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展因遭非议而终止，蒙克却将之视为“丑闻成就”

如果你在隆冬或盛夏时节来到奥斯陆，你就会了解蒙克作品的创作环境：极端的明与暗。在纽约新画廊举办的展览“蒙克与表现主义”中，着重表现了这两个元素在蒙克和德国后辈艺术家的作品中的运用，如灯光照射在午夜的蓝墙上。

蒙克骨子里是个典型的挪威人，但这次展览将他放到一个更大的历史环境中。蒙克是受20世纪早期欧洲自由主义文化影响的。解放主义、末日恐惧等思潮催生了许多扭曲现实的艺术风格，包括德国表现主义(German Expressionism)。

蒙克于1892年-1908年期间在德国生活，并在此期间发展了国际事业。早期在奥斯陆艺术学校时，他跟着波西米亚作家和政治激进分子时常往来于巴黎，以紧跟当时的思潮。1886年，他的作品《病孩》（The Sick Child）受到了奥斯陆艺术机构的批评，但他视其为“丑闻成就”。实际上，并不是作品的主题出了问题，而是他的表现主义与当时学院派的自然主义相冲突。

这件事也波及了其他事件。1892年蒙克在柏林的个展因遭到强烈非议而终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对蒙克作品的一次绝佳宣传。为了制造出更多这样的“蒙克事件（Munch Affair）”，他在柏林待了16年。他的许多名作，如《麦当娜》（Madonna），《青春期》（Puberty），《呐喊》（The Scream）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这次展览展出了这些作品的经典版本。

即使在那个年代，蒙克还是受到德国的埃里希·赫克尔（Erich Heckel），埃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什内（Ernst Ludwig Kirchner），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卡尔·施米特-鲁特勒夫（Karl Schmidt-Rottluff），维也纳的埃贡·席勒（Egon Schiele），理查德·盖斯特尔（Richard Gerstl）等后辈艺术家的追捧。他们视蒙克为艺术新风潮的楷模，后称为表现主义。

他们从蒙克身上看到的，是与前辈高更、梵高一样的，用艺术表达极端情感的强烈意愿。此外，蒙克在作品中添加了新潮内容，包括新世纪对性的态度，心理困扰，玄秘法门和理想政治学。

在蒙克身上，也能看到因年代和个人因素造成的分裂。他生长于浪漫主义还比较活跃的19世纪，这是后辈体验不到的经历。他的作品中也深深印刻着童年的烙印，他的母亲和姐姐分别在他5岁和14岁时病逝，因此他通过表现主义表达一种病态，以投射一战前那段现实情景。尽管是两辈人，蒙克与那些年轻艺术家还是在彼此身上都学到了许多。

这次展览着重表达了“影响力与亲和力”这个理念。这里还展出了几年前从苏富比拍出的1895年版本的《呐喊》。这件作品自问世以来，一直受人青睐。

1917年，德国艺术家埃里奇·赫克尔（Erich Heckel）在受伤期间，以《呐喊》为蓝本创作了一副木版画，上面的人物置身于战场，做着与蒙克作品中人物相似的抱头动作。1910年，席勒在水彩自画像中，将自己画成了颈部有肿瘤，面部表情呆滞扭曲的形象。

在席勒创作这幅画时，蒙克已经离开柏林了。1908年，他因酒精性神经病住进疗养院。出院后，他回到了挪威。不过，他还保留着在德国学到的东西。一部分是那些年里他接触到的表现主义，那是种视加工重于打磨，混杂现实与抽象的理念。从此，他转变了风格，从传统规则中解放出来。他的调色盘色调也变亮了，仿佛太阳照了进来。对比1894-1895年和1914-1916年两个版本的《青春期》，前者就显得过于阴郁沉重。

另一部分收获是版画制作。这类作品也是本次展览最生动的部分。蒙克在德国学到了正统的木刻画技法，而后加入了创新部分。他将切碎的木块上色，并将它们混到一起，从而使木版画有了颜色。他经常使用木头等自然创作材料。从他的木刻画系列作品《去往森林》（Towards the Forest）中，至少可以感觉到探索性的科学狂人行为，透过几近透明的颜色，画面好像似有似无。

艺术家们也看到了他的变化。在1913年的一组石版画中，表现主义画家埃米尔·诺尔德（Emil Nolde）模仿蒙克的用色方式给画中的女性头部上色。埃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什内在1917-18年版本的“Head of a Sick Man, Self-Portrait” 中，使用了与蒙克同样的技法：打破版画与绘画间的界限。

以上两位画家，还有贝克曼、席勒、盖斯特尔的作品，也为这次的展览增光添彩，这些作品可不是蒙克的陪衬。诺尔德生于1867年，因与蒙克年龄相仿而与其有过短暂的连结关系。当蒙克的敏感缓解之时，诺尔德与其相反。早在1920年代，他就加入了纳粹党；当时的一位年轻艺术家基希纳（Kirchner）也曾深入研究过蒙克的作品。1938年，他被流放到瑞士，后因惧怕德国入侵而举枪自尽。

同许多表现主义画家一样，基希纳的作品也遭到第三帝国破坏。挪威被侵略后，他整日待在工作室创作， 直到1944年去世。