦即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必将经历的平淡到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为何加缪在谈到《局外人》时会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象征的”，因为默尔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隐喻，这种以寻常历史时期为背景的框架使其可以轻易地与遥远时空之外的读者对话并令其代入自我。也正是这一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布置， 愈发使得“荒诞”显得如此避无可避，因为它无需特定的历史时机激发，而是无声无息却又无所不在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无处奔逃。正是面对着这种普遍性的处境，加缪试图向我们讲述，在这个上帝死了、最高价值自行贬黜的时代，人之为人是否依然可能。

《局外人》的意涵

当我们谈论《局外人》的主题、谈论其主人公默尔索的生活态度时，无论将其认定为懦夫或英雄、沉沦之人或理性之人，幸福或不幸，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是绕不过去的，这就是“荒诞”。纵观《局外人》全书，“荒诞（absurd）”一词只在小说结尾处直接出现过一次：

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荒诞的人生中，从我未来的深处，一股昏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向我扑来，这股气息一路袭来，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岁月并不比我已经度过的岁月更真实。

这段话出现在全文的倒数第二段，发生在默尔索死刑前夜，是他和神父发生激烈争吵时的联想。所以，虽然“荒诞” 一词仅仅在此出现，他所谓“我所度过的整个荒诞的人生中”，却涵盖了小说从开篇至此的所有时间。默尔索对此有所意识，甚至他一开始就已有所知。整部《局外人》都在向读者呈现这一“荒诞的人生”的本相，比如机械的生活、琐屑的人生、看似激昂实则空洞的审判等。“荒诞”深入《局外人》外部世界的每一个局部，涉及小说每一处细节。例如在第一部第五节开头，默尔索在塞莱斯特饭馆吃饭时看见的一个“奇怪的小女人”，她就餐前后焦躁而忙碌的动作全是由习惯控制的机械行为，掩饰着灵魂的苍白空虚，她通过这种忙碌伪装人生的意义。这个女人是荒诞的，但也是寻常的，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正常人”，但在默尔索眼中，她“奇怪”。默尔索发现了这些看似最正常的日常行为中的不正常，因此竭力与之保持距离。他主动脱离了这个群体，在冷眼旁观中全面解构了日常生活的惯性，打碎了一切似是而非、语焉不详的概念，从而冲破了它们的束缚。用加缪在他为美版《局外人》所作序言中的话说：“他不参与游戏……他徘徊在社会边缘……他拒绝撒谎。”人已经在无意识中遭到社会彻底的规训，而默尔索恰恰发现了这一规训的存在：世人在母亲的葬礼上出于规范一定要哭泣，至少要表现出哭的样子，这在默尔索看来是荒诞的，他拒绝这样的形式。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不在母亲葬礼上哭泣的人，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这其中的逻辑便在于：他不遵守社会的游戏规则，因而是整个规则体系的破坏者，所以必须将其消灭。但默尔索认识到这种游戏规则并没有先验的合理性，在此之上构筑的系统是荒诞的。于是他清醒了，在主动脱离这一世界的过程中包含着一种积极性。这种清醒，在加缪看来，是绝对必要的，虽然“这依然是一种否定性的真相，但缺少了它，任何对自我与世界的征服都将绝不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游离于社会常规之外的默尔索是一位英雄。

但伴随着这一清醒，默尔索身上产生了第二个结果：虚无。默尔索对生活的态度是怎么都行，他的口头禅是“我怎么都行”。就像小说里所写：“我回答说，我们从来不能改变生活，无论如何，生活都是一样的，我在这儿的生活也不会令我不高兴。”这就使得默尔索在以其积极性脱离了这个看似正常的荒诞世界之后，又开始变得消极，开始满足于这一距离感，并因此导致生命力的停滞，于是走向了另一种形式的混沌。他看到了生活的荒诞，继而认为，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一切看似有意义的事物其实并没有意义，因此无须试图使它们显得有意义；同时改变也无任何意义，因为一切都是荒诞的，重要的是把这些虚假的东西统统打碎并与它们保持距离。因此，默尔索“局外人”的生存状态，是洞察与虚无、积极与消极的混合体。最能表现这一点的便是他对爱情的态度，当玛丽问他是否愿意娶她时，他说“我怎么都行”。“婚姻”“爱情”这些在正常人中被滥用的词汇在默尔索看来早已空洞化，其实仅仅是一种常规。所以默尔索认为它们没有意义，也就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当默尔索对“爱情”的常规概念表达厌弃之时，他却也在放弃“爱情”真正的情感核心。小说中写道：“ 比如， 我被对女人的欲望折磨。这很自然，毕竟我还年轻。我并没有特别想到玛丽，但我总是想女人，随便哪一个女人，想到那些我过去认识的女人，那些我曾经爱过她们的各种各样的场合， 最后我的牢房里充斥着女人的面孔和我膨胀的欲望。”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独特具体的情感消失了，只剩下简单化的肉欲，玛丽成为了一个可以被任意替换的人。默尔索他不仅解构了“爱情”中包含的社会常规，也同时放弃了“爱情”中人与人的真情实感。这导致了精神空间的坍塌。所以，当默尔索面对玛丽时，除了肉体宣泄，他无法有效地表达他的情感，即使玛丽去探监时，默尔索也只能在她面前语焉不详地期期艾艾。“我觉得她很美，但我不知道怎么和她说这件事。”这恰恰说明默尔索在完成对日常观念的消解之后无法重新塑造生活， 他的冷漠因此导致虚无。莫里斯·布朗肖评论道：“他（默尔索）内心深处的感觉方式，其实是拒绝感觉；他的感觉方式在任何可表达的感觉方式之外，并促使他拒绝接受不纯粹的、虚假的、与社会习惯及日常生活相一致的形式。”默尔索的“拒绝感觉”导致他无法重新与生活建立切实的联系。在洞察与虚无、积极与消极之间，后者占据了优势。当默尔索远离荒诞世界之后，他在重新接近世界时感到了一种困难，而他并不愿意努力解决问题。默尔索的生命因此停留在了破坏之后的荒原状态，他也并没有强烈的生命意志使自己重新生长。在他身上，虚无最终占据了上风。默尔索缺乏强劲鲜明的生命动力，导致他在虚无中静止。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也因此被笼罩在一种冰冷的被罗兰·巴特称为“白色书写”的文字风格之中，这种风格是加缪为了《局外人》量身定制的，并非他一贯的笔法，这也更见其艺术家的匠心。默尔索与世界之间微弱的联系未能得到强化，却在不断放弃时逐渐形成一条深沟。他试图抗拒并逃避荒诞，却走向了无根的虚无状态，丧失了生活的动力。默尔索的人生也因此落入了另一种荒诞。于是，从这个角度看，默尔索又是一个懦夫。

默尔索在英雄与懦夫之间的转换，并非是顺承发展和一劳永逸。当他愤怒地把神父推出牢房，大声拒绝彼岸的希望之时，他的身上又闪耀出英雄的光彩。这使我们回想起加缪1937 年4月笔记中所构思之人性格的复杂性。而加缪的笔法甚至更为深刻和庞大。例如，对于婚姻和爱情，他所秉持的是彻底的否定和无所谓的态度吗？按照默尔索一贯的想法，答案应该为“是”，小说的大部分描述也指向这个“是”，但小说却恰恰在一个细部给我们留下了另一个答案：在第一部第六节中，当默尔索看到马松和他的妻子在海边木屋中说说笑笑之时，他说“可能是第一次，我真正想到我要结婚了”。如何理解这一细节？默尔索在自我否定吗？不然。默尔索之所以萌生出结婚的念头，是因为在那个瞬间他看到了一对夫妻生活的美好，他认可了这种美好所具有的价值，于是在这个瞬间，婚姻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约定，而包容了具体的人性内容。换句话说，他看到了一种可堪把握的意义正在生成，于是他也愿意将其接受。如果说默尔索的冷漠和对陈规的抗拒是小说的一条明线，那么他的这类亲近与包容则是小说的一条暗线，在这条暗线上，有他和玛丽在海水中的嬉游，有他在沙滩上休憩的闲适，有他在上囚车的瞬间闻到夏季傍晚的气息而回想起曾经在城中漫步时的愉悦，有他死刑前夜在星光下向世界敞开心扉时的幸福。如若读者有能力阅读法语原文，便会发现在这些片段中加缪的文笔显得更加柔软抒情，与笼罩全书大部分篇幅的“白色书写” 大不相同。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篇幅比重完全无法相比，《局外人》中却存在着两种完全异质的书写风格。这条暗线涉及的内容在《局外人》中只占很小的篇幅，甚至在阅读过程中很容易被带过，但它们却不能被忽视，正是它们使默尔索的形象更为丰满。最重要的是，这条暗线指向默尔索生存于世的价值基础，用加缪在《婚礼》中的话说，便是“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相”。对于这一点，《局外人》并未详细展开，仅仅对现象进行了有限的陈述，如要将其阐明，便需要引入加缪本人的思索。

由此可以看出，加缪把他本人在这方面对于生活的部分感悟赋予了默尔索，同时又有所保留。虽然默尔索在这方面远远没有能够成功抵达加缪本人站立之处，但他确实对此“双重真相”有所继承，他对于神父口中彼岸幸福的坚决抗拒便是最佳例证——这正是加缪1937年6月的那条笔记所要彰显的核心价值，也正是这一点使他的许多行为可以被我们理解。加缪在美国大学版序言中称默尔索“不是没有感觉的人，他的内心被一股坚韧不折而意蕴深厚的激情驱使，驱使他追求一种绝对和真实”，我们很难把默尔索的名言“我怎么都行”看作激情， 他在意识到社会游戏规则的荒诞之后所引发的远离，是一种冷静和清醒，同时伴随着落入虚无的巨大危险，唯有对“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相”的秉持才称得上“激情”。小说中默尔索宣泄其“激情”的经典时刻，便是他与神父关于人生意义的重大争论：“他所有的确定，还抵不上女人的一根头发。他甚至连自己是不是活着都不能确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我看起来是两手空空，但我对自己是确信的，我对一切都是确信的，比他确信，对我自己的生命和这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是确信的。”默尔索的这种“把握”，来自于他对于身体与瞬间这些此岸价值的体认，也只有那些和身体与瞬间直接相关的内容，才让默尔索在小说中获得“绝对和真实”。例如他和玛丽的感情：一方面，他确实如前文所述那样在玛丽身边显得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些什么若隐若现的东西地连缀着他们。萨特对此曾作出过精彩评价：“默尔索与众不同地思考和行动：他不想认识这些持续的、千篇一律的伟大感情；对他来说爱情不存在，恋爱关系也不存在。只有当下、具体的东西才有价值。”萨特的这段评论所指向的，正是这一“身体与瞬间的双重真相”。所以默尔索想和玛丽待在一起，去享受当下的美好，《局外人》中关于他和玛丽交往的许多片段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检视。从这个角度看，默尔索在母亲葬礼上的沉默又具有了与抗拒陈规相平行的另一种可能：默尔索在死刑前夜想到“如此接近死亡的时刻，妈妈也该感到解脱，并准备好把一切从头来过了。没有人，没有人有权利为她哭泣”。这是因为，他的母亲也生活在自己的当下之中，并以此走完了她的人生，任何事后追悼都已无必要，对她本人亦无意义。又例如，小说中关于萨拉玛诺老人和他的老狗的故事，老人每天打骂他的老狗，却在狗走失之后茫然无措，只能向默尔索寻求安慰，甚至独自一人在房中哭泣，不愿再豢养另一条狗。他向默尔索回忆起老狗曾经鲜亮的毛色，却在它未走失之前不断咒骂它皮肤的肮脏。萨拉玛诺生活于过去，却永远地丢弃了当下。查阅加缪留下的几份《局外人》手稿和打字稿，这个细节是小说最后的增补之一，也因此可以读出特别的意味，萨拉玛诺的存在正是这“双重真相”的反例。理解了这一点，方能理解小说的结尾：

我觉得我是睡着了，因为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漫天的星斗照在我的脸上；田野上的声响传到我的耳畔；夜晚的气味、泥土的气味，还有盐的气味，给我的太阳穴带来阵阵清凉。夏天睡着了，它那美妙的安宁宛若一阵潮水，涌入我的身体。此刻，长夜将尽， 汽笛声鸣响起来，它们宣告着这个世上的一次次启程…… 好像这场勃然的怒火净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 也清空了我的希望，面对着这样一个充满启示与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了胸怀。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和我如此相像，终究是如此友爱， 我觉得我曾是幸福的，现在依然是幸福的。为了让一切有个了结，为了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我还是希望我被处决的那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用仇恨的喊声来欢迎我。

这段抒情的文字是《局外人》暗线中的最后一环，代表着默尔索生命力的苏醒。此时此刻，当星光洒在脸上的时候，这个在其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与世界无比疏远的“ 局外人” 以一种回溯的方式感到了其一生的幸福，并且“现在依然是幸福的”。这已无关英雄或懦夫，而仅仅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在满天星斗下，在大地与海洋的气息中，默尔索深刻感到自己与世界隐秘的关联，终于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离开过这个世界，他依旧在穿越他的生活与时代，不在其上，亦不在其外。他不是一个彻底的“局外人”，这也是《局外人》整条暗线所透露的内容，并让我们回想起加缪在最初构思时的那句话：“对妥协的扬弃和自然中的真理。”在这小说结局的最后瞬间，读者发现默尔索的生命力在悄然恢复，仿佛一声微弱却清晰的心跳。只有死亡才能让世界真正与自我分离，而只要活着，即使在这临终时刻，他也依然能够体会自己与世界之间深沉的亲密。他此时已摆脱了虚无，并在与世界的相遇中迸发出更猛烈的热情与爱意。加缪本人说过：“在我们最疯狂的年代，对这片天空的记忆从未与我分离。正是它使我免于绝望。”如果说默尔索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收获了幸福，也同样是星光下的大地海洋完成了对他的拯救。尽管这样的体会姗姗来迟，尽管这样一场与世界的“婚礼”在一个人临终前的最后一刻才得以举行，但毕竟为时未晚。默尔索这段最后的告白暗示着他对自己曾经生活态度的否决。他在这临终前的最后时刻，终于“第一次向这个世界温柔的冷漠敞开了胸怀”。《局外人》无疑是悲剧性的，但也依然透露出一线新声，这一行行对幸福的追忆与呼唤，将默尔索重新带入世界，让他重感与世界相连。清醒、虚无以及对当下价值的体认与坚持，凡此种种以看似矛盾的杂糅方式共同出现在默尔索身上，这恰恰体现着人性的多元与复杂，体现着加缪深邃的目光与丰润的笔触，更体现着作家对于单纯否定性的不满足，发自内心地试图寻找出路，并因此令他的文字包孕着一种独特的生机。在加缪1960年1月4日因车祸意外身亡之后，美国作家福克纳在悼文中写道：“加缪说过，诞生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上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他说过，如果人类困境的唯一出路在于死亡，那我们就是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了。正确的路是通向生命、通向阳光的那一条。一个人不能永无止境地忍受寒冷。因此他反抗了。他就是不能忍受永无止境的寒冷。他就是不愿沿着一条仅仅通向死亡的路走下去。他所走的是唯一一条可能不光通向死亡的道路。他所遵循的道路通向生存的阳光，那是一条完全靠我们微弱的力量、用我们荒诞的材料铸造的道路，在生活中它本来并不存在，直到我们造出它来。”这条加缪用其一生创作走出的通向生存之阳光的道路， 在《局外人》这部早期的作品中，便已在悄然铺设。

1938年10月20日，年仅二十五岁的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共和报》书评专栏中对比他年长八岁的萨特的新作《恶心》作出点评，他写道：

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绝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 有趣的并非这一发现本身，而是我们从中能得出何种结论以及行动的准则。

1938 年的加缪尚未写出他的“荒诞系列”中的任何一部， 也未曾走访过巴黎，与萨特这位他日后的密友与仇敌尚不相识。加缪作为一个法国海外殖民地首府的记者，能在第一时间对《恶心》作出回应，充分说明加缪本人对“荒诞”问题的敏感与关注。他的这段话不仅是对萨特著作的评论，也暗含着他本人创作的起点。年轻的加缪在对《恶心》表达了有节制的赞赏之后，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不一直走到底？”他隐忍地质疑萨特为何从荒诞出发又回到荒诞，而没有接着展开新的行动。所以，今天当我们阅读《局外人》之时，我们需要始终记得加缪的这句话：“确认生命中的荒诞感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这个起点让我们认识到生命中的荒诞，这种认识绝对必要，却决不能因此自我放弃和沉沦。默尔索既成功又失败，每一位读者都可以用他来检视各自的生活，重新标定自己的人生。面对荒诞，要像加缪日后在《西西弗斯神话》的结尾处所要表达的那样：“朝向峰顶的奋进本身足以充实人类的心灵。应当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默尔索没有做到，因为他在意识到生活中的荒诞后，没有继续奋进，没有去推动巨石，还是选择了远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局外人》被加缪定义为一种“否定性”的作品，而在这种否定性之中，加缪又悄悄埋入对人生当下价值的激情与肯定，这种回旋正是一部伟大作品所必备的丰富，也暗示了一条加缪眼中从否定走向肯定的道路，并一直把我们引向他笔下的西西弗斯，以及所有那些抵抗鼠疫的英勇斗士。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便是从否定走向肯定，是成为这荒诞世界中的西西弗斯，无论遭遇何种挫折与艰辛，都始终在肩上扛住“荒诞”的巨石，再一次向着幸福迈进。这样，当我们踏上征途，便已预先将死亡放置在路的尽头，于是当如愿走完全程，我们所拥抱的，便不再是简单的成败生死，在征途中所散放出的惊人璀璨的生命热力，无法以任何寻常的目光计量。生命之火，也正是这样以其全部的勇力抵抗着荒诞。就像加缪所说，西西弗斯“离开山顶并渐渐深入诸神洞府的每个瞬间，他支配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动的巨石更加强大”。这是西西弗斯下山的瞬间，在这个时刻他没有巨石可推，却无比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他知道自己将再次推动巨石，并勇于承担一切。这便是支配命运的力量， 并因此彰显了他的生命意志。对加缪而言，死亡、苦难、黑暗与荒诞是一个人在生命中必须面对的事物，绝非生活最终的目标，更不是生活的全部。它们并非尽头，还需继续深入，直到在荒诞的世界中建立起新的生活态度，在上帝死去之后重获人之为人的尊严。

（作者系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法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