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传》：身为作家的普通人

七八年前读《达洛卫夫人》的时候，书中有段话被我反复抄写，这是伍尔夫对达洛卫夫人和青年人赛普蒂默斯的一段评论：“无论如何，生命有一个至关紧要的中心，而在她的生命中，它却被无聊的闲谈磨损了，湮没了，每天都在腐败、谎言与闲聊中虚度。那青年却保持了生命的中心，死亡乃是挑战。死亡企图传递信息，人们却觉得难以接近那神秘的中心，它不可捉摸；亲密变为疏远，狂欢会褪色，人是孤独的。”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读了伍尔夫的其他几本，看了那部根据迈克尔·坎宁安的原著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达洛卫夫人》里的赛普蒂默斯在影片中成为了身患艾滋的艺术家理查德，后者自然也没有摆脱自杀的定数。影片的结局是伍尔夫在衣兜里揣满石头，走向了乌斯河。妮可·基德曼在电影《时时刻刻》中饰演伍尔夫

如果说死亡真的传递了某种信息，对于那时的我来说，自杀也是一种相对崇高的选择。生者习惯于把这看作是对生活丧失信念的结果，但作为对无意义的生活、对精神与肉体折磨的最终反抗，完成它恐怕需要远超于生存下去的信念。

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从尚未涉世的学生变成在生活中越陷越深的青年人，我所亲历和观看到的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生存与死亡并非如商籁所说的，仅是“一扇向里／或向外敞开的门”。无论是它们各自本身，还是在疾病、痛苦等情况下二者之间的互相拉扯，都过于复杂。

如此来说，在今天读这本《弗吉尼亚·伍尔夫传》更像是让这样一个祛魅的过程变得名正言顺，也将我从对伍尔夫的狭隘印象中拉出来。她经受疾病带来的痛苦，这让她变得忧郁和疯癫，但作为一名普通人和一位作家，她享有在世俗生活与职业生涯中获得乐趣，甚至犯错的权利，重要的是，这些她都做到了。

这本伍尔夫传的作者是伍尔夫的外甥昆汀·贝尔，按照昆汀的说法，这是伍尔夫去世二十多年后，他的姑父伦纳德建议他撰写的。比起伍尔夫的其他传记作家，昆汀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从伦纳德那里拿到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其中包括夫妻二人的通信，伍尔夫的手稿。作为家族成员，他也可以相当方便地查阅伍尔夫与家族成员的资料。

八百余页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传》被分成上下两册，以1912年——弗吉尼亚与伦纳德·伍尔夫结婚这年为节点，上册是她作为弗吉尼亚·斯蒂芬的三十年经历，下册讲述了她从成为伍尔夫夫人到1941年投河自尽的二十九年。

弗吉尼亚于1882年出生于海德公园门。这是一块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从19世纪起，它是人们举行各种演讲、政治集会的活动的场所；在20世纪末，它又因举办大型免费摇滚音乐会而闻名。对于彼时刚刚出生的弗吉尼亚来说，它则代表了父辈们从农夫转变为爵士的奋斗历程，它是优渥家境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弗吉尼亚在海德公园门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期，也并没有逃脱所谓成长的阵痛、生活的残酷。十三岁的时候，弗吉尼亚的母亲朱莉娅去世；两年后，同父异母的姐姐、代替母亲照顾家人的特斯拉去世；1904年，父亲莱斯利去世，弗吉尼亚跟随家人搬到了布卢姆斯伯里的戈登广场，之后再也没有回到过海德公园门。

昆汀把朱莉娅的死看作是：“在利他的工作中匆匆度过了一生，最终燃尽了自己的抵抗力。”这里的“他”既指这个十口之家，也指的是孤僻敏感的莱斯利，在失去妻子后，莱斯利开始将自己放任于悲恸之中：“那个可怕的夏天就这样一幕接一幕地度过，直到最后他彻底垮了，窘迫的孩子们坐在尴尬的寂静中，他呻吟着、哭泣着，希望自己死了。”

母亲去世不久后，弗吉尼亚出现了第一次精神崩溃。同一时期发生在她身上的还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对自己不间断的骚扰。昆汀对这件事的看法偏向于保守：“我对弗吉尼亚的精神疾病不够了解，没法说这种少年时代的创伤是否和它们有任何联系。”

当然，就像前面所说的，弗吉尼亚享有获得乐趣的权利。从昆汀在书中多次引用的《海德公园门新闻》可以看到这点。这是弗吉尼亚在九岁的时候创办的一份周报，她用词语代替了玩具去完成属于自己的游戏，又在这种游戏中记录下周遭的经历。

1892年的周报上记录了莱斯利一家人在圣埃夫斯度假的经历，这是全家人一年一度的盛事，远离伦敦，拖家带口去赶往夏日的海湾。弗吉尼亚在报上写道：“斯蒂芬一家去圣埃夫斯的日子比往年要早得多。在年轻人心目中，这是天堂般的前景，他们热爱圣埃夫斯，陶醉在它那众多的乐趣中……”

在昆汀看来，这片少年时代的伊甸园成为了弗吉尼亚日后创作《海浪》、《到灯塔去》等作品时取之不尽的回忆宝藏。

搬到戈登广场的时候，弗吉尼亚22岁。这是孩子们长大成人，面对新阶段的伊始，弗吉尼亚和姐姐瓦奈萨、哥哥索比、弟弟艾德里安成为家族里仅有的还凝聚在一起的成员，日后，这个集体逐渐扩展为布卢姆斯伯里集团。

但凡后世提到伍尔夫，似乎总是避免不了谈到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在当时，这个集体的拥护者涉及文学界、艺术界的众多代表，是当时伦敦最著名、最风光的团体。但根据昆汀披露出来的内容，团体的内部并不和谐，它的创办理念时常与上流社会的迂腐风气冲突，成员之间也充满了情感和观念上的矛盾，以至于弗吉尼亚不得已提出把成员划分为核心和外围：“核心是一个由对真理的探求者构成的缄默圈子。”

对弗吉尼亚来说，在戈登广场的那段时期还未能开启她的真正创作。她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文学评论上，从1905年开始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稿，这是一段差不多维系了一生的关系。

这一年，弗吉尼亚的哥哥索比因伤寒去世，姐姐瓦奈萨在索比去世第二天宣布嫁人，莱斯利家的孩子再次面临分别。为了不让病重的友人得知这个噩耗，弗吉尼亚不得不维持哥哥仍然活着的假象。葬礼过后三天，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索比恢复得很好。他很生护士的气，因为他们不肯给他羊排和啤酒，他还问为什么他不能和贝尔一起出去骑马和打野鸭。”

昆汀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她还是觉得自己延续下来的生命仅仅是一次没有他参加的远足，而死亡将只不过是回到他身边。”索比和朱莉娅的死确实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弗吉尼亚身边，而等到那个时候，她已经不再是弗吉尼亚，而是伍尔夫夫人。

嫁给伦纳德·伍尔夫这件事多少都有点让人吃惊，它的发生就像瓦奈萨因弟弟的死嫁人一样，来得猝不及防。但事实证明，嫁给伦纳德是伍尔夫这一生中最明智的决定，在投河前写给伦纳德的信里，伍尔夫写道：“我想说的就是，我生命中所有的幸福都归功于你。”而这句话并非是临终前某种带有宽慰性质的话语。

莱斯利爵士与朱莉娅之间的关系似乎可以嫁接到伦纳德夫妇身上。伍尔夫像他的父亲一样，敏感脆弱，加上一直以来未曾痊愈的精神状况，从她三十三岁时发表了处女作《远航》起，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可能诱发伍尔夫精神崩溃，因为她害怕看到自己的作品受到批评。所幸的是，在当时她的作品几乎没有败笔。

1917年，伍尔夫出版了《墙上的斑点》；1919年，出版《丘园》和《夜与昼》；1922年，出版《雅各布的房间》；1925年，出版《普通读者》与《达洛卫夫人》；1927年，出版《到灯塔去》；1928年，出版《奥兰多》；1929年，出版《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1931年，《海浪》问世；1937年，几经重写和修改的《岁月》问世。

伍尔夫曾在年近三十的时候感叹自己的处境，没有结婚，没有孩子，连一部像样的作品都没有。在与伦纳德共度的二十九年里，这些担忧在很大程度上都烟消云散。而伦纳德也确实非常出色地扮演了像朱莉娅一样面面俱到的角色。

这如同是一个人在孤海漂泊多年后，重新回到了臂弯般柔软坚实的港口。在这里，过去的记忆也逐渐升腾，朱莉娅和莱斯利以拉姆齐夫妇的形象出现在《到灯塔去》，索比成为了《雅各布之屋》的主角原型，还以珀西瓦尔德的形象出现在《海浪》里。逝去的家人以这样的方式回到伍尔夫的身边。

1941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伦纳德夫妇商量好，如果英国战败，就共同自杀。在写给伦纳德的信里，伍尔夫将选择自杀的原因归结为：“我肯定自己就要再次发疯了。我觉得我们没法再经历一次那些可怕的时期。”伦纳德可能未曾想到，伍尔夫在如此平常的一个上午走向了死亡，而伍尔夫也没有想到，四年后，这场战争以法西斯的战败而告终。

“将手杖留在河堤，她把一块大石头硬塞进外套口袋，然后走向死亡，‘一种我将永远不会描述的经历’，就像她曾对维塔说过的那样。”

昆汀给姑姑写的传记到此结束了。他所呈现给读者的是身处家庭、社交与日常生活中的那个伍尔夫，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伍尔夫作为普通人的生活面貌，并未过多涉及她作为作家的创作历程。

昆汀曾在前言里将自己的著传态度定义为“客观”，但全书读下来难免让人有一种借题发挥的感觉，倒不是事实有所出入，可能不会有传记作者能比他更接近事实。只是根据事实进行大量文学性的发挥和自我观点的表达，让我这个伍尔夫迷略感尴尬。

最后，作为对文章的一点补充，我想写写伍尔夫曾参与的一桩趣事。1910年，伍尔夫女扮男装，和弟弟艾德里安等四人登上了当时英国皇家舰船“无畏战舰”。他们谎称自己是非洲某个国家的外交团，在舰船上受到了高规格的待遇。此事被媒体披露后，英国海军感觉颜面尽失。而凡是经历这事的人，无一不称赞伍尔夫绝佳的扮相和演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