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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察|兰德掠影
说到美国的军事、对外战争与智库的关系,就不得不提兰德公司。兰德公司以其富有独立性、前瞻性、预见性的战略研究,成为美国智库界的翘楚之一。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到反恐战争、未来战争,兰德公司的报告成为五角大楼采取行动的理论来源。
早期兰德
正如托比·马奎尔在纪录片《行动中的理念:兰德60年》中所言,“兰德源自复杂世界中的一个简单理念”,二战结束后数月,这一简单理念就见诸于西奥多·冯·卡门完成的一项名为“兰德空军工程”的报告之中。随后,美国陆军航空队在道格拉斯公司组建了一个研究发展办公室,这就是著名的“研究与发展计划”,或称“兰德计划”,兰德(RAND)就是“研究与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两词的英文缩写,表明了它的创立初衷。1948年5月14日,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兰德从道格拉斯公司中脱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旨在“通过促进和推动科学、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发展,维护美国的公共福利和国家安全”。
早年曾有一个关于兰德公司的坊间传闻,说在朝鲜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寂寂无名的兰德以500万美元的高价,向五角大楼兜售自己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成果。这个研究成果只有区区七个字——“中国将出兵朝鲜”。五角大楼一开始并不买账,认为兰德公司的要价太高,未予理睬。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中国果然出兵朝鲜,兰德公司的预测竟一语成谶,此时的五角大楼追悔莫及,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兰德从此声名鹊起。然而,这个在中国口口相传、流行甚广的故事,却并未得到兰德公司的确认,也没有出现在兰德的公开出版物上,所以很可能只是一个传言,而并非事实。实际上,早期的兰德公司并不十分引人注意,它只是军方的一套“冷班子”,这或许可以从它总部的选址远离华盛顿的政治中心窥见一斑。但这并不妨碍兰德公司与美国国防部的密切联系,以及吸引众多那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研究人员,包括伯纳德·布罗迪和托马斯·谢林等。
196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日趋白热化,美国已经深陷其中、难以自拔。面对旷日持久的战争,反战浪潮此起彼伏。丹尼尔·艾尔斯伯格于1959年加入兰德公司, 1964年受聘于五角大楼,以国防秘书处分析员的身份为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服务。他接触到了大量反映越战真相的文件,这些文件揭示了政府高层如何为了政绩和私利,把美国推入战争,并造成了大量美国官兵和越南平民的伤亡。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刊登了被命名为“五角大楼文件”的国防部绝密文件,曝光了政府的丑闻。随后,艾尔斯伯格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他被美国法庭控以利用职务之便泄露绝密文件等12项重罪。兰德公司也因此受到牵连,一些合同协议被终止。但尼克松政权在水门事件后倒台,迫于舆论压力,艾尔斯伯格被无罪释放,成为了美国人心目中“敢于说真话”的反战英雄,也标注和阐释了兰德公司对智库独立性的理解。
1970年代,兰德经历了多样化业务拓展的阶段,关注的领域也从军事战略转向教育、城市犯罪和社会发展,并与纽约市政府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便开展这些带有创新价值的议题。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恐怖事件之后,兰德率先提出了一项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研究议程,迅速在一个新的、越来越重要的研究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同时建立并领导了一个由负责对付恐怖主义的学者和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的国际网络。
里根总统上台后实施了缩减公共开支计划,使得兰德公司的多样化运营进程受阻。根据让-卢普·萨曼(Jean-Loup Samaan)在《兰德公司:1989-2009》一书中的记载,军事研究重新成为兰德公司的主导业务,在1980年代,军事研究的经费支出大约占用了其预算的80%。1984年,兰德公司被要求提供第一个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全面评估,评估包括对弹道导弹的技术成功防御将如何影响威慑和战略能力、以及盟国的安全利益以及军备控制等。与此同时,有关恐怖主义的研究也逐步兴起。1983年兰德公司高级顾问布莱恩·詹金斯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恐怖主义是一种旨在制造恐惧氛围的暴力行为。幸运的是,这世界其他角落已经发生的恐怖袭击戏码直到今天还没有在美国上演。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一直免遭袭击,这一切有可能正在酝酿之中。”这段话恰好可以看作是对18年后发生的“9.11”恐怖袭击做出的预言和先见。
“9.11”事件之后
1990年代的兰德在各部门之间的预算斗争中度过,但对于恐怖主义的研究却总能使各部门暂且搁置眼下的预算斗争,在全球反恐战争的研究中,集中力量建立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并引入一些新的见识,以避免落入冷战的惯性思维。其中的一个重要见识是对恐怖主义威胁来源的认知,美国意识到,与冷战时期的大国博弈和军备竞赛有所不同,未来恐怖主义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来自于非国家,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重要观点集中体现在哈佛大学教授、卡特政府前国家安全理事会成员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现已成为全球人文社科专业研究生的必读书目之一。“9.11”事件之后,兰德又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将暴力政治运动和伊斯兰恐怖主义方面的新研究任务,与传统的苏联问题、欧洲安全等研究主题接轨,试图从应对冷战的经验总结中得到反恐战争的方法论指引。
兰德公司的研究格外重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对参战人员产生的负面影响。2008年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军人的心理和认知需求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非政府的评估,发现近三分之一的人报告了精神健康或认知状况的症状。该项目促使人们关注大量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严重抑郁症和可能的脑损伤的退伍军人,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相关社会成本。2011年,鉴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执行任务的漫长而多次的旅行,对许多美国武装部队成员造成了包括可能导致自杀的压力,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对军队内部的一系列自杀预防计划展开审查,揭示了陆军、海军陆战队、海军和空军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不同。兰德公司呼吁改革整个军队的预防计划,并采用一套最佳实践的标准方法。2014年,兰德在一份关于美国退伍军人生存现状的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目前大约有550万的退伍军人,包括110万在“9.11”之后服役和退伍的军人,由于战争导致精神和身体残疾退伍军人人数急剧增加,但他们的护理需求难以得到实现。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对军事护理人员的调查发现,为了满足他们的日常需要,许多人依靠家人或朋友提供不可或缺的服务,竟为国家节省下了数百万美元的健康和长期护理费用的非正式护理者。在兰德的呼吁下,残疾退伍军人的护理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的未来战争在兰德公司的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数学家出身的马丁·利比基于1998年起任职于兰德公司,主要从事信息技术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分析研究工作。2007年利比基出版了《征服网络空间:国家安全与信息战》,书中给出了一份细致的术语盘点,包括信息战、网络战争、心理战争等,并建立了网络空间的学说框架。目前,兰德公司全球风险与安全中心主任安德鲁·帕拉西利蒂正在主持一项名为“安全2040”的研究,旨在预测技术、人员和思想如何塑造全球安全的未来。作为这个项目的一个子项目,研究人员正在探究诸如“人工智能有可能颠覆自1945年以来帮助世界免于核战争的核威慑吗?”的问题,研究认为,“人工智能的惊人进步加上无人机、卫星和其他传感器的扩散,使各国有可能发现并威胁对方的核力量,引发了世界主要核大国之间的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人类需要担心的不是好莱坞大片中的杀手机器人,而是计算机如何挑战核威慑的基本规则,并引导人类做出毁灭性的决定”。由此产生的一个对未来的联想是,人工智能的介入将极有可能对现有国际秩序产生颠覆性的改变。
拜访兰德
2018年下半年,笔者有幸来到位于美国加州圣莫妮卡的兰德公司总部,与国际项目主任罗宾·梅利等研究人员展开面对面的交流,了解到当前兰德公司在运营管理上的一些变化。兰德公司在智库定位表述中,力图淡化了与军方的联系,而是突出应对公共政策的挑战,致力于协助推进全球社区的安全、卫生与繁荣事业,尽管兰德公司的资金来源仍然高度依赖于美国政府和军方。从2017年兰德3.19亿美元的收入结构看,来自美国国防部、空军、陆军和国土安全部的占比分别达到21.87%、20.74%、15.34%、13.74%,另外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及其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资金占10.01%,这表明兰德80%以上的收入是来自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这一点与布鲁金斯学会等收入来源高度分散化的其他美国智库截然不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兰德如此强调研究方法的标准化,甚至比一些大学更为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为了加强理论研究与对策研究的融会贯通,早在1970年兰德就成立了帕迪兰德研究生院,成为世界“政策分析”专业博士学位的主要授予点,这在美国其他智库中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一般由多名项目负责人共同担任导师,除了正规课程以外,兰德还要求其博士生必须完成规定天数的政策项目的实习任务,接触兰德的各个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和各类客户,通过“干中学”积累实战经验。
兰德公司还建立起了行之有效的成果评审机制,包括内部评审和外部评审机制,以确保研究的质量和独立性;在对外宣传方面,兰德也十分强调智库运行的独立性和透明度。此外,兰德仍然保留着一些严格的来访制度,比如来访者必须提出充分理由并提前预约登记,访问期间可以拍照但照片内不允许有门窗,等等。兰德总部的建筑设计也是匠心独具,从空中俯瞰兰德公司就像是一只眼睛,休息区的地面上还布置有国际象棋,这些设计细节象征着兰德公司在战略研究方面的预见力,这些充满智慧的预见力充分体现在兰德发布的各类报告之中(见附表)。
根据最新统计,目前兰德汇聚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1850名员工,其中53%(1175人)拥有博士学位、38%拥有硕士学位,覆盖了从数学、运筹学、统计学到政治学、经济学、商科和法律、艺术和文学等多种学科,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组织的广度和深度。2017年兰德公司为350多家客户开展研究工作,包括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基金会;完成了650个新项目,产出900多份出版物,包括含460份兰德出版物和450篇期刊文献,这些文献都可以在兰德网站阅读或下载,并获得了850位捐赠者的资助。
(本文作者李凌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主任)
附:历年兰德公司重要研究报告及其主要议题(194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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