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地方·评论｜“北京东路制造”：从工业物件到城市艺术

在美术馆遇见五金零件

第12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项目“你的地方”之成果展“我们的地方”，目前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在属于“北京东路制造”的一方小小展区中，那些来自五金商铺中的小零件、小“玩意”组装成乐器，配合上街头影像剪辑，叮叮当当奏响了一曲《北京东路新式膨胀》。其中有意为之的粗糙感，同今天工业给予人们的“设计感”大相径庭。

第12届上海双年展城市项目“你的地方”之成果展“我们的地方”中，“Made in Beijing Dong Lu”展位。

以经营生产资料著称的北京东路，作为“生产”的代名词，进入到“北京东路制造”两位发起人的视野之中。正如他们在招募文本中所说：“最繁华和生动的大马路身后，需要这样一条生产性的’零马路’来支撑”。 “生产”作为另一个极点，与当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各色“消费”分庭抗礼。

然而，与其说“生产”与“消费”占据两个极端，毋宁说二者原本只是相对的，因为一方的“产品”很容易转化为另一方的“原料”。尤其是，北京东路上的五金、电器零件等等，在上游厂商生产出来，分销往下游的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如维修部）。是消费还是生产，仅仅随“用处”的不同而不同。进而言之，因使用和对待它的人而不同。

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是北京东路上出售和陈列的物件。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波澜壮阔的经济活动总体图景中微小却有其份量的中介。就这些物件本身而言，它们眼下还不会消失，恐怕未来也不会彻底消失。北京东路上那些有近百年历史、标志着工部局（“SMC”）字样的窨井盖仍发挥着作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明证。

在附近电影院入口处的图示上，北京东路被注明是“生产资料一条街”。

因而，这条“生产资料一条街”，真正消失的是一种商业模式，也就是那种连结生产和消费的社会运作方式。在城市中心人流密集的地方，生产资料的交易已不被需要，那样的“北京东路”成为一种历史的遗存，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退。可是，只有在面临消失的状态下，人们才有机会发问：北京东路的辨识度从何而来，工业物件何以标志了那里的业态、社会运作模式，乃至于一种“产业精神”？

工业物件的符号化

在北京东路成为“生产资料一条街”的商业史中，我们也能读到一部工业物件符号化的历史：它们从工业运作中抽象出来，成为调动和组织起商户、顾客等人群的规定性力量，从而为北京东路这个街区提供了意象。然而，这种“符号”在街区繁盛之时仍是不完全的，它不能独立于人们对工业物件的经济需求。无论它们的陈列方式令人想起的是盆栽中的富贵竹还是珠宝首饰，当它们出现在商铺环境之中，就多少意味着它们仍只是那些生产/消费过程中的一个中介物。

而今，这些物件进入到美术馆中，以纯然社会领域中的符号意义登场；正如眼下越来越多的工业遗存被赋予“文化”属性并得到保护。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对这些物件乃至场所的经济需求已经降低甚至消除。

最新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上海服务业占全市GDP比重达69.9%，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92.0%，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为50.2%、1990年为31.9%。与这组数据相对的则是，那些散发着年代气息的五金、电器零件与大多数的“生产资料”一道从“都市人”的日常生活中全面撤退。工业虽然仍在城市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种重要性不是通过数量，而是通过向“战略”、“新兴”的高精尖领域转变而体现的。

“我们的地方”中，“Made in Beijing Dong Lu”项目里包括一些在北京东路商户名片上临摹五金工件的作品。

对今天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的大多数人来说，工业是一种遥远的存在。巨大的工业园区搬迁到居民区之间的“空白”地带。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消费主义”所代表的资本运作新方式，让人们越来越多地面对无法拆解的产品整体，以至于它们出现故障时，返厂或更换成为几乎唯一的选项，能够自己维修的场景几近消失。

当“消费主义”推动设计成为工业与艺术明面上的交点时，重新凸显出物质性作为二者共同根基的始源地位就显得尤有必要。和强调整体认知的“设计感”相对照的，正是那种零敲碎打式的粗糙，呈现出若干分离却协同工作的技术物件。它们在美术馆的语境中，作为一个个“作品”，或至少是“作品”的组成部分登场。工业物件被符号化，并进入“艺术”语境，正是这种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体现。

艺术中技术物件的显现

“北京东路制造”向我们展现出了一种可能性：当物件的原本用途不再为大众所认识，同时，在漫长时间过程中积累下的符号功能又还没有丧失殆尽，这时利用这些物件，可以产生出艺术。

“我们的地方”中，“Made in Beijing Dong Lu”项目里包括首饰设计师Vil用轴承做成的戒指和吊坠。

一方面，是前述经济史过程，让展厅里的零件脱离了同经济行为、同工业生产的直接关联；而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个使其与“艺术”建立新关联的意义过程，由此这些零件才能成为“艺术物件”或“艺术品”。触发这个意义过程并不是无条件的。它首先需要回归到物件的物质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被赋予新的意义；就是说，要技术地看待这些物件。这也正是两位发起人所强调的“手艺活”题中之旨。

有人（Paul Levinson，1977）曾将技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其过程本身而成为有趣的“玩意”，继而担当现实世界的功能或反映，最后催生出艺术作品。然而这种阶段划分并不是严格的，甚而谈不上是不同的阶段；因为论者自己也无法说清，每一种特定的技术究竟处于哪个阶段上，有什么特定的标志。但这其中仍蕴含了一些朴素的观察，也就是说，艺术作品的产生，往往是在技术物件的原本功能脱离之后。

对技术物件来说，它最基本的意义在于功能，在它的“用处”。膨胀螺丝的两个部分看上去像是“正好放不进去”；安装技术使之有了一种用处，这个用处也是它成为工业上的一个零件、作为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进入包罗万象的经济活动中的基石。但从经济活动和工业生产中抽离之后，膨胀螺丝的基本物质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它仍然是金属制成的。此时的新“用处”就是将这种特性用于别的目的。膨胀螺丝作为“膨胀螺丝”尽管只有那样一些确定的用处，但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技术物件，却可以被挪用于构成一组打击乐器。这一用法上的改变，让膨胀螺丝得到了新的意义。

因此可以说，同某些哲学家和评论者教导人们的相反，并不是艺术在技术的世界中沉沦，而是技术在艺术中彰显出本色——从制作者在商铺中买到它，到它最终出现在展厅里，这个商业街上的工业物件于艺术中实现了回归技术物件。脱离了经济物件以价格与利润计算的逻辑，从工业生产的组织化与规模化中抽身，回归到一种亲力亲为的物质性实践。相应地，技术物件也呈现出它的零碎细琐的本真面貌，表现出与现成、整体的“技术商品”相异的风格。

意义再造与城市艺术

与工业用途不同，并没有单独的一类“艺术用途”。要使新的“用处”、新的意义进入文化和艺术之中，还需要对这些新“用处”加以阐释。在“北京东路制造”中，参与者将这条商业街的兴衰、童年记忆与家族史回顾串联起来，展示出工业物件既是经济史的叙事、文化媒介叙事或家庭叙事的主题或由头，也可以是展开其他叙事的方式。在这些形形色色的故事中，物件的意义随着讲述而凸显。

但这些毋宁说还只是对“艺术”的准备。物件不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追述和再现，在艺术中，它所进行的是一种表达，是从生活经验中抽取提炼意义的核心要素。如机械的沉重与羽毛的轻盈，打磨过的五金部件则被比拟于珠宝般的光泽，无疑体现出创作者对这些物件倾注的热情。这份热情同时也是对于“北京东路”，这个他们曾经探访过乃至生活过的处所的。在物件和街区间，借道技术达成的意义再造，重新构筑了新的连结。

因而可以说，在对“原”工业物件的阐释中，重要的并不是工业或生产本身，而是成为符号的“工业”、“生产”；它们同时也是与城市的生活经验紧密相连的关键词。当我们追溯那些童年记忆与家族史之所以然，“工业”、“生产”这些观念的确比比皆是，它们在百余年中主导了人们对城市的想象、谋划与经验。还有什么比轰鸣作响的机器、烟雾袅袅的烟囱更能代表一个年代的人们对“城市”的理解呢？也因此，还有什么比已经成为“遗存”的工业设施、工业物件，更能纪念这份有几分浪漫、几分硕果，而又带来几分沉重的理解呢？

北京东路上的一些轴承零件。

这样来看，进入到展厅里的五金零件同北京东路的这种连结可以说是必然的，甚至它使“北京东路”可以超出一条数百米马路的意义。如果我们相信，古代的艺术产生自纪念与记忆的需要；那么，在最为“当代”的语境中，“北京东路制造”里的零件连同作为展厅本身的南市发电厂遗存，正在重申的也正是这一古老的寓意。以“艺术”的名义构筑的一座座大小各异的纪念碑，留存的是那种曾经塑造了这座城市的意识。据说，进入了“后工业”时代的人们，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这样的“纪念碑”；而这样的工作，也更能名实相符地称为“城市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