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民国史研究如何从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中受益

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兴起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并正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史学研究。如何运用全球史和跨国史视角研究中外历史已经成为史学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与此同时，这一潮流的迅猛发展也引发一些学者的担心：过度关注跨国和全球的进程是否会导致对地方力量的忽视，从而带来另一种方法论上的狭隘性。本专栏的4篇文章加入这一潮流，试图从不同方面探究如何在具体的断代、专题和国别史研究中运用跨国史和全球史方法。这些文章聚焦不同国家和不同主题下全球与地方力量的复杂互动，表明跨国史和全球史研究有广阔的前景。本文是王立新教授2017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全球史视野下的民国史研究”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民国时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和最国际化的时代，对外关系和外来力量深刻地塑造了民国的历史进程。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曾言：“第一个共和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其对外关系的性质来界定和塑造的，最终也是据此来解释的……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具有国际维度……在这个时代，对外关系无处不渗入、无处不弥漫、无处不影响，彻底穿透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一说法或许不无夸张之处，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中国人对外来思想、文化、制度的包容和接受的程度，域外力量影响和塑造中国历史进程的深度以及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超过了此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柯文所倡导的“中国中心”取向并不合适，而大陆流行的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也都只能观照和阐释民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超越民族国家框架考察和重建人类过去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界强大的潮流，民国史研究有必要引入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弥补已有范式之不足，以丰富和深化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的理解，并重建被传统范式忽视和湮没的个人和群体的经历。

跨国史和全球史既是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又是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和史学分支。作为视角和方法的跨国史是把民族国家的历史置于更广阔的地区和全球背景中考察，将跨国联系、国际事态以及全球潮流视为塑造本国历史的重要力量，从而更准确和更全面地理解本国历史的演进。而作为研究领域的跨国史和全球史则关注跨国行为体的活动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过程，试图重建被民族国家历史范式忽视的边缘群体的经历、全球化的进程和人类的整体经验。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引入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激发我们重新理解民国的历史，并开辟新的研究题材和研究领域。

将民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中加以考察，重视世界性潮流和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的冲击和影响

19世纪中期以降，中国被迫纳入欧洲主导的国际社会，并作为一个弱国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地位。强国可以塑造国际事态和外部环境，而弱国只能被国际事态所塑造并被动地适应外部环境。起源于欧美国家的重大事态和进程对中国的冲击和塑造在民国时期达到高潮。民国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现象都受到世界性事态和主题的影响，这些事态和主题包括：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资本主义的全球扩散、工业化和现代化潮流、民族主义兴起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性的全球传播、政治与社会革命、世界性的危机与战争。撇开这些重大的全球性事态，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历史其实无法理解。

中国国际地位的衰败、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变主要是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和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果。从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主要依赖外国（西方）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实际上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全球进程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散不仅把中国纳入全球市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到中国，同时全球资本主义的波动也对中国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就其起源而言与中国关系不大，却直接恶化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诱发日本走上侵略中国的道路，对中国的影响至远至深。而现代性的全球传播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20世纪中国的3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与世界潮流和外部事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具国际性，必须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才能够被准确地理解。中国革命的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国际事态息息相关。国民革命的胜利得益于20世纪20年代列强在远东形成的均势局面和新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建立，最重要的就是《九国公约》所确立的“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以及“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的原则。正是在这一国际局势下，列强面对国民革命保持了克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和结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冷战兴起的影响。

正如文安立的研究中所证明的，冷战爆发和苏美冲突“使得蒋介石政权难以全面垄断来自大国的援助，从而使这一政权受到削弱”，同时苏美冲突加强了苏联援助中共和塑造中国内战结局的动力。实际上，“国际事务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所起的作用比大多数中外学者所认识到的都大得多”。从华盛顿会议开始，中国逐渐改变任人宰割的局面，失去的国家权益逐渐得到恢复，国际地位开始缓慢上升，到二战后期成为“四强”之一。中国国际地位和对外关系的这些变化源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美国作为强国的崛起和对远东事务的介入。一战前，中国处于列强共同宰制的地位，列强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中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恶劣。而一战后，列强一致对付中国的局面不复存在，代之以中美合作共同对付日本。很大程度上，是不受中国控制的国际局势的变化左右着中国的命运。中国抗战的结局和意义也需要放在世界局势的演变，即20世纪30—40年代的全球战争中加以理解。

将民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中考察的另一路径是比较研究。20世纪很多重大历史现象，如帝国解体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基督教传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工业化和现代化等等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是跨国甚至全球性的现象。对这些重大现象的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民国历史。例如，通过比较20世纪初期帝国解体和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在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都失去了大量的国土，其中土耳其最为典型，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基本上继承和维持了帝国时期的中国版图。尽管这一结局要归功于很多复杂的因素，但该事实本身已足以让后人对民国外交刮目相看，并引发我们对中国国家特性以及中西方关系的进一步思考。简言之，民国历史应该被置于更广阔的跨国和全球背景中以及20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考察，借用梁启超的话说，要把中国作为“世界之中国”，而非仅仅“中国之中国”和“亚洲之中国”来加以研究。

关注跨国的思想、资本、商品、技术、制度的输入如何重塑中国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最痛苦、最动荡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经历了中国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解体。这一解体是内外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但重建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材料和蓝图主要来自外部，特别是西方。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引进器物到学习制度再到改造思想这一渐次更替但又互有交错的过程，这实际上是按照国际标准（主要是欧美的所谓“文明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教育、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进行改造的过程。

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自不待言，所谓工业化就是“西方化”。军事领域从最初的学习德国，转为学习苏俄，后来又仿效美国。在政治领域，中国按照民族国家模式重构了国家认同和主权观念，成功地把中国从帝国塑造成现代民族国家。从民国开始的历届政府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外来的意识形态（共和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政体模式（立宪君主、议会政治、军事独裁以及列宁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外来力量对中国传统的最深刻改变是文化上的弃旧图新，即抛弃中国旧文化、拥抱外来的新文化。从民国初年开始，中国成为各种外来思潮的试验场，我们热烈拥抱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是洋人的面孔。发源于美国的大众消费主义的输入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大都市中国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医的萎缩和西医的输入是另一个跨国力量塑造中国的故事。这一历史进程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国际化”，即中国加入国际体系、融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标准并根据这一标准对中国进行改造。这一过程在西方看来也是“文明化”的过程，特别是外交领域向海外派遣常驻使节，司法领域强调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以及减少酷刑，社会领域取消缠足和提倡男女平等，都被视为中国接受欧洲“文明标准”的标志。中国对中外条约的认知本身也反映了外来观念对中国冲击的过程。一开始，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反对中外条约是因为其威胁了中国自己的“文明标准”和世界秩序，特别是中国的天朝地位和朝贡体系。中国接受欧洲“文明标准”后，开始根据欧洲的国家平等和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反对中外条约，认为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特别是治外法权条款被认为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标志。中国按照外来标准进行的国际化和“文明化”努力得到了“回报”：1943年英美分别与中国签订新约，放弃在华治外法权。不仅如此，中国还从原来的半殖民地跃升为“四强”之一。这一过程固然应该归功于中国在抗战中的表现，但也与西方各国认可中国已经达到西方的“文明标准”有关。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实现国际化和“文明化”的过程也是中国逐渐获得大国地位的过程。这一现象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对这一国际化进程，已经有不少的研究，但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关于跨国和全球性力量的来源、传入中国的路径及其在中国在地化的过程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关于欧洲“文明标准”的内容以及中国接受这一标准改造自己的“文明化”过程，还缺乏详细的讨论。

开辟新的研究题材和领域，考察民国历史上的跨国团体和跨国现象

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外国在华文教机构以及包括外国传教士、商人和专业人士在内的跨国群体活跃在民国历史舞台上。这些团体和个人并非主权国家的代表，其职业、宗教、族群、性别身份压倒了其国家身份，是民国社会跨国主义或跨国性（transnationalism）的主要体现。

郭卫东教授主编的《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收录的1840—1949年间外国在华设立的文化机构有2627家，包括宗教、教育、新闻出版、医疗慈善和社会文化5大类。黄光域先生主编的《外国在华工商企业辞典》收录的这一时期英、美、法、德、日、意等20余国的在华工商企业有2500多家。二书收录的名单肯定有遗漏，难以囊括全部的在华文化机构和工商企业，但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这两个数字也说明了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外人在中国经济与文化生活中的显著存在和重大影响。在华外人的数量更是难以胜数，仅寓华的新教传教士在1930年就有6346人。这些数字已经足以显示跨国力量在中国的规模和活跃程度。文化机构无疑是现代性知识、思想、观念的传布者，而工商企业在获取中国资源和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资金和管理文化，促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国际化。活跃的个人则在民国政治、军事、社会、教育、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留下了或大或小的印记，是民国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民国时期另一显著的跨国性存在是租界。租界作为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既是国家耻辱的象征，又是展示西方的制度、文化与生活方式的橱窗，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还远没有被揭示出来。跨国性无疑是民国历史最突出的特征之一，跨国行为体是塑造民国历史的重要力量，对它们的关注和研究可以拓展民国史研究的边界，加深我们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理解。

总之，引入全球史和跨国史方法可以扩大民国史研究的视野，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增加新的研究题材，从而丰富和深化对民国历史的阐释。民国史研究可以从当前国际史学界的最新潮流中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