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闻︱吴湖帆改装宋刻《梅花喜神谱》

吴湖帆梅影书屋所藏书画，很多都经过他的改装，因此被人戏称为“书画外科医生”。他对于古籍的装潢，梁颖先生曾以上海图书馆所藏吴氏旧储善本古籍、手稿、碑帖为主，撰写《梅影书屋的图书装潢艺术》一文，作系统介绍。文章开头就举出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双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谱》（下文简称“上博本”），作为吴湖帆在古书装潢上达到极致的例子，但他坦言并未能上手原书仔细检阅。兹因苏州博物馆“攀古奕世——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特展展出原书上册，得以近距离观看此书，乃对吴湖帆改装《梅花喜神谱》有一些新的认识，略述如下。

一

早在2010年，复旦大学古籍所华蕾的硕士论文《〈梅花喜神谱 〉版本考》上编《双桂堂本考》，就专门针对上博本而作，对宋刻本的外观、尺寸、行格等，记录颇为详细。柳向春兄《南宋宋器之〈梅花喜神谱 〉年谱》（2012年《版本目录学研究》总第三辑）一文则对元明以来此书的递传顺序，藏印、题跋等进行全面梳理。然而，纵观近年来对《梅花喜神谱》的各种研究，并未对吴湖帆改装此书的情况作专门考察，不免给人以失之眉睫之感。

上博本以经折装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已逾八十载，上、下两卷分装两册，若全部拉开，均长达十余米。上册有题字、印记者，计四十八开（不含面板），吴湖帆添加者十四开，超过四分之一；下册五十六开，吴湖帆添加者十六开，占七分之二。此外，原书后有元、明间空白旧纸四开，被黄丕烈写满，仍不敷用，黄丕烈（可能还有于昌遂）又添加八开，因此，宋刻原书实际只有六十二开，原装一册，恰到好处，并不太厚。

宋刻本经元、明两朝，一直到清代入藏黄丕烈士礼居之前，很可能都是以版心朝外、对折装订的形式流传，清代中后期才由黄丕烈改装成蝴蝶装。华蕾在论文中已阐明这一点，称“从印成之初起，它很可能是一直作为一册包背装或者线装的”，并列举三条证据，一是“全书每叶后半叶都与下半叶的前半叶互相留下了印痕”，同一页左右半叶却没有印痕；二是“京兆刘氏世家”、“绍兴旌忠裦节之家”，“文徵明印”、“徵仲”等元明两代藏印钤盖后，印泥未干时便将书合上，以致印泥渍沾到后一页上；三，黄丕烈录《读书敏求记》一则“有诗云”四行书写时误低一字，他补记“装成重展，始知末四行误低一字，不及更正矣”，显然黄氏题此跋时原书还是线装，没发现翻到背面写时已低一字，不久之后将书改蝴蝶装，展开摊平，此前的失误，一目了然。至于为什么认定原装一册，华蕾并未解释。但我们可以肯定，有一段时期它是线订式装帧。从原书来看，同样有三条证据：

首先是印渍，上卷最后一页“侧面”的左下角“绍兴旌忠裦节之家”一印的印泥沾染到下卷第一页“开镜”的右下角，原书所有印渍在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吴湖帆珂罗版自印本中均已被修掉，原书中一些印刷时留下的墨痕也都没有了，尽管漂亮很多，却已失真。清人翻刻本同蹈此弊，更有甚者，翻刻本还移动了卷端文徵明“徵仲”一印的位置。

其次，旧签条，吴湖帆将原书所用清代某王爷所题签条保留在上博本的上卷，仅见一条，是归黄丕烈以前此书装成一册的旁证之一。

第三，旧书衣，上博本上卷前有民国十年（1921）花朝王同愈篆书题“宋刻梅花喜神谱”，华蕾注意到下有“金粟山藏经纸”朱文小方章，并称“王同愈篆题书名的那页金粟笺也是黄丕烈所加，本来应该也是用做书衣的”，确实如此。但华蕾未注意此纸中缝中有明显的竖折痕。书衣中缝还有针眼，再谛视各宋刻元书每张书页的左右两侧，也留有针眼，因此可以确定，藏经纸书衣曾是线装时所用。

关于原藏经纸书衣，其尺寸比内页似乎要大，如从纸背映看，可以发现，王同愈篆书“梅花”二字左侧、接近中缝的位置，明显有一条藏经纸重叠的阴影，所以这一开藏经纸，应该是由两个半页拼合后装裱而成的，并不是一整张。吴湖帆装裱书画时，偶尔会将藏品四周边缘裁去一点点，这一情况并未在《梅花喜神谱》上发生。看其内页，宋刻原本四边均用旧宋纸托衬，今黄丕烈的衬纸依旧完好，原书自然未被损伤。不过，在黄丕烈将之从线装改为蝴蝶装过程中，很能有一道对磨损的版心进行了切齐、拼合的手续，导致现在看部分版心上的鱼尾、文字、页码中间有缺失的现象，如上册目录第一页版心四字像是“大母谱录”，其实第一个字是上下结构的“梅”字，“木”旁中间一竖被切去，所以形似“大”字。据黄丕烈所补上下衬纸无拼切痕迹，表明宋刻书页版心拼合的行为，最晚发生在清嘉庆六年（1801）黄丕烈获得此书后。

上册目录第一页版心四字像是“大母谱录”

上博本在进入黄丕烈士礼居后，被改装成蝴蝶装，区别于原来线装，对于清代藏家们来说，似乎更接近于宋版的古貌，其实是“佞宋”的观念在作祟。经过一百二十年的流转，经过汪士钟、于昌遂、蒋宝龄、潘祖荫等递藏，至民国十年（1921）辛酉元月十三日，吴湖帆从岳父潘祖年处获得此书，为自己的书斋取名梅影书屋的同时，便开始酝酿按照他的审美，重装此书。鉴于蝴蝶装类似于册页，展读不便，黏连处容易脱裱，他专门为此书定制了折枝梅花纹衬纸，请裱画师傅将全书重新逐页挖镶，改为拉伸自如的经折装。

吴湖帆改装此书所用衬纸，华蕾说是“净皮宣纸影印淡绿色横斜梅花”，右边中部有“吴湖帆”“潘氏静淑”一圆一方两印文，左下角有“梅影书屋”长印文。花纹没有问题，但仔细翻看原书，我们发现吴湖帆所用这一花纹的衬纸，并不只有淡绿色一款，还有淡褐色（纸泛白）一种，如上博本上册首尾吴湖帆添加的几开师友画梅、题辞等，就有不少衬纸与宋本原书所用淡绿色不同。这种衬纸的完整样式，应是邓邦述、吴曾源、朱孝臧等题词所用的有栏格的套格纸，栏格外面是折枝条梅花纹，栏格内是半页六行的稿纸，版心无鱼尾，上方刻“宋刻梅花喜神谱”，下方刻“吴氏梅影书屋藏”字样。衬纸中间所印栏框的尺寸也有讲究，应是根据黄丕烈衬装后的《梅花喜神谱》书页大小量身定做的，装裱时只需要将栏格挖去，然后将书页逐一镶嵌入内即可。同样道理，冯超然所绘墨梅图、宋器之先生像、吴湖帆所绘《梅景书屋图》等，也是先按此尺寸裁纸作画，再依样画葫芦，镶嵌入册。由于挖镶的拼接处位于栏格的边线上，如不细看，很难发现装裱的痕迹。

吴湖帆定制的梅花纹套格纸，一纸并不是正好一开册页，而是有两开那么长，约七十多厘米，与常见的书条石一般大小。每册用二十余纸接裱而成，装裱原理与装潢书条石拓本类似，却更精细。《梅花喜神谱》裱工技术非常高超，触摸纸的拼接处，无论正面、还是背面皆无凹凸感，只有透过光照，从纸背映看，才能发现接痕。

二

吴湖帆重装《梅花喜神谱》的时间，如果简单依照王同愈题引首所注，应在民国十年（1921），但并不这样简单。据册中题词如吴梅、赵尊岳，以及冯超然作墨梅图，均在民国十三年（1924）甲子。另外一个作画、题词更为集中的时间是民国十八年（1929）己巳，按照常理推测，一般在准备装裱前会积极征求题咏、绘图，等到披挂准备齐全，方才正式付之装潢。

值得庆幸的是，现有两种影印本给我们在改装时间上提供了直接证据。其一是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曾为宋刻本《梅花喜神谱》画梅并题观款的高野侯，以自己所购清代古倪园沈氏翻刻本为底本，交上海中华书局影印。同时，他将沈氏刻本未收的黄丕烈以下、直到民国十六年（1927）丙寅各家题跋排字石印在全书之后，其跋语称“不数月，晤愙斋中丞文孙湖帆公子，谓是谱宋椠本已为梅景书屋长物，装潢甫竟，跋尾有数纸，坚嘱写梅花一枝，以记雅韵，因移录诸家跋识于此册别页，闲中省览，如睹庐山真面矣”。照高氏所说，民国十六年（1927）吴湖帆刚改装好宋刻《梅花喜神谱》，这一次很可能用的是浅绿色衬纸。若高野侯所言不虚，当日吴湖帆只是将原书六十二开、黄丕烈等清人题十二开，共计七十四纸，用衬纸重新挖镶，完成了蝴蝶装向经折装的转变，尽管留了若干空白页供日后请人题跋，但与上博本的一百零四开相比，整整少了三十开。

假如说吴湖帆于民国十六年（1927）挖镶宋刻《梅花喜神谱》，是他获书之后的第一次改装，七十四开分装两册略薄弱，仍装一册则显得有些厚，他势必会酝酿第二次改装。果不其然，两三年之后，吴湖帆便添入二十余开题咏、绘画，将原书分装成上、下两册。据此，可以推定，上博本现今的面目，至少经过吴湖帆两次大规模的改装，才得以形成。

通过对比上下两册《梅花喜神谱》的装潢，我们似可发现吴湖帆重装此书的模式。上册前三页罗振玉题签、清某王爷旧签、王同愈篆书题引首，皆属于题签范畴，从冯超然画墨梅图（1924）开始，一直到周炼霞画梅，以两页梅花图相始终，册前配邓邦述《暗香》、吴曾源《疏影》、朱孝臧《暗香疏影》，册后配张茂炯《暗香》、冯幵《疏影》两开。下册前以高野侯墨梅、蔡晋镛《暗香》、叶恭绰《疏影》始，册后却有两帧梅花，循其规律，当以郑素己巳（1929）冬仲所作红白梅为终止。郑素梅花之前，有吴梅《暗香》、赵尊岳《疏影》两开。但今郑素梅花后，又多出潘静淑集文徵明诗句六绝一开，潘承谋《疏影》、潘承厚《疏影》、潘承弼《疏影》词三开，吴湖帆《暗香疏影》词一阕，似与上册前朱孝臧一阕相呼应。最后殿以吴湖帆、潘静淑合作绿萼红梅一开，则作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乙亥。从中似可发现一个规律，如册前所配画、词以下册为准，应是男画家梅花一开，配《暗香》《疏影》词各一阕；册后所配，以上册为标准，应是《暗香》《疏影》词各一阕，女画家梅花一开。上册前所多的吴湖帆《梅景书屋图》与《瑞鹤仙》、潘静淑《烛影摇红》，下册后所多潘承谋、潘承厚、潘承弼三家《疏影》，均集中作于民国十八年（1929）己巳。如各家所署时间人为的窜改，则吴湖帆第二次改装《梅花喜神谱》的时间可能是民国十八年（1929）底。宋刻原书、清人题跋等七十四页大体未动，在其前后分别插入题跋、绘画二十余开。所以，今天检阅全书，不难发现浅绿、浅褐两色衬纸夹杂混用。

经过1927、1929年两次改装，宋刻本《梅花喜神谱》迎来了改装后最重要的一次影印，其实应算作两次，即民国二十七年（1938）上海商务印书馆借吴湖帆此本为底本，珂罗版影印收入《续古逸丛书》。由于商务版将清人包世臣以下、连着吴湖帆第二次改装时增加的二十余开内容悉数割弃，于是本年吴湖帆将改装后的全书又重印了一版，即梅景书屋影印本，此事原委郑逸梅、潘景郑等都曾道及。

上文提到，宋刻原书、清人题跋共计七十四开，与上博本一百零四开相差三十开之多，为什么说吴湖帆在民国十八年（1929）第二次改装《梅花喜神谱》时添加了二十余开，而非三十开呢？我们以吴湖帆影印本与上博本进行比对，发现从1938年一直到1950年代，吴湖帆对宋刻《梅花喜神谱》至少又小改过两三次，全部三十开并不是他一次性完成的。

小改的几次中，第一次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月末，吴湖帆在潘静淑去世后整理妻子遗稿，“得其丁卯年集文衡山句诗六首，题宋刻《梅花喜神谱》者，已缮正，当时不知何以遗去，未装入，今属刘定之补装矣”，见《丑簃日记》同年十一月一日。潘静淑此页今装于下册郑素梅花之后、潘承谋《疏影》词之前，查民国二十七年（1938）吴湖帆影印本无此页，确是梅景书屋影印本问世以后所添加。通检全书，也只有民国十六年（1927）元旦题诗这一开尺寸与衬纸栏格大小不完全吻合，尽管高度正好，但宽度上略小。彼时潘静淑已去世，不能重写，吴湖帆为纪念亡妻，仍决定将下册拆开，补入尺寸上微有瑕疵的亡妻遗墨。

第二次是1954年前后，上册最后一开张紫东二妹张永芳（琰华）己巳年（1929）所绘梅花一开，被拆换成周炼霞补绘的一帧。这是吴湖帆安排的，友人刘聪兄研讨吴、周因缘时已言之，据其考订两人熟识在1950年代初，之后才将张氏一页换成周氏。尽管吴湖帆在本页题跋中称“原有张永芳女史画梅，毁损于丁丑之役，后由周茝缀补此帧，甲午秋日识”，然据吴氏日记，宋刻《梅花喜神谱》抗战之初，就被他们夫妇安置于银行保险库中。周炼霞落款“拟宋人纨扇笔意，为静淑仁姊补图”并非实录，周、潘两人在潘静淑生前并不相识，这一帧梅花很可能是吴湖帆六十周岁生日前后所作，吴氏倾慕于周炼霞，乃借此将她附名《梅花喜神谱》后，周炼霞在下册最后一开吴、潘夫妇合作的梅花图上加题七绝一首，或许也在此之际。

至于第三次，可能是两年之后，1956年三月，八十四岁的冒广生为吴湖帆题《梅花喜神谱》，有可能也是本年吴湖帆拆开下册后添入的。之所以经过四五次的拆装、换图、加跋，仍让人觉得此书浑然天成，关键在于裱工技术的高超。据上文引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一月一日《丑簃日记》称，为吴湖帆改装《梅花喜神谱》者系装潢名手刘定之。

拆装古书，尤其拆开前后串联的经折装，再重新连缀装裱，且反复数次之多，无疑是伤筋动骨的大手术，相较而言，一般赏鉴的手段如加题、钤印之类，只可视作细枝末节的修饰。吴湖帆既然对《梅花喜神谱》做了四五次手术，一般的修饰更不在话下。以吴氏影印本校上博本，便发现民国二十八年（1939）潘静淑去世以后，吴湖帆不止一次加题、钤印，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

加钤印章一事，并不复杂，纵观全书，上卷书前吴湖帆题《瑞鹤仙》（集吴梦窗句）一开，落款下“吴湖帆”朱白文方印左下方，以及紧接其后潘静淑题《烛影摇红》（集吴梦窗词句自题梅景书屋图）一开落款“吴”朱文圆印、“潘静淑”朱文方印下方，均加钤“吴顾抱真”白文小方印。上卷正文第一页右下角“梅景书屋秘笈”朱文长方印上加钤“潘静淑平生心爱之物”朱文方印，下方加钤“吴顾抱真”白文方印。上卷最后一页“侧面”一帧框内梅枝左下角一下多了四枚印章，从上往下依次是“湖帆”白文、“吴潘静淑”白文、“吴顾抱真”白文、“某景书屋”朱文方印，下卷最后一页“商鼎催羹”一帧梅枝右侧亦加钤此四印。下册第一页左下角冯誉骥题跋外侧加钤“吴潘静淑”“吴顾抱真”两白文印，下卷叶绍翁跋一页左边框“吴万宝藏”一印上加钤“某景书屋”朱文方印。1939年十一月吴湖帆加装的潘静淑集文徵明诗句六绝一开的右下角，也有“吴顾抱真”一印，恐是后加；最后一开吴、潘夫妇合作梅花右下角加钤“吴顾抱真”白文方印。从印文看，添加的主要是潘静淑、顾抱真和梅影书屋（吴湖帆）三类印记，不能不让人怀疑，吴湖帆是为了让顾抱真在《梅花喜神谱》留下痕迹，所以将她们夫妇三人印记，按照他的模式补钤一遍。加钤印章的时间，想来在潘静淑去世以后。

加题的情况，较之加钤印章要复杂些，最大的篇幅出现在上卷盖有“某景书屋”朱文巨印这一开。影印本反映出民国二十七年（1938）以前，该页右半开仅钤“某景书屋”与“至宝”葫芦印。今“至宝”右侧多“吴氏文物四宝之一”大字一行，“周微子愙鼎、宋拓孤本《梁永阳王敬妃双志》、元吴仲圭《渔父图》卷真迹，及此书也。定为吴氏文物四宝，吴湖帆识”小字四行，这应是吴湖帆从北京购回吴大澂愙鼎后所题，时在1945年春。“至宝”印左侧小字题“微子愙鼎为先尚书题名之宝，因以米芾书《多景楼诗》册为四宝之一。湖帆重记”四行，是吴湖帆得到米芾《多景楼诗》册后补题，时在1945年夏，中间相隔几个月时间。从吴湖帆题记看，他提出“吴氏文物四宝”的说法，应当就在购回愙鼎之后的1945年春。

同一页右半开，抗战以前仅装清代某王爷题签一条，今签条左侧吴湖帆加题“梅景书屋镇宝”一行六字，左侧贴近签条处题“黄荛翁诗题第二首首句云，王府遗编费护持。注曰：此书为王府中散出，其签尚是王爷笔云云。即指此签题也”二行，也应与左半开约略同时。

当然，下册也有加题处，即清人题跋后吴湖帆所装梅花纹笺纸第一页，吴湖帆、潘静淑夫妇题记后添加“癸巳元宵，抱真、炼霞同观”一行，并钤“周炼霞”、“吴顾抱真”、“某景书屋”三印。癸巳是1953年，看观款的字迹，出于周炼霞之手，是否真是她与顾抱真在灯节那天一起欣赏《梅花喜神谱》时写下这行字，或许未必，大家更愿意相信这是周炼霞与吴湖帆同看此书时所题吧！

加题还有一点意外情况，就是下卷正文最后一页“商鼎催羹”一帧匡外左侧1935年吴湖帆题“乙亥元旦天气情暖，为二十余年来所未有，梅花蓓蕾似有迎春消息，出此谱观之。因题，吴湖帆、潘静淑同观于梅景书屋试笔”二行，不见于1938年影印本上，颇令人费解，要么影印时被修图遗失，要么是事后补题。同是乙亥年款的下册最后一开吴、潘夫妇合作梅花图页，见于1938年影印本，作画时间却在1929年第二次改装完成后，如果此页（或包括郑素梅花之后的三潘一吴四开）是又一次改装的结果，那吴湖帆拆装《梅花喜神谱》的次数就至少有六次之多。

在吴湖帆的鉴藏生涯中，对藏品一题再题者往往有之，而改装超过六次者，无论是书画、古籍，还是碑帖，都很罕见。宋刻本《梅花喜神谱》是吴湖帆梅景书屋斋号的来源，是吴氏镇库之宝正是这样重要的地位，使得它在三十余年间，被吴湖帆不厌其烦地改装，在《梅花喜神谱》上吴氏鉴藏古籍的手段可说已到极致。此外，作为承载吴湖帆爱情的代表藏品，亦可窥见他对结发妻子潘静淑、中年续弦顾抱真、晚年知己周炼霞的情感。《梅花喜神谱》与《金玉其相册》《绿遍池塘草》等具有时限性的悼亡之物不同，它贯穿了吴湖帆一生的感情。可惜，由于缺少吴湖帆本人的记录，《梅花喜神谱》仍有不少未解谜团，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与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