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店地下交易乱象：假警服假证可订制，新购U盘装满不雅视频

以保安“工作服”下单，却能购买到带有“警察”字样臂章，并配送“一杠一星（三级警司）或三星”警衔的假警服。在多家电商平台上，一些看上去非常正规的网店，暗地里竟做着这样的违法交易。

3月1日以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持续暗访多家电商平台发现，除假警服可网购订制外，身份证、驾照也可“地下交易”，还有售卖U盘的商家“暗语”搭售不雅视频。网购中的“地下交易”现象不仅已成行业顽疾，其隐含的社会隐患更不容忽视。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新教授认为，此类“地下交易”的买卖双方涉嫌触犯刑法；对平台定责，需要厘清是否“明知”“放任”；有效打击此类犯罪则需多方协作，综合治理。

多家电商平台可订制假警服，警衔警徽以假乱真

据中新网报道：2月16日下午，巴中市通江县公安局巡特警巡逻时，发现街上一名警服便服混穿的男子，遂上前盘查，该男子称自己姓程，是一名警察，并向巡特警出示了人民警察证。但巡特警通过警务终端核查发现，“警察”程某某竟有违法犯罪前科。警方后来查明，程某某所穿戴的制式警服为仿冒，系网购的假警服；其持有的人民警察证是伪造的，通过电话联系邮寄购买。

程某某被警方行政拘留2日，并收缴其假冒警服、证件。

近日来，澎湃新闻对多家电商平台进行调查，发现假警服订制并非孤例。

在淘宝，澎湃新闻记者搜索“警服”，会显示“非常抱歉，没有找到相关宝贝”，但搜索“保安服”则会出现许多商家，而这些“保安制服”和警服的差别，只是臂章和肩章显示为“保安”或“特勤”。澎湃新闻调查发现，部分商户也出售“警衔”和警察“臂章”、警号、胸徽。“保安服”配上这些标志就变成“警服”了，几乎可以假乱真。

3月1日，澎湃新闻向该平台多个商家私信询问“有无警服售卖”，有商家直接拒绝，也有商家回复暧昧。其中一个名为“致旭保安制服”的店主虽然表示没有，却另外向记者推荐了一条商品链接。打开这条链接，进入到一家名为“豪威工装制服店”的网店，标明地点为“湖北武汉”。该店家称上述链接里的保安服“自带JC（警察）臂章”，还可根据身高体重参考尺码、大小。店家进一步透露，“这款不送肩章的，如果需要购买新式硬布肩章是10元。有一杠一星到三星（三级警司），一拐、两拐还有带星的等等。”

“挂羊头卖狗肉”式地下交易成电商顽疾

在暗访中，为了确认上述淘宝店家是否真的在售卖警服和相关标志，澎湃新闻记者按店家的指引买下一件。3月4日收货后拆开包装，发现确实是一件假警服，臂章、肩章、胸徽、警号一应俱全，很容易乱真。

3月1日，澎湃新闻以相似的方式在京东平台下单，也成功购买到一套假警服及相关警服标志。卖家是一个名叫“山猫运动专营店”的店铺，客服称可按需求订制警服，买一套衣服可免费配一套警衔，下单后由客服备注即可，如果加20元则可配两套警衔。按照客服指引下单后，记者在3月6日收到包裹，拆开查看与客服描述一致。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此前已有江西媒体报道，在电商平台拼多多上也有商家私下出售假警服及相关警用配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几大电商平台公开搜索“警服”，都显示并无相关商品，诸多买卖都借助于售卖保安服、工装服等幌子。此前已有诸多报道显示，电商领域存在“挂羊头卖狗肉”式地下交易的现象，这已成行业顽疾。

在假警服之外，澎湃新闻记者还尝试调查了其他一些敏感商品。在淘宝搜索“身份证”显示无相关商品，但随机与一些证件制作的店铺沟通则发现，店家会引导加微信再聊，同时附带“亲，您要的我们都有”等诱导性语言。一家名为“精诚印务服务”的店铺在微信里告诉澎湃新闻，假身份证、假驾照等均可制作，假身份证一单300元，一两天即可做好，只需要按照身份证格式提供相关信息。为了取信，该店主还发来其为他人制作的假驾照图片，相当逼真。

此种隐蔽式交易还发生在U盘网购中。此前已有诸多报道称不法商家通过买卖U盘传播不雅视频。一家名为“随便你要”的U盘淘宝店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U盘内35G“欧美日韩国产都可以装”。3月1日下午，记者在网店客服指引下下单购买，3月5日晚间收货核查发现，该U确实“装满”各类不雅视频，总共31G，与店主描述基本一致，也与此前多家媒体的报道吻合。

澎湃新闻调查所涉及的“违禁品”已向警方报备，并交由地方派出所处理。

专家：买卖双方涉嫌触犯刑法，此类交易需加强监管

上述“网络地下交易”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

北京大学法学院王新教授告诉澎湃新闻，这问题需要从三方（买方、卖方、电商平台）来看，买方和卖方实际上是通过电商这样一个中介平台达成合意，然后绕开监管进行非法交易。刑法中都有相关的法律进行惩治，比如：买卖警服，刑法281条有一个罪名叫非法买卖警用装备罪；如果买卖警官证，有罪名叫买卖证件罪；如果涉及淫秽物品，买卖双方的交易达到定量标准，则触犯刑法363条，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还有传播淫秽物品罪。

“涉及到电商平台的责任问题，这主要看平台是否主观“明知”“放任”，因为电商不是直接参与进来，对它就有一个构成要件的因素。”王新说，追究电商平台的责任必须要确认他是否“明知”，现实案例中这个认定相对比较复杂。他指出，打击此类犯罪需要多方协作，综合治理。

北京市法典旗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德志分析，此类行为对电商平台带来的风险大于收益，很少有平台敢主动“玩火”，但从监管主体责任上看，诸多平台应该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加强监管，在商家进驻资质、商品信息发布、商品评论管理等方面加大技术和资源投入，主管部门对平台违规也要加强监督和惩处。

张德志认为，整治此类违法犯罪现象需要多方共治，比如由主管部门牵头，让各平台摒弃门户之见，共享打击犯罪相关的大数据；还可建立“行业黑名单”，政、企、民多方合力，共建长效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